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是這一代人的職場底色|專訪董潤年
「每天趕同一班地鐵,點同一片區域的外賣,做內容差不多的PPT,回家刷大同小異的短視頻。」這是導演、編劇董潤年在創作《年會不能停!2》期間,採訪職場人時反覆聽到的真實生活切片描述。
早在2017年,董潤年就開始接觸大量職場人,在他們身上,董潤年清晰地感受到職場情緒涌動的變化。2023年《年會不能停!》的出發點就是來自於大眾對於裁員的恐懼,然而,不過兩年的時間,情緒又變了。
疫情結束后的復甦預期落空、互聯網大廠的「降本增效」從非常態演變為日常、裁員不再與個人能力掛鉤、上升通道收窄。年輕一代的「躺平」背後,是結構性的無力感。而諷刺的是,在職場生態停滯、板結的情況下,AI技術以驚人的速度侵入管理鏈條,從輔助工具變成替代者,「蒸餾」職工、壓縮中層。一切都在加速,一切又彷彿原地打轉。
於是,當「被困在循環里」從個體感受上升為集體癥候,董潤年決定將這種抽象的心理困境變成一個敘事前提:讓主角真的陷入時間循環。在《年會不能停!2》里,劉奔(張若昀飾)和馬傑(白客飾)進入了「無限流」,他們借用這一設定一點點進行職場試錯,以此來達成升職的目標。在董潤年看來,他在用「無限流」的方式,進行一場關於現代職場權力、異化與覺醒的思想實驗。

《年會不能停!2》在延續前作現實主義的底色上,選擇了一條貌似更「癲狂」的路徑,但這冒險的創作,在董潤年看來恰是現實的荒誕和諷刺,同時也是最大化覆蓋大眾情緒共鳴點的方式。
在電影上映期間,董潤年接受了界面文娛的採訪。他從角色設置、職場困境、AI衝擊,一路談到喜劇的祛魅功能。
01 「被裁」曾是打工人最深的恐懼
界面文娛:《年會不能停!2》從什麼時候開始籌備的?中間經歷了怎樣的創作歷程?
董潤年:把這部作品延伸為系列,是在《年會不能停!》公映之後,大約2024年3、4月落定的。在《年會不能停!》上映和路演途中,我們收到了很多觀眾的祝福和期盼,他們覺得職場題材切中了太多人的隱痛,希望我們能繼續深挖下去。我們的微博私信里也開始湧入一些陌生人的故事,他們主動分享自己的經歷,希望能夠成為電影素材。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識到,職場人心中積壓的傾訴欲、委屈與無力感,遠比銀幕上呈現的要多。
從2017、2018年起,我們就在系統地收集和整理職場生態的故事。2023年拍攝劇集《不討好的勇氣》時,因為劇情需要,也做了很多職場故事的搜集。到了2024年,《年會不能停!》帶來的反饋,反而讓我們獲得了更鮮活、甚至更荒誕的素材。

界面文娛:《年會不能停!2》的創作期間,你對職場有了哪些新的觀察?
董潤年:做《年會不能停!》的時候,我們接觸了很多職場人發現,「被裁」是打工人最深的恐懼,甚至會給人一種羞恥感,因為「被裁」意味著對個人能力的否定。但這兩年,許多人索性「躺平」了,因為大家意識到,互聯網大廠「降本增效」式的裁員變成了一種常態,這與你是否努力、業績好壞全無關係。我們甚至見過整個部門盈利良好、業務健康,卻被全部砍掉。
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對於自己的未來感到迷茫,尤其是剛入職五年之內的年輕人,他們普遍反映上升通道變窄、看不到前進的方向。
界面文娛:為什麼這次選擇用「無限流」的方式詮釋職場?
