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VA、陳粒、謝春花太少了,音樂節性別失衡與平權悖論

編譯 :趙星雨

今天,很多樂迷與音樂行業從業者的社交媒體都被剛出爐的2017年DJ Mag百大DJ榜單刷屏,除了首次有中國DJ進榜之外,有關評判標準與商業內幕的討論與惡搞也層出不窮。

但是今天音樂財經想要借著這個榜單討論另外一個的話題:演出市場的性別失衡。

有不少媒體與愛好者也注意到,今年的百大榜單中有四位女藝人入榜,創下2013年到2017年這五年來的新高——是的,百大DJ榜單中女性入榜人數達到了4%,過去四年這個比例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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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點驚訝?或許大家並沒有刻意關注這個問題,因為涉及到C端消費市場的性別比例非常健康:根據外媒數據統計,美國每年有3200萬樂迷參加音樂節,其中有超過一半(51%)為女性。但是演出陣容中的男女比例卻並不那麼和諧,特別是一旦將其數字化地提出,很容易就能反映出音樂人中男女比例的失衡,而且這種失衡隨著音樂產業重心向現場演出傾斜變得尤其明顯。

2016年,Coachella的陣容里一共有168名男性藝人,60名女性藝人——這是包括只有女性的演出者/組合以及男女混合組合的數字;Ultra的陣容里只有20名女藝人,為期兩天的音樂節里,絕大多數在台上演出的是198名男性藝人;Lollapalooza的演出陣容中有124名男性,卻只有47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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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缺失的核心原因在哪?到底有多少女性藝人真的能在音樂節中演出?這個數字隨著時間如何變化?如果女性在音樂行業中正在不斷佔據主導地位,為什麼人們不能在舞台上的音樂節陣容中看到這種影響?

為了分析這些問題,一家名叫The Huffington Post的媒體在2016年進行了一次音樂節陣容調查,調查小組對2012-2016年這五年中十個不同音樂節陣容進行了分析,它們分別是Bonnaroo、Coachella、Outside Lands、Lollapalooza、Electric Forest、Electric Zoo、Hangout、Governor’s Ball、Firefly和Ultra。這十個音樂節中既包含了Ultra和Electric Forest這樣的頭部EDM音樂節,也有Bonnaroo、Coachella和Outside Lands等擁有搖滾、嘻哈、EDM和R&B等更多不同細分音樂類型的知名音樂節。

該調研涉及到的一共50個陣容表中包含了將近6000名參演者,而根據The Huffington Post整理出的五十個音樂節陣容中純男性、純女性和男女混合的百分比來看,音樂節演出市場中真的存在驚人的性別差距,而且這種差距在過去五年內一直保持穩定。

現場音樂性別差距調查:女性樂迷成音樂節消費主導,演出陣容中男女比例失衡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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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The Huffington Post的調查分析,首先,純男性藝人/組合佔據了絕大多數的演出陣容,該分類最低是在Outside Lands和Governors Ball,佔到了63%,而最高是在Electric Zoo,佔到了93%。

自2012年以來,這些音樂節中的純女性藝人/組合比例略有增加,不過Ultra是唯一一個沒有增加的音樂節,該分類百分比一直穩定在6%。

男女混合的組合陣容佔比在過去五年中都要略高於純女性藝人/組合——除了Ultra,Ultra中男女混組的平均比例為3%,低於純女性藝人/組合比例的6%。關於這個現象的一種解釋是,Ultra里大多數演出陣容是DJ,所以以組合出現的藝人比例要比其他音樂節低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分析結果中能夠明顯看出,以EDM為主題的音樂節(Ultra, Electric Forest和Electric Zoo)中演出陣容的性別差距比其他流行或綜合音樂節更大。男性陣容在Ultra的2012-2016年陣容中佔到90%,Electric Forest中佔到85%,而Firefly和Lollapalooza這樣的綜合音樂節雖然也有不小的性別差距(五年中的男性陣容均佔到了72%),和EDM音樂節相比卻相對較小了。

沒有偏見的偏見:市場沒有性別導向,性別內部存在平權悖論

正如前文所提到,音樂節中有一半多的樂迷是女性,為演出市場貢獻了大把利潤,然而為什麼這些音樂節卻並不在陣容上更加迎合女性樂迷呢?

