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轉風向民粹正崛起 瑞典高福利模式能否持續？
瑞典民主黨競選總部。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9月9日的大選結束后，瑞典兩大傳統主要陣營，首相勒文所在的中左派“紅綠聯盟”以及中右翼聯盟均未能獲得議會席位絕對多數，而極右翼瑞典民主黨則順利成為第三大黨派，獲得349個席位中的62個，佔比18%。
在中右翼聯盟和瑞典民主黨的聯手推動下，當地時間周二（9月25日）上午，勒文的不信任案獲得大多數議員支持通過。據當地媒體報道，勒文也將因此成為第一個因不信任案投票下台的瑞典首相。接下來，他會繼續領導看守政府，直到新上任的議會議長諾倫公布首相候選人組建新政府。
這個北歐最大經濟體的政府組閣方案固然值得關注，但更吸引外界目光的是，瑞典已成為近兩年來又一個民粹主義勢力崛起的歐洲國家。在高福利體制內成長的瑞典民粹主義有何獨特性？選民投票給瑞典民主黨是否僅僅因為2015年湧入太多難民？反移民浪潮席捲輿論環境的同時，瑞典的開放與福利模式又能否持續？
左翼式微民主黨崛起？
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道認為，瑞典之所以能成為外界焦點，並不是因為它是特別穩定的福利國家，而是因為它也存在陷入混亂的潛在風險。
即使瑞典民主黨的表現不如一些人所擔心的那麼突出，該黨的崛起仍值得關注。歐洲民粹主義運動已經展現出一種常見模式——大選不得不圍繞一部分民粹主義議程展開，其中自然包括熱門的移民問題。
儘管在本次大選中獲得了超乎尋常的關注，但1988年帶著納粹色彩成立的瑞典民主黨事實上早已在議會中佔據一席之地。2010年，即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瑞典民主黨便首次進入議會。之後又在2014年成為第三大黨派，獲得349個席位中的49個。
近年來，該黨已被瑞典建制派和歐洲媒體貼上了“極右”、“疑歐”、“新納粹”、“根植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政黨的標籤。發生在最近一輪選舉周期中的難民議題成為瑞典民主党進一步崛起、傳統中左派勢力社會民主黨式微的又一重要誘因。
相對而言，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已有百餘年歷史，過去四年裡表現平穩。唯一讓瑞典人有怨言的便是2015年的難民危機：這個僅有1000萬人口的國家當年接收約16萬名難民，是歐盟國各成員接收難民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
與此同時，若干暴亂事件的發生也讓反移民勢力在歐洲範圍內得以抬頭。右翼媒體有時會誇大瑞典的犯罪率，但瑞典仍是一個相對安全的社會。雖然許多惡性事件不能歸咎於難民，而是當地青年所為，但負面的社會新聞仍然影響了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形象。在幫派暴力和砸燒汽車等問題增加了部分選民對瑞典民主黨的支持后，執政黨再推出限制難民收容的立場或措施為時已晚。
另一方面，在年輕的黨首伊米·奧克松就任后，瑞典民主黨正逐步將最極端的成員排除在外，制定了對種族主義的零容忍政策。
斯德哥爾摩索德倫大學歐洲激進右翼政黨問題專家榮格（Ann-Cathrine Jungar）說，瑞典民主黨現在以支持傳統家庭價值觀的法律和秩序黨自居。在歐洲議會中，他們不是與其他極右翼政黨結盟，而是與英國執政的保守黨等主流保守派政黨結盟。他們指責社會民主黨背叛了該黨的理想，是福利國家的堅定支持者。
不過也有專家警告說，就算瑞典民主黨特別想把自己洗白，和民粹主義脫離，但是一旦進入內閣達到執政層面，他們又將散布何種言論還不得而知。
社會焦慮由難民背鍋？
除了政壇中的動蕩，觀察人士認為，這次選舉結果更多凸顯了瑞典的社會裂痕。
對於世界上許多人來說，瑞典擁有較高的生活水平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進步開放的價值觀也與向難民敞開邊境的政策相符。時任首相勒文宣稱：“歐洲不會築起任何牆；我們要互相幫助。”
但伴隨著暴力犯罪數上升，政府除了給予福利外難以規範難民的現狀，勒文的社會民主黨也開始控制移民流入。
然而專家指出，大量移民不斷湧入瑞典是幾十年來一直發生的事情，問題的關鍵被忽略了。斯德哥爾摩大學社會學教授瓦內薩·巴克（Vanessa Barker）對《大西洋月刊》作者表示，移民社區的犯罪往往與融合失敗、平行社會和犯罪團伙混為一談，但對於這些地區的居民來說，更高的犯罪率其實是警察效率低下和社會經濟地位出於劣勢的結果。
巴克強調，近年來移民大多來自阿富汗和敘利亞，而早期移民來自波斯尼亞、伊拉克和索馬利亞等地，他們也很難找到工作，融入社會。
然而這兩批移民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此前恰逢全球對未來和全球化充滿希望——人們對冷戰結束、民主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成果持樂觀態度。但在2018年，人們又看到了無休無止的戰爭、世界各地人口大規模流離失所、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崛起。所有這些因素為社會包容所奠定的基礎支離破碎，而在一些人看來，移民成了他們“最合適的敵人”來對抗時代的弊病和焦慮。
高福利模式能否持續？
廣受艷羨的高福利“瑞典模式”由左派社會民主黨一手主導。在其式微的同時，福利國家制度的未來也變得撲朔迷離。
從經濟角度來看，2017年瑞典的人均GDP僅增長0.9%。在經濟本應增長的時候停滯不前，原因有很多。《外交政策》雜誌分析認為，稅收正損害企業在瑞典擴張的利益。歐洲其他地區的稅率明顯降低，科技公司被吸引到像布加勒斯特、布達佩斯和布拉格這樣的中歐城市，那裡也有許多年輕人擁有編程技能，而且雇傭成本較低。
此外，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福利制度的影響。在半數工資成為直接或間接稅收的同時，瑞典醫保也遇到了困難，養老體系和失業保險也不再那麼慷慨。
文章指出，儘管選民對移民政策的不滿可以用來解釋選舉的結果，但緩慢的經濟增長和公共部門效率低下的逐步積累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換句話說，瑞典慷慨的福利模式已經成為過去，該國仍需繼續改革。否則，該體系將無法應對融合大型移民群體、促進增長和穩定政府財政的挑戰。
但是削減福利的過程中，不管是哪個黨派執政，都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外界分析認為，從法國等西歐國家暴露出的問題來看，這並不容易。倘若瑞典想要推行類似法國總統馬克龍所主導的削減福利改革，那麼類似法國鐵路、航空、教育等領域職工在今年發起的大罷工，也將是瑞典社會面臨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