董潤年:很多人向我們傾訴,日子像被困在一個循環里——差不多的通勤時間,每天趕同一班地鐵,點同一片區域的外賣,做內容差不多的PPT,回家刷大同小異的短視頻,每天都在翻來覆去干一些永遠不知道結果的事情,你甚至分不清今天和昨天有什麼分別,這個月與上個月有什麼分別。
說實話,我自己也有同感,尤其是這些年互聯網的信息繭房越來越強。比如,這幾年我的手機使用時長越來越長,每天要五、六個小時,但回頭細想,我會覺得自己什麼也沒看,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天就這麼過去了。如果在創作還好,還有新鮮的東西,但是除此之外,你會覺得今天和明天沒什麼區別。這會給我一種恐慌感,這可能也是當代人的一種生存困境。
當我聽到很多人都有這種感受的時候,我就想為什麼不把這種感受直接簡化成一個敘事前提——既然人們感覺自己困在循環里,那就讓他們真的困在循環里,看看會發生什麼。

界面文娛:「無限流」是一開始就確定的敘事方向嗎?
董潤年:其實當時有三個故事方向,我們花了將近半年并行討論,其中「無限流」是最抽象、最癲狂、也最偏離第一部氣質的。但隨著採訪推進,它的現實觸角反而越發清晰,雖然前提離奇,但其中折射出的職場生態、權力關係、個體異化,比另外兩個方向更貼近我們這兩年積累的感知。
界面文娛:另外兩個故事的敘事方向是什麼?
董潤年:三個方向其實都根植於我們對當下職場「癲狂化」的觀察。我們發現,職場變得越來越癲狂抽象,許多看似不可能的事陸續曝出。我印象中有一個現實案例,某大廠技術高管利用自己設計的薪資系統後門,每月從每位員工賬戶偷取幾塊錢,數年累積了數千萬,最後還是因為警方調查別的事情才發現這件事。這種「最高級商戰往往用的是最樸素手段」的案例,顛覆了我們對現代企業管理的認知。
而且這兩年,我發現因為上升通道變窄,試錯成本增高,人們越發不敢越雷池,反而讓某些上司的權力失去制衡,他們對下屬的擺布越來越厲害,而這缺乏監督。這就導致大家覺得職場越來越不公平,抵觸的情緒越來越強烈。
其實這三個故事都想探討這種不公平,「無限流」雖然假定性最強,但它反而最貼合我們想要揭露的現實。另外兩個故事不是不好,只是它們的很多地方我們還沒有想通,而且最終落點與我們內心最迫切的表達還有一些距離,所以直到2024年年中,我們才正式確定「無限流」這個方向。
02 我們每個人都有執念
界面文娛:如果說在當下職場情緒普遍是「擺爛」的情況下,為什麼要將主角「劉奔」設置成一個積極地想升職的人?
董潤年:某種意義上,劉奔是馬傑那個角色的對照組。馬傑是職場多數人的縮影,第一部的時候,他曾被理想點燃,有過一次反抗,但最終被系統消解,沒有出路,被變相打壓,好不容易獲得的東西最後也沒有了。
但是我們也觀察到現實中有一群人有理想主義、赤子之心,會為了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據理力爭,劉奔這個角色就融入了這群人的特點。比如,我們劇組裡就有這樣一位同事,會當面反駁我,即使我做出決定后仍堅持己見。雖然我們經常有爭論,但事實證明他的較真往往優化了結果,我們後來也合作過很多次,因為我發現他的堅持,會幫助有時候容易妥協的人看見另一種可能。
另外,劉奔身上也融入了00后的特質。我接觸了很多00后,發現他們非常直率,完全不接受領導的假客套,也不會去揣摩領導的話裡有話,甚至等到他們意識到會很生氣懊惱,覺得為什麼不能直白地溝通。當然,他們不是低情商,只是從小生活的成長環境讓他們更接受直接表達。當職場中00后佔比過半,那職場環境就變了,過去的客套邏輯失效了,效率反而提升。

劉奔起初就是這樣的思維方式,但是當他發現這種性格阻礙晉陞時,他開始笨拙地模仿傳統的處事方式,結果就是學得荒腔走板。所以在劉奔角色身上,我們也想設置和體現一些比如當代職場新人的和傳統職場老人之間的衝突,就好像一種思想實驗。我希望在這個思想實驗里,讓大家看到這一批新人如果真的開始妥協,最後會發生什麼事兒。
另外,我們還想呈現一種普遍困境:大部分中國普通人都知道社會潛規則,要拉關係、送禮、拍馬屁、站隊,但我接觸的99%的人真正操作時,就是手足無措。對很多老實人來說,這就是一個難題,劉奔這樣的人,智商能力在線,被扔進另一個維度的遊戲規則里,他的掙扎與笨拙,本身就極具戲劇性。
界面文娛:理想主義者的結局往往有兩種,一種是理想破滅后的無力,一種是「屠龍者終成惡龍」的轉變,為什麼你選擇讓「劉奔」導向後者?