要追究演出陣容中的女性人數與樂迷中的女性人數脫節的根源,其中部分應歸因於這些音樂節背後的亞文化目前是由男性主導。

2013年,著名時評雜誌《Slate》女作家Forrest Wickman就此問題進行了分析:“這些讓樂迷們樂在其中的音樂節最大的問題在於其背後崇尚的亞文化。首先,音樂節中的音樂類型大多數是由男性主導的,例如Jam Music(Bonnaroo主要音樂類型),90年代末的Indie Rock(Coachella主要音樂類型)和90年代初的Alternative和Grunge(Lollapalooza主要音樂類型),這些多樣化的音樂類型代表了對輕浮的流行歌曲的駁斥——而流行歌壇中主導榜單的往往是女性。”

這種現象在電音舞曲音樂節中尤其明顯。EDM是音樂中擁有最多男性樂迷(Boy’s Club)的類型之一,女性藝人在2015年的電子音樂節上只佔到11%。2014年,只有18%的EDM廠牌中有女性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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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搜索“女DJ”和“男DJ”的結果

“如果你在Google里搜索’女DJ’這個詞條,網頁上不會出現很多知名的女製作人,”NERVO組合中的Miriam Nervo在接受採訪時說,“你能得到的只是很多穿著比基尼、戴著耳機的漂亮女孩。而你Google’男DJ’時卻不會出現那種光著上半身的性感男孩。我認為這是作為電子音樂女藝人真正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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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來百大最高位女子組合Nervo,由澳大利亞姐妹Miriam Nervo和Olivia Nervo 組成,2013年最高排在16位

另一個女性DJ二人組Krewella中的Jahan Yousaf則認為,EDM中的性別差距也因為大眾對於女性在製作方面技術能力有刻板印象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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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wella最早由姐妹Jahan Yousaf、Yasmine Yousaf和男製作人Rain Man(Kris)三人組成,2013年進入百大DJ排名44,2014年Kris離團

“在流行樂壇,藝人能否得到大眾擁躉可以歸功於作曲、表演風格和聲樂風格等;在舞曲界,藝人能否得到大眾擁躉則要歸功於製作或DJ的能力。”Yousaf說,“但是現在許多年輕女性猶豫要不要以製作人或DJ作為職業規劃,是因為現在大眾有一種女性缺乏技術能力的假設。”

另一方面,這種假設也真的會對部分女性藝人產生影響。Emma Olson是一名來自紐約的女DJ,藝名叫做UMFANG。她表示自己在EDM領域發展時,就一直相信她之所以沒有DJ技術方面的實力,僅僅是因為自己是一個女人。

“文化里總是默認女性就應該去做更加柔軟和漂亮的音樂,而不需要具有技術才能,”Olson說,“而我也真的認為使用合成器對我來說更難一些,製作音樂也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Yousaf補充說,EDM音樂節陣容中有這麼大的性別差距,部分是因為在行業中進行音樂製作和錄音工程的大多數是男性, “這是現實。”

大型EDM音樂節主辦方Insomniac Events(Electric Daisy Carnival正是由主辦)的CEO Pasquale Rotella與Yousaf的意見一致,他也認為這種現象發生的根本,就在於EDM音樂製作方面有更多男性這一事實。

“行業中有很多女經紀人、管理人員和公關人員,但大部分人正在推廣的都是男性藝術家。不過男人並非在製作和DJ方面就天生比女人好。這個圈子裡也有很多男人不如女人。“他說。

不過Rotella也表示,性別並非策劃音樂節陣容時會考慮的因素。“我們不會按照性別來預訂音樂節陣容,我們只在乎音樂能否傳遞出我們想要表達的主題。”

此外,確定音樂節陣容需要很多時間,一般是一到兩年。Bonnaroo主辦方Superfly的項目執行副總裁Chris Sampson就表示,他們的壓軸陣容有時甚至需要提前幾年預訂。

“其實我們非常了解這種性別差距,”Sampson說,“我們每年都想要為音樂節預訂到最好的陣容,我們把男性和女性藝人都放在同一個級別上進行公平的衡量,我們只想在舞台上看到最好的藝人。”

Sampson說Bonnroo陣容決策團隊由四到六人組成,其中兩名成員是女性。

Outside Lands的聯合主辦之一Another Planet Entertainment的執行副總裁 Allen Scott回應了Sampson對陣容策劃時間的謹慎態度。“Outside Lands有一個小型的委員會,專門討論如何選擇藝人和音樂種類。我們會先從壓軸藝人開始預訂,因為那些最難得手,然後我們再圍繞這些壓軸進行展開。比如你選擇Radiohead、Elton John或Kanye West做壓軸,將會得到不同的完整陣容。”

那麼為什麼壓軸藝人沒有女人? Scott表示,這很大程度上與行程調度有關,“這關係到藝人們整體的巡演時間和計劃。”他補充說,“巡演時間安排與音樂節周期有關。如果受歡迎的女藝人在音樂節旺季沒有巡演安排,那麼就很難預訂到她們。

《The Hollywood Reporter》音樂編輯兼Billboard新聞總監Shirley Halperin同意Scott的看法,即行業在陣容中看到的很多問題是行程安排的結果,而非對女藝人有意識或潛意識的輕視。“現場音樂行業是周期性的,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陣容預訂結果反映了在某個音樂節舉辦期間誰是可以參加演出的。”

