《過春天》：都說港片已死，國內導演卻拍了一部地道的「港產片」

作者：社長

《過春天》平遙影展首映后，媒體人、影評人紛紛在豆瓣和朋友圈刷屏叫好。

電影確實有別於過往的青春片，它的色彩是明亮的，調性是現實的：涉及水貨客、中港婚姻、跨境學童等等問題，這在以往鮮有電影涉足過。

它的人設、對白毫不做作，也沒有刻意表現青春殘酷。所以有人甚至宣稱：“（它）開啟了華語青春電影2.0。”

我看完的直接感受是：別人在說香港電影已死的時候，國內導演卻悄悄拍了一部好看的“港產片”。

有很多時候，特別是電影在香港的部分，恍惚間我以為是在看一部香港電影。開場的港鐵報站、人來人往擁擠的旺角街頭、學校班房中外夾雜的面孔和語調、女主純正的港式粵語，都很地道，很正宗。

在看之前我並不了解導演及電影的背景，觀看過程需要稍微用點力去確認，這是不是一部香港人拍的電影。

我有點好奇香港人是怎麼看這部電影的，隔天我在電影宮就碰上了來自香港的朋友，他說：“拍得很好，完全不像內地人拍的。”

“拍得很像香港人拍的”，不意味著電影就很好。但作為一部講中港兩地生活的電影，特別是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拿香港身份證”、在內地居住，日常穿梭中港，這是電影成立的必要條件。

當然很快，當場景返回到內地時，我則不是太費勁就能辨別出它與香港部分處理的異同。特別是佩佩與內地接貨的水貨客（水哥）之間仍存某種溫暖、善意的關係，而並沒有作那種刻板的帶點惡意目光的描述，無論篇幅還是角度，還是內地電影會給予的。

雖然導演白雪有意無意淡化掉電影中的政治背景，但其實毫無疑問，“身份”與“地域”的對比無處不在。

佩佩（黃堯 飾），是一個來自俗稱“單非”的跨境學生，媽媽阿蘭（倪虹潔 飾）是內地人，和香港人勇哥（廖啟智 飾）結合，後來兩人離婚，勇哥在香港另組家庭，留下母女在深圳。

每天在深圳各口岸你都能看到這一群人，有的是因為香港房價高，日間在香港工作學習，晚上就要回深圳居住；有的就像佩佩這樣的學生，俗稱“跨境學童”。

最初，白雪是要拍那些“跨境學童”的，這是每天在口岸穿梭的主力軍。後來她發現“水客”這個話題更具吸引力，所以便把二者結合起來。

白雪並沒有給佩佩打上窮人孩子早當家這樣的刻板印象，相反，電影所見，佩佩母女一家在深圳生活不算艱苦。

電影一開始，佩佩通過給同學貼膜、賣手機殼來賺錢，原因只有一個：那便是打算存夠錢，聖誕跟她最好的朋友Jo（湯加文 飾）一起去日本旅行。

一次偶然的機會，佩佩認識了Jo的男朋友阿豪（孫陽 飾）。阿豪和香港典型的年輕人一樣，日夜同時打著幾份工作：日常是茶餐廳店的夥計，而他更驚人的身份是，他是一個水客，也就是走私。

阿豪和他的夥伴們通過往返中港人肉帶機（iPhone）賣給深圳的檔主，從中獲利，一次能賺幾百上千不等。

一次意外，阿豪的夥伴在過關時出了狀況，幸好佩佩機智幫忙“兜住”，才安然無恙。佩佩便打開了另一道大門：水貨客的世界。

佩佩走上水客之路理由最初很簡單：她想儘快賺夠去日本旅遊的錢。但很顯然，豐厚的回報早已達成目標，那麼，她一次又一次地涉險而行，目的就不再是“錢”了。

在阿豪的那個走私群體里，佩佩感受到從來沒有過的集體參會感。走私的頭子花姐（江美儀 飾）對她很是欣賞，經常委以重任，也讓她某些時刻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對於佩佩來說，走水貨這件事，她從頭到尾似乎並沒有罪惡感，也許可以說她還小，但作為中學生，她不會不知道走私罪的後果，但她並沒有顧慮太多。對於她來說，走私這件事，後來變成了某種叛逆，她也通過冒險獲得某種快感。

