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前COO石赫偉：應對金融危機領導力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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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石赫偉（Harvey Schwartz）正任職高盛。危機過去十年後，這位高盛前總裁兼聯席首席運營官在10月初北京的一場媒體茶話會上分享了他的經歷和教訓，並與美國博思瀾亞顧問諮詢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戴青麗（Deborah Lehr）共同討論了中國經濟、市場開放、全球貿易和“一帶一路”倡議等熱點話題。

金融危機經驗：領導力至關重要 

對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原因，石赫偉認為，積累到危機爆發時的經濟強度需要很長時間，次貸危機被認為是根本驅動因素，但是同時還有其他驅動因素的影響，也是長期累積的結果。數十年時間內，利率的下降增加全球和多方面資產類別的槓桿率。

 “一是要理解風險本質是否為系統性風險或者犧牲金融體系造成的其他風險；二是廣泛運用槓桿工具以及去槓桿在短期給經濟帶來的影響；三是領導力，在危機時刻，美聯儲和全球政策制定者表現出的領導力非常重要。”

隨著美聯儲持續收緊其貨幣政策，美元逐漸走強，土耳其、阿根廷等新興市場近期出現了貨幣貶值危機。對此，石赫偉表示，數十年來利率一直在下降，鼓勵使用槓桿和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以及全球央行一度擁有全球債券中的逾30%，這幫助營造了極低的利率環境，並明顯推高了資產價格。隨著美聯儲等央行加息並退出QE，某些機構實體或受到貨幣政策收緊的影響，面臨風險。

“美聯儲的表現非常優秀，無論是在危機應對，還是採取必要的在量化寬鬆管理及退出量寬等措施方面，表現都非常卓越。現階段美聯儲面臨退出量寬或者量化緊縮，他們管理推進這一過程的表現也很出色。但是不論如何完美，就算在最好的條件下仍舊會有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在經歷十年牛市后，利率開始進入新加息周期，都會使我對市場有些擔心。”

中國經濟去槓桿：經過深思熟慮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兩難。一方面去槓桿任務重，這需要相對緊縮的政策；另一方面，國內投資和消費增長乏力，這又需要寬鬆的外部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貨幣政策也面臨艱難抉擇。對此，石赫偉表示，中國去槓桿的措施經過深思熟慮，並且執行地不錯。“去槓桿無論在哪個國家都不是易事，需要做非常艱難的決定。”他說。

“一般來說，提升槓桿鼓勵經濟增長比較容易，但去槓桿卻要做出艱難的決定。在我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們動用手頭所有資源來實現政策目標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中國目前去槓桿的進程還不長，但我相信他們會用所有可支配的政策工具使其富有成效。”

要成為最大經濟體必須市場開放

在貿易保護主義全球盛行之際，中國正在逐步開放金融市場。石赫偉表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增長幅度一直令人感到驚嘆。要長期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需要增加外部資本，加強市場競爭和資本自由流動。不過他指出，在對外開放的步伐問題上，正反雙方都有各自的觀點。

“有一些人認為，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幾家銀行都是中國的銀行，是不是開放的步伐應該快一點。我認為，這樣的轉型過程非常複雜，有很多因素需要權衡。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條有條不紊開放資本市場、實施資本市場和所有制結構自由化的路徑。因為從長遠來看，如果沒有開放的經濟和市場，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不可能的。長遠可持續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是開放性資本市場幫助資本有效配置。”

戴青麗則認為，中國應該邁出更大膽的步伐，雖然有些行業還處在增長期，但比如相對成熟的金融服務行業，監管機構和企業沒必要擔心全球優秀的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后的影響。“我認為， 這並不是一個負面影響，而是能夠提升整體的行業水平。”她說。

貿易摩擦：談判需要找到平衡點

戴青麗曾就職於美國政府，在總統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擔任負責中國事務的美國貿易代表，也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兩個知識產權談判的首席談判員，以及1992年“市場准入協議”談判團隊成員。 

在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上，她表示，任何貿易談判都會有爭論話題，這不只是中美之間獨有的問題，談判最終是希望能夠取得平衡。她表示，雙方談判代表都把維護國家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需要找到各自的平衡點。

她說，自己最早參與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是在1991年，當時也有同樣的討論，但每一輪談判雙方都找到了合適的平衡點。“我認為，兩國都很明智。”

在被界面新聞問到，如何評價川普政府收緊對外國投資的審查時，戴青麗表示，美國是否會加緊對外國投資的審查，以及最終是否會通過這個法案，現在要判斷還為時過早。“但是總體來說，這個法案本身是希望投資變得更加公平和透明，法案的設置也並不是要阻礙中國對美國投資，”她說，“監管措施並不是只針對中國。”

 “一帶一路”：非常大膽的舉措  

在“一帶一路”的問題上，石赫偉表示，與二戰後美國在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劃類似，“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會對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在中國的人才、資本輸出，及通過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幫助發展經濟增長的能力方面，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膽且重要的舉措。”

戴青麗則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創造了一個平台，藉此尋求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尤其針對如何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雖然評價它是否成功還為時過早，但它確實已經在世界上產生了影響。

“中國的企業在海外投資方面現在也變得更加有經驗和老道，這一點是非常積極的，”她說，“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經開始調整其國內政策，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來自中國的投資。”

“我們與埃及以及中東北非的企業有過合作，我們發現，他們制定了清晰的策略以吸引基礎設施融資和中國技術。相比於來自美國或歐洲的技術，中國技術更適合他們的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