除了行程,另一方面是藝人預算的問題。Sampson表示,雖然頂級女藝人如Beyoncé、Rihanna、Adele或者Taylor Swift可能在音樂節檔期有時間參加,也不代表他們能請得起;而且女藝人主要主宰流行音樂,大多數現場音樂演出並不包含這個音樂類型。“像Selena Gomez、Ariana Grande和Taylor Swift這樣的流行藝人不一定適合音樂節,因為她們的樂迷往往更年輕,而不一定是我們音樂節的受眾。”不過像Lana Del Rey、Lord、Florence and The Machine、Ellie Goulding和Halsey這一類在流行樂壇也有一定知名度的、音樂帶有Alternative和實驗性質的女藝人就很適合音樂節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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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 Perry參加了2017年的Glastonbury音樂節,不過她並不是壓軸

23歲的說唱歌手Angel Haze因為翻唱Eminem一首單曲而走紅,她在Lollapalooza,Coachella和Glastonbury等音樂節上都有參演,不過她對音樂節的男女薪酬差距表達了不滿:“有一個音樂節給我的報酬比我之前演出的那個男藝人低得多,這太可笑了,首先女人得到的演出機會就很少,被對待的方式(薪酬等)也比男人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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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Rapper Angel Haze,她在2014年宣布出櫃,不過這與的性別認同無關,她強調自己是一名女性,而且闡述了自己作為女性在演出市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Haze說她在音樂節演出中經歷了很多微妙的性別歧視,這迫使女藝人比起男藝人的工作更需要加倍的努力,“他們希望女性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獲得他們對於你本人和才能的認可。”

“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代表你是一個女人時,就必須多付出一些,即使你比男人好得多。”

解決方案:空缺

和其他領域潛在的性別歧視問題一樣,音樂節的性別差距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這個強調平權的時代,沒有人會公開說:“我不想預定女藝人參加我的音樂節。”

一部分已經得出的事實性結論是音樂界有更多的男性。而在男性主導的行業中,女性在每一個層級都難以突破,女性會在經紀、市場與公關等職位有所發展,也有不少獨立女藝人,但是目前都缺少CEO或執行副總裁等階層、能夠解決問題的女性存在。

不過性別也並非決定陣容的因素,前文所提到的一系列有關女性認知和女性必須更加努力才能讓才能得到認可的問題都歸結於:性別問題不是一個可以從上而下解決的系統性問題,這裡面既有社會潛在文化主導,也有女性內部因為自我認知偏差導致的偏見加深——例如2013年進入百大DJ榜單的女DJ Tenashar,就因為外貌表現出來的“軟色情”被樂迷和其他男性DJ冷嘲熱諷,業界也不乏沒有專業技能靠外表的女DJ出現,除了女藝人的自我運營方式有偏差外,也不排除這是男性團隊背後運營的撈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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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百大DJ第87名的女DJ Tenashar,很難說她到底是否憑藉實力進榜,此後幾年她就在榜上消失了

將視線轉回國內。和國外一樣,國內主流樂壇的女藝人也是“能頂半邊天”,從蔡依林、李宇春到竇靖童,流行標籤下的女藝人們經常會在綜合或流行音樂節中作為壓軸出現,竇靖童也非常有Sampson所說的“主流下的Alternative和實驗特質”;今年上海簡單生活節第一天的壓軸也是三位老牌主流女藝人:劉若英、張艾嘉、黃韻玲。

而除了主流藝人之外,在流媒體與演出市場為主的大環境下,無法靠唱片進行積累的音樂人中也有一批優秀的女音樂人出現——雖然比起男性來說還是非常稀有——謝春花、陳粒和最近靠《中國有嘻哈》走紅的VAVA等都是音樂節常常出現的面孔,根據小鹿角智庫報告《2016中國音樂節再度爆發,電子、動漫音樂節起勢!》中數據,陳粒在2016年音樂節出場頻率最高的音樂人中排名第三,僅次於好妹妹和謝天笑,也是前十位中唯一一位女藝人,但是從演出陣容來看,她並不屬於壓軸;根據音樂類別的不同,VAVA在其所處的嘻哈音樂領域更能算得上是鳳毛麟角般的存在。而上周也有社交平台發布的消息稱,她的演出費用已經漲到了50萬,不過她在音樂節中也並沒有被放在壓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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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偶像市場和主流音樂市場,獨立音樂市場更多被看做是靠內容而非顏值說話的實力領域,然而隨著泛娛樂產業整合以及娛樂點對點營銷的進一步加深,包裝與宣傳成了必要的推廣手段,於是在進行人設運營時,就出現了矛盾。例如女藝人會下意識地和男藝人一樣進行“老公”人設的設置,不排除這是粉絲經濟下迎合女性粉絲消費心理的選擇,卻也自然而然從側面反映了性別問題的冰山一角。

此前音樂財經在採訪女藝人時也都會問到性別歧視的相關問題,大部分女藝人都表示,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即使我說了什麼見解,歧視也不會因為我的話得到改善”,順其自然做好自我或者投其所好進行營銷都看個人選擇。

拋開社會見解與政治正確的平權理論,雖然沒辦法得到解決,但是這種現象依舊需要闡述和提出,才能得到更多人的了解,比如女Rapper Haze的理想就是:“除了他X的外表之外,如果女人能因為自己的才能而獲得更多的讚譽,那麼很多東西會變得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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