佩佩完全是順著直覺，被自己內在的任性所驅動，也被外在環境所驅動——

當阿豪起了私心，要瞞著花姐單幹，他讓佩佩最後做一單大的——全身上下綁滿比平常多數倍的iPhone，出於對阿豪的好感（異性的，也有帶著同病相憐惺惺相惜的）和信任，佩佩答應了。當走私四部和走私100部，後果完全不同，但佩佩沒有考慮太多。

佩佩是個單非家庭的孩子，在香港上學，在深圳生活，關於她，阿豪曾經說過：“她拿香港身份證的。”佩佩在二人爭吵時脫口而出：“你不過是做茶餐廳的！”這是一次身份互相確認，但再沒有深究下去。

如果過去是“九廣列車”的話，終於有一次列車是從“廣”（東）出發，回到了“九”（龍），讓內地電影有一次和香港電影的接通和對話的機會。

電影尾聲，佩佩帶媽媽登上了香港山頂，那顯然是阿蘭第一次從這個角度鳥瞰香港全貌，只見高樓大廈在一片霧霾籠罩之下，灰濛濛一片，失去了顏色。

阿蘭口氣略帶感慨：“啊，原來香港是這樣的。”

奇遇：為什麼要拍一個關於水貨客題材的電影？

白雪：這個其實就是當時最早找到了跨境學童這個話題，然後當時就覺得這個這個人物她每天都要往返，便於點之間的這種連接，她會見到的是深圳的早晨和深圳的晚上，然後香港的白天。

所以就這個人，非常有趣，她有兩邊雙重的這種生活，那我覺得她幹什麼事情才能找到存在感，所以我就想到了這個走水的這個動作線，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她最如魚得水。

所以我覺得這個動作還蠻有趣的，她和她這個人物的主題，我覺得會很相稱，就是因為她其實就是想在這個過程當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每天都來來去去地走。我就深入往下想。

所以我覺得找到這個動作線，是決定這部電影成敗的很大的原因。

奇遇：你是怎麼去了解水貨客這個群體的？

白雪：在口岸，我主動去跟他們聊，然後我就裝作我也想入行，那裡就會有好多人會在那裡等活兒。然後同時也就是發動身邊的朋友們去問，你們認識誰在做這些事情啊等等，也親自到香港那邊去看了一些倉庫之類的。

那就真的自己走進去看，然後就是自己裝作是想要做這個事情，然後還可以打扮得普通一點，偷拍了不少東西。

我覺得那些生活對我觸動挺大的，因為那些人很鮮活的臉，所以後面我們真正的水貨倉的設計，實際上等於是一個在我們採訪的基礎上，把它重新塑造了一個場景，我自己是很滿意的，包括跟美術張兆康也是在各種討論，就是說我們需要用唐樓這種香港臨街的場景呢，還是在一個大的倉庫里。

其實它是有現實基礎，但是同時我們又加了一些創作。

奇遇：女主是怎麼找到的？幾乎看不出她是內地的演員。

白雪：她之前也有過一次跟香港人合作的經歷，所以她有刻意把那個香港粵語的口音練一練。

因為我其實在選角的時候，除了她要會粵語之外，我對口音也很在意，就是因為我知道這樣的一個角色，必須得是地道的香港口音才對，你不能試廣東或其他地方的口音。所以她也有，自己再去多看多聽，然後多練。

奇遇：阿豪呢，他就很港仔，但聽說他一直在台灣演舞台劇的。

白雪：其實他是我的攝影師在台灣一次工作上面遇到的，然後我攝影師當時看劇本的時候就覺得他很合適。

然後他其實個人本人的那個性格跟這個角色有點偏差的，他自己很很紳士，很有涵養的一個人，所以他其實在這三個演員裡面，可能在個性上是離這個角色稍微有點遠。

但他其實自己給自己動用了很多方法，他這兩天也跟我講，除了我在幫助他的那些之外，我們幫助他的就是，比如說我們劇本圍讀，我們讓演員大概提前一兩周來圍讀，尤其三個主演，讓他們互相儘快的熟悉起來。

我們去看景的時候再確定的場景，我帶他們去，在實地的場景裡面，我們也排練。然後香港的製片方都瘋掉了，還有人這樣干，還有人這樣拍電影。

因為香港是按時間工作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也沒有人催我，所以就這麼幹了。

但是拍完戲之後，香港那邊的製片方回到深圳跟我們碰面，就非常感動。他們說第一次又重新找到了，真正認真做事情的那個狀態是什麼樣子。

後來我在看烏爾善拍那個《封神榜》，他那個講座我也去聽了，我覺得其實每一個導演他想做成一件事情，一定會有自己的方法。包括《嘉年華》那個文晏導演，我看她也是，就是對演員的培訓的方法。

