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王一淳質疑歡喜傳媒「稅務虛假抵扣」，歡喜回應稱「不實」

6月13日，導演王一淳在微博上發布文章《實名舉報歡喜傳媒稅務虛假抵扣》，矛頭直指歡喜傳媒。

文章中稱，2019年10月，歡喜傳媒與王一淳達成合作意向，約定由歡喜傳媒出資、王一淳擔任法人成立承製公司來完成王一淳的新片《綁架毛乎乎》的製作。隨後，王一淳如約成立承製公司河南靜深影業，並轉讓了劇本版權。而在項目籌備半年後，歡喜傳媒以疫情為由單方面決定暫停項目。單方面退出原本為違約，本應由歡喜傳媒承擔違約金，但歡喜傳媒將靜深影業告上法院，而靜深影業因為財務流程中的過失而被判決敗訴。王一淳表示，法院判決靜深影業返還金額約583萬元，但其中129萬元已用於電影籌備與拍攝，而這部分金額將由自己承擔。

王一淳表示，在已退回了大部分款項之後，自己仍收到稅務局通知，由於收到歡喜傳媒投資款後為其開具了相應發票，靜深影業需繳納相應企業所得稅。但在法院判決后，歡喜傳媒已收回投資款項，王一淳認為當初靜深影業開具的發票因此應退回沖紅。歡喜傳媒同意沖紅退稅金額約505萬元，但王一淳認為投資款項為551萬元，沖紅退稅的金額應該按照551萬元來計算。

王一淳稱，截至發文舉報，歡喜傳媒仍未進行任何退稅操作，也未與她溝通退稅流程與金額。

隨後，歡喜傳媒回應稱，「王一淳導演的微博文章多處與事實嚴重不符」，「歡喜傳媒與王一淳導演的合作產生糾紛，事實原委和是非曲直已經由人民法院審理和認定。」

歡喜傳媒將矛盾指向合同糾紛，回應中提及的兩次判決分別發生於2021年4月28日與8月25日，原告為歡歡喜喜（天津）文化投資有限公司，被告為河南靜深影業有限公司。

根據已公開的一審文書，靜深影業表示，按照承製協議的約定，提供了共管賬戶，並於2020年1月19日及5月8日分別收到歡歡喜喜公司支付的第一筆攝製費用1378300元以及第二筆攝製費用4134900元，共5513200元。靜深公司從共管賬戶中對外支付攝製費用，均遵循了《承製協議》的約定。正當靜深公司按計劃推進影片拍攝時，歡歡喜喜公司突然告知靜深公司：疫情過後需要對項目進行重新評估，最終決定將涉案影片的拍攝工作暫停。

而歡歡喜喜公司稱，公司分別向共管賬戶支付投資款1378300元、5513200元，但靜深公司擅自將歡歡喜喜公司匯付至共管賬戶中的影片開發費用支付給其他第三方，此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約。而歡歡喜喜公司系因靜深公司的違約行為起訴主張解除承製協議，歡歡喜喜公司自身不存在任何違約情形。

根據一審文書中的法院認定，《承製協議》簽署生效后，歡歡喜喜公司分6次向靜深影業支付款項。按照雙方的論述，款項支付階段僅進行到階段二，即歡歡喜喜公司向靜深影業支付總額為5513200元。

法院認為，無論從合同約定，還是從實際履行情況看，靜深公司支出共管賬戶中的款項應當提前向歡歡喜喜公司發送申請。而從雙方提交的共管賬戶支出明細可以看出，靜深公司存在多筆大額支出均未向歡歡喜喜公司提前申請的情況，在雙方明確約定共管賬戶款項支出應提前申請的情況下，靜深公司多筆款項支出未經審批的行為構成違約，且該違約行為足以影響歡歡喜喜公司繼續履行合同。靜深公司關於歡歡喜喜公司無權解約、靜深公司不構成違約的抗辯意見及反訴意見，均缺乏證據支持，法院不予採信。

法院判決靜深影業返還歡歡喜喜公司投資款5051799.52元。王一淳在舉報文章中表示，「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算出來的」，一審文書中也沒有對該款項進行詳細說明。

隨後，靜深影業對一審結果上訴，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針對歡喜傳媒的回應，王一淳表示，青島毛乎乎工作室「和靜深公司一樣，是在歡喜授意下，我出面開設的，用於為劇組提現」，「我在項目籌備階段發給歡喜施鴿的報銷清單，裡面明確有成立靜深和青島毛乎乎工作室的費用報銷，所以他們對這個財務流程不僅知情，而且是授意、受益。」

導演王一淳的作品包括自編自導的電影《黑處有什麼》，該片曾入圍第6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青年單元最佳影片、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編劇、第9屆FIRST青年電影展競賽單元最佳導演與最佳劇情長片。雙方爭議中提到的《綁架毛乎乎》同樣由王一淳擔任編劇，該劇本曾獲得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最具投資價值項目，併入圍柏林電影節創投單元。

判決書中提及的另一方歡歡喜喜（天津）文化投資有限公司由台州歡喜文化投資有限公司100%持股，而後者的疑似實際控制人為歡喜傳媒集團。歡喜傳媒已在香港上市，徐崢、寧浩都為該公司非執行董事。歡喜傳媒曾出品《港囧》《我不是葯神》《一秒鐘》《奪冠》等影片。歡喜傳媒出品的作品中，由黃渤、閆妮主演的《學爸》，以及由張涵予主演的《無所畏懼》還未上映。值得一提的是，在王一淳的文章中，歡喜傳媒項目負責人提及暫停《綁架毛乎乎》是因疫情后公司對項目進行重新評估，並表示「這是很多公司及行業都面臨的現狀」。在疫情以來，歡喜傳媒的效益的確不容樂觀。據該公司發布的年報，2019年歡喜傳媒歸屬於母公司的凈利潤尚且盈利，為1.05億港元，但2020年與2021年連續虧損，兩年虧損金額都約為2.36億港元。

王一淳在舉報文中提及，疫情之下歡喜傳媒效益低下或許是暫停《綁架毛乎乎》項目的原因，而歡喜傳媒尚未對此做出回應。此外，截至發稿，歡喜傳媒也未對「虛假抵扣」有所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