董潤年:絕大多數人初入職場、剛進社會時都懷揣理想,這不是性格導致的,是教育長期塑造的。從小我們就被教育要正直、要有底線、要有道德。可能有些聰明的孩子或者受家庭影響的孩子,在高中或者上大學的時候,逐漸開始發現社會的現實邏輯,但是很多人沒經歷社會之前,他們都是帶著很樸素的道德觀、價值觀——好的和壞的,以及好人和壞人,來理解世界的,可進入社會就會面臨迎頭痛擊。這就是劉奔的困境。他是好學生,相信努力就有回報,卻發現前二十年的信條與職場邏輯並不兼容。馬傑也並不是天生圓滑,他也曾「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變化從來不是一瞬間的,永遠是潛移默化的。劉奔後來變了,他為了爬上更好的位置,無意識做出一些冷漠的選擇。其實我們每個人最終的樣子都是由這一生每一個選擇一步步塑造的。我們跳出來看,大家都能很洒脫地判斷對錯,可我們做的哪個選擇不是從利己主義角度出發呢?我覺得這是很現實的一件事,站在了不同位置后,做出的選擇必然跟位置立場相關。他的思考角度、信息來源、顧及層面不一樣了,他就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電影中我把二十年壓縮成兩小時,觀眾看到的是劇烈反差,但現實中我們很難察覺到自己的改變。「屠龍者終成惡龍」是一句簡單化的總結,現實中成長總要付出某種代價,而代價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
界面文娛:劉奔和馬傑兩個人的職場人生開啟「無限流」的契機是什麼?
董潤年:表面上,無限流是外掛,幫助他們更快達成目標。但實際上,這不是對他們的祝福,而是磨鍊。他們永遠要回到起點,重新審視,重新作出選擇。這源於他們的執念。劉奔的執念是「復仇」,是對曾經遭受不公的反擊。馬傑的執念是「苟住」,是為家庭攢錢,但本質上仍是圍繞「我」的願望,他從來沒有真正問過家人是否在乎。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執念,生活雖然不是真正的循環,但每個階段經歷的喜怒哀樂,經歷的很多事都是重複的。如果我們不把自己內心的執念打破,即便日子還在往前走,那些情緒就仍會圍著原點打轉。
界面文娛:無限流結束是否意味著他們看清了自己的執念?
董潤年:馬傑跳出循環源於兩點:一是他意識到女兒成績差的關鍵不在分數,而在於自己缺位了陪伴;二是他開始偷偷搜集證據,那時升職加薪已經不再重要,他關心的是集團里更多人的命運。
至於劉奔,我們並沒有明確他是不是真的跳出了循環。他在上台前一刻、在得到職位之後才恍然頓悟。如果他在那之前失去一切,或許仍有可能回到循環起點。這是一個開放設計,說不定他倆還會回去的。
界面文娛:結尾的彩蛋「Kathy」進入了「無限流」,這意味著她有了自己的執念嗎?
董潤年:我希望給Kathy一個開放性的未來。如果她已徹底無視外界評議,並擁有重新來過的能力,她會怎麼做?我們沒在銀幕上呈現出來,而是希望觀眾可以投射自己的想象。
03 創作追趕不上現實的速度
界面文娛:「Kathy」這個角色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女性在職場上遇到的一些困境,創作的時候是怎麼設計這個角色的?