其實你就是要清楚最終的結果要什麼，各種各樣的方法都可以讓演員進入角色。

我是一個新人導演，但是我自己知道，不要去在意這些所謂的行業內的潛規則，或者是潛的行規，我覺得那些東西不要成為自己的障礙，我只看最終的結果，至於這個過程，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做到都ok。

所以孫陽也在說他，他怎麼樣能儘快的又回到香港年輕人的狀態，他就去這些人會去的地方去看那些人。

所以這種直觀的這種感受，對於演員，對創作者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奇遇：怎麼理解現在的中港關係？

白雪：我因為在深圳成長，所以我對深圳香港有特殊的情感。

我記得有一次，我實在是寫劇本特別寫不下去的時候，我突然間又想就寫，自己給自己寫了一篇散文，就是我為什麼要寫這個故事，然後我就想到我97年的時候就香港回歸的時候，全深圳市的小朋友，小學生，中學生冒著大雨送駐港部隊進進香港那一夜，對我的人生的影響很大。

磅礴大雨，然後又很開心，孩子們都很開心，然後看到那個解放軍的那種很威嚴莊重的那個場面，那個場面確實挺震撼的，但是你說不出來，就覺得是一種儀式感。

然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回歸之後，其實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跟我父母，就覺得你到了另一個世界，真的跟深圳的差異很大，在街上人也很和善，感覺你們在找路，就是會主動過來問，然後就是帶我們去等等。

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之後，我覺得主要是經濟上很多問題都在產生變化，嗯。

我在做這個片子的時候，其實除了這些劇本當中的人物的，包括故事線索的採訪，我還看了大量的香港過去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時代歷史背景。

越看的多吧，我就覺得我在寫另一個世界的故事，就是他跟我們是完全不同的成長環境，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在這方面肯定有一些理解的不到位的地方，但是我就是儘可能的多去跟各個階層的人聊，我對香港各個階層的人就知道了。

其實一個事情，每個人都是片面的局限，那我怎麼樣能夠展現一個全景的狀態，我覺得我可能也是主觀的。

我個人是覺得很多香港人其實都廣東人，他們的祖籍，你在網上問，他們都是可能跟廣東，甚至很多上海的移民到了香港。

我覺得跟就是跟內地這邊的黏連是非常深的，割捨不斷的，所以我其實很想把這層含義傳遞進去，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那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割捨掉的。

所以我其實不想去聊那個政治層面，社會層面的東西，更多的我是想關注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否有溫暖的那一面，嗯，這個可能是我的一個私心吧，我不想把這個世界看的那麼殘酷。

奇遇：這個故事大多時候很溫暖，其實也有點殘酷的。

白雪：但他其實那個殘酷的力度還是不及，比如說《踏血尋梅》啊，或者是有一些，我覺得我自己給自己設置了一些障礙，就是因為我不想讓它那麼不堪，那個家庭的矛盾，戲劇衝突那麼強烈。

這個東西其實就那強烈的東西，其實有利於戲劇的東西出現的我呢，又讓她家裡也沒那麼窮啊，去日本也不是不可以啊。

我後面想做的那種感覺吧，就是想說，其實就是女孩子簡的一個憧憬，隨便說了一句話，但是在她心裏面種下了這個種子，就像個小毛線球，只不過事情真的是越滾越大。

她賺了錢之後，到她最膨脹的時候，甚至她可能想去加拿大看雪，日本算什麼？她膨脹了嘛，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並不是說一個她真的像是要去日本追星啊，有那麼強烈的主動的那個願望，而是她更多的是一種探尋，希望尋求到在同儕之間的那個存在感，虛榮感。

然後我覺得其實真正殘酷的地方，我自己覺得還好，我對佩佩還是挺溫柔的，包括最後她能夠跟她母親的諒解，達成一個和解。

其實到最後也還是挺沒有希望的生活，比如說最後那一幕，有光明，但隱隱又覺得不是那麼美好。

但是我覺得人總是這樣，就是你還是得繼續的面對生活，所以佩佩能夠正視自己的身份，我覺著對她來說就是一次成長。

我覺得青春片里說的青春成長，成長就一點點就夠了，沒有對她產生這麼這麼嚴重的後果，她也不是殺人，也不是去販毒，就只是這一個小的片段生活。

奇遇：有香港人看過這個片子嗎？他們怎麼評價的？

白雪：有一些香港業內的朋友也看了，然後我最感動的是在多倫多，其實有很多香港的華人，然後他們看完都特別激動，他們可能會比內地的朋友更激動一些，他們就覺得很多年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在講真實的香港，而且他們覺得就是很真實，沒有說覺得有傾向性，所以我覺得不會讓香港人看到，會有不舒服的感覺，反而是他們可能因為又在多倫多就想起自己的家鄉，然後他們就覺得特別好看，特別開心，而且我又是個內地的導演，他們覺得很不可思議，為什麼一個內地導演可以把香港拍成這樣，這個是我最欣慰的地方，因為我一直擔心這個。

奇遇：田壯壯是片子的監製，他有給什麼指導意見嗎？

白雪：我覺得田老師是一個特別好、特別稱職的監製，他的那個幫助是沒有太管，因為我的兩個製片人他都非常信任，然後因為其中一個製片人是我先生。他原來是錄音還是音樂作曲，所以加上萬達的製片人，所以他們其實都非常的專業。

田老師這次其實在劇本層面，我一開始還沒進入青蔥計劃的時候就給他看過，他覺得這是很不錯的一個題材，他就鼓勵我說「你這個好好弄」，所以我當時就又參加了青蔥，他又是導演組的導師，所以後來李少紅老師建議他來做這個電影，他義無反顧的來幫助我。

開機前的劇本圍讀、然後演員的造型，他來幫我看一看，幫我出了出判斷，然後剪輯的時候他看了一下，中間他就不管我了。

中間我覺得我聽的最多的話就是他說「你自己定」，到現在，我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因為我後來越來越少的問他問題，甚至問他問題肯定也沒聽他的。

但是他就是想在這個過程當中，讓我自己能夠作出獨立判斷，他後來跟我聊過，他說我就是在逼著你做獨立導演，這個很重要，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監製，他在把這個作品能夠有條不紊的完成的情況下，他還在磨練我，所以我覺得非常感謝他。

他對我最大的一個影響是一些電影觀上，就是比如說他會跟我說，你拍戲的時候「你要先把劇本先忘掉」，就享受在現場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其實拍戲整個過程當中，除了有群戲，有很多詞的那些，我會看一看劇本之外，我幾乎沒有拿出過劇本。

我還第一次感覺，居然可以不用看劇本就可以拍戲，因為都在腦子裡，都在心裡，包括先拍什麼拍什麼都非常知道。

所以其實在現場我就盡量的去讓自己在放輕鬆，然後抓取一些可能我在現場感受到的那個氣氛，所以田老師對我影響比較大，其實拍戲拍的是情緒和氛圍，並沒有再拍故事。

奇遇：海關那些場景都是實拍的，是怎麼辦到的？

白雪：整個電影難度最大就是海關的部分，這在香港當然是完全不允許，所以我們在香港的部分就是找了一個船塢的碼頭，在那個地方也有閘機，所以我們租的那個地方來作為拍攝的現場，美術上做了一些道具，請個群演，那場戲花了很多的錢。

那麼多人就那天是花了不少錢，然後遊艇戲花了不少錢。

大陸這邊的海關也是非常難磕，所以就是在深圳真的是絞盡腦汁，找各種關係，七拐八拐就找到這些人。

主要是我覺得還是製片人的功勞，就是賀斌他們，我覺得如果換一個製片人，這個事情可能就做不成。

他真的是每天早上五六點到那個門口去等那些領導，等了好多天之後，人家說，哎喲小夥子，你又來了，你們拍電影太不容易，這還是以誠打動，不是因為那個場景對我來說太重要，如果不拍它就不成立，但是我們又沒有錢去搭景，何況你沒有辦法複製那個空氣里的那個氣氛。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深圳市政府這些領導都很願意幫助我，同時也是我們後來拍完戲之後，挨個去跟他們每個人謝謝，賀斌帶著我，這個也是我挺感動的，因為我沒有想到拍戲全組人都走了，然後他就說咱們兩個人去謝謝一下就行。

有些片警就是街道的警察，還有消防局啊什麼的，我們都去，他們就很感動，他們覺得自己並沒有做什麼。但我覺得這些事情其實是應該在拍戲之餘，一個電影該有的該應盡的責任，真的是責任，就是讓大家其他行業的人，社會上人知道，我們拍電影，一方面是不容易，然後我們也是有一些去感恩他們的心。