董潤年: 原本Kathy的台詞中有著更直白的女性職場申訴,但後期出於節奏考慮,刪減了一部分。
現實中女性面臨的困境是非常多的,比如同工不同酬、生育歧視、體能偏見等等,但我們注意到,輿論往往只對「性騷擾」這類話題投以更多關注,很多關注聚集過來,把這個事情變成娛樂化的話題,忽略了這種事最本質的討論。所以,我選擇用反諷切入。一位優秀獨立的女性,因為外形漂亮,就容易在職場中被非議纏身。這其實跟女性形象沒有關係,很多女性不管是什麼樣子,都會遭遇這種情況。

另外,我們也想展現,一個強大又努力工作的人,因為善良在職場中反而可能處處受制。只是因為看起來很厲害,大家就容易防著你,這種遭遇在職場里也很多。
當然,我們無法完全展開所有問題,但希望借Kathy的成長路徑告訴觀眾:當你不畏懼地硬剛,敢於直面非議,或許就有扭轉局面的機會。
界面文娛:電影還提到了當下「蒸餾」職工的職場怪象,你如何看待當下AI與職工之間的關係?
董潤年:這是近些年企業進化的真實軌跡,很多大企業開始要把一個企業裡邊全部產品都跟AI聯繫起來。去年拍攝時,我們發現AI已經進入職場,我們推演了AI套殼、高管裁員等情節。但今年春節后,AI發生了一個巨大變化,它不再是企業的輔助工具,而是直接代替員工。因為我們的故事設定在2026年,必須要符合現實,於是我們緊急補拍了一段。
雖然我們沒有預見職場人被「蒸餾」,但我們的電影預見了「去MP計劃」——大量中層管理崗被壓縮合併。拍攝前,我們跟之前有過豐富大廠高管經驗的職場顧問推演未來職場發展,他提到,隨著AI發展,大量中層崗位會消失,公司變得扁平化。因為在AI幫助下,中間的傳遞鏈路會縮短,一個人能同時管理更多的員工,整個管理靈活性會發生變化。今年六月,一些企業果然推行類似調整,驗證了我們的推演。

界面文娛:如果說第一部里的「年會」是打工人寄託一定的未來期待,那麼第二部的「年會」意味著什麼?
董潤年:年會是眾和集團的一種具象化的呈現。當我們談起一個企業的時候,除了高樓大廈,其實沒有一個特別具體的形象呈現在觀眾面前。這個綜合集團它是一個複雜的集合體,它雖然不是一個具象的東西,但在某一刻我覺得它會露出「面容」。在第二部的最後,劉奔年會上台前更清晰地看到了公司呈現出來的面孔——Smart們依然在。他以為改變了集團,但集團的本質上從未改變,反而他真正敬重的人缺席了,這讓他猛然醒來,發生了轉變。我覺得人的覺醒不是來自一個過程,而是一個瞬間。我們經常想明白的一件事,是來自於之前很多事情的累積,然後突然一下想明白了。我挺喜歡那個詞——「棒喝」,人是一瞬間長大和改變的。
而最後那場年會,歌舞昇平之下是虛偽,他們慶祝趕走了一個「壞蛋」,實則坐著的正是另一群「壞蛋」。
界面文娛:職場喜劇區別於其它喜劇的特殊之處是什麼?
董潤年:喜劇是一種手段,有很多呈現方式,不管是關係的錯位,還是預期違背。職場喜劇於我而言,核心是「諷刺」,用喜劇去諷刺和揭露大家平時覺得司空見慣的人和現象。喜劇放大了這背後的荒謬。
現實中,面對上司,我們恐懼,因為他們掌握了職場上的生殺大權,但在銀幕上,我們可以像揭穿皇帝新衣那樣,把權力關係揭露出來。
喜劇的重點不是改變現實,但至少能「祛魅」,比如你開始不信上司的PUA,能看穿他不做事卻升遷的路徑。當然,也許電影給不出答案,但也許當你有這個意識的時候,你就能尋找出自己的處理方式。
說到底,喜劇首先是為了讓人在電影院里笑出聲,解壓、放鬆。我覺得首先還是要做到這一點的,然後在這一步的基礎上,如果大家笑過之後,還能從中獲得一些力量,那當然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