那個事情肯定是要這樣，對，這個是寫劇本的時候就這麼寫了。那個地方，如果是你著力去拍的話，會更不舒服，所以我們就想說用這個用一個航拍的這個方式。我覺得那個航拍的鏡頭，其實我糾結了很久，因為他就跟我說，他覺得這個這個鏡頭是全片最視角不一樣的一個鏡頭，建議我不要。

但是我是覺得那個航拍鏡頭拉起來的時候其實是有一點詩意的。這個警察要來肯定是肯定是必須的，因為這樣子其實在，我覺得不單隻是說中國的審查，全世界，你這樣的故事，他都應該受到應有的懲罰。

但我覺得對於一個主人公，我個人覺得她的懲罰除了這方面，應該更多的是一些其他層面，她自己心裏面得到的教訓，她得到了成長。所以其實這個解決也不是說完全是因為審查。

奇遇：這兩年女性導演女性題材特別多，這次平遙就來了很多女導演。

白雪：在我寫作的過程當中，我會發現也寫，寫女性當然一定會更好寫，因為自己就是女性，但是我同時對男性的一些角色會更加的心疼，所以我對勇哥，水哥這幾個角色我會更加的心疼。

我覺得男性有的時候會承載更厚重了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兩難的東西，但他們其實無法表達出來，無法釋放出來。

我到自己都沒有去，特別有明確的是說我在有帶著這個思路在創作，我覺得世界上就這麼兩種人，誰的電影里都會有男人和女人，所以我倒沒有這個，這方面沒有特別區明確，我就是現在著眼在女性主義者。

關於花姐這個角色，其實我覺得她有點像佩佩的另一個媽媽，特別在她的那個水貨倉，找到了家一般的溫暖。

所以這個女人其實對於她來說，她確實是讓佩佩感覺到，原來被一個人這樣看重，這樣關心是這樣的，她們還認乾媽乾女兒之類。但是這個女人他其實同時也是多年自我打拚。

我覺得談不上利用，就是商業社會，誰都在利用誰，對吧，那佩佩她開始做這個事，她也是要靠著他們，所以談不上利用誰。

他們一定產生過真摯的情感，但是在利益面前，或者在這種背叛面前，你就不堪一擊了。我覺得佩佩身上有阿蘭的那些商業的經商的頭腦，但是阿蘭是一個很不著調的一個媽媽，永遠長不大，她的想法都很好，但是都很不著調，她很他很努力地想要關心女兒，想要做到很好。但他的方式就是局限在他的這個階層，她的想法是，我就給你賺錢就好了，我怎麼樣賺到錢就是對你好。

佩佩又看到一個花姐這樣的一個形象，我覺得她應該會很盼望自己成為這樣一個幹練的所謂的事業的女性。這三個人，我覺得是有一些互相有一些關照的。

奇遇：片子看上去預算不低，找錢困難嗎？

白雪：我其實覺得我挺順利的，就是在青蔥計劃之後，這個平台真的很棒，這個平台能對接到很多業內的資源。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其實萬達的製片人看中這個項目，所以就跟我聊了，聊完之後還有更多的人也來找我聊，然後說已經跟萬達談好了。

我覺得在這個之前，我寫劇本的那個時間裡面，你是很渺茫的，這個劇本能不能寫成都不知道，寫成之後能不能找到投資，也是充滿了迷茫，恐懼這樣的。

那個時候肯定是覺得很難接受，太難了，誰能找誰去啊，對吧。所以可能有一個好的平台，對於青年導演現在真的是很幸運的一個時代，各種各樣的創投，其實都很看重青年導演。

我覺得如果你的東西劇本真的夠好，夠紮實就一定會吸引到好的資方，而且現在的資方，我覺得都很願意去幫助年輕導演，所以我覺得這幾年，中國的很多新導演會頻繁地往外冒，覺得一個也是因為80後到了一個主力的時間，到了我們該想去說話、發出聲音的一個年齡段。

我覺得這個可能都是各種時機，機緣巧合。你要是放在我剛畢業，二十二三二十三四歲，市場環境也沒有現在這麼好，即便是有一個好的想法，或許那時候也沒有好的想法，我覺得那個時候可能會怨天尤人，為什麼沒有人給我拍戲啊。

可是現在回頭想想，那時候的想法就是不成熟，確實這個東西就是要一個，等到有一定時間的積累，和你對生活有認知有磨練之後，你才能才能做到比較好，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後面的創作者來說，非常的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