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製作不規範、標準不明確，中國電影為何必須走向工業化？

作者 | 江宇琦

編輯 | 師燁東

自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以來，“電影工業化”的字眼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眾視野當中。

2017年《戰狼2》一炮而紅后，人們紛紛討論起建構中國工業化體系的可能；2018年上影節時，“工業化”三個字更是出現在了幾乎每一場論壇上，許多頭部公司都強調要發力工業化；而到了今年春節檔，《流浪地球》的大爆則讓很多人驚呼：“中國電影工業化的大門已經開啟。”

中國電影產業真的開始邁入工業化時代了嗎？今年上海電影節期間，《流浪地球》導演郭帆給出了一個相對保守的回答：“拍攝《流浪地球》，我們工業化不足的時候就是靠人肉填的，我們的經驗不是很多，但是教訓很多。拍攝這部電影讓我意識到，中國電影工業化還是處在一個非常早期的階段。”

這不是郭帆一人所遭遇到的困難。雖然近年裡國內電影產業對於“電影工業化”的重視程度正在日漸加深，但到底什麼是“電影的工業化”，中國的電影產業又應該如何摸索“電影工業化”的道路，行業內似乎從來沒有過特別明確的答案。

在今年上影節的論壇上，北京電影學院國家電影常務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劉正山研究員關於什麼是工業化給出了自己的理解：“我們要明確實現電影工業化，需要滿足生產標準化、作品類型化、管理現代化和創新規模化這四個主要特徵。”——也就是說想要實現成熟的工業化，需要建立起一套類似於好萊塢的產業流水線，讓電影創作與生產進入流程化、分工細化階段，並搭配相應的產業標準加以規範。

但這並不代表中國電影產業要完全效仿好萊塢的模式，建立製片廠體系和製片人中心制。凡影創始合伙人王義之告訴毒眸，好萊塢的工業體系是建立在美國的文化、媒介環境之上的，而中國及東亞國家想要建立自己的電影工業化則必須基於自己的文化進行“本土化”。“我國電影產業所處的階段和美國也不一樣，一些標準還沒建立、完善，並不能單純地複製好萊塢、通過引入人才來實現工業化。”

既然如此，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並落地“中國的電影工業化”？

什麼是電影的工業化？

工業化，顧名思義就是用 “工廠制度”或“機器體系”來取代“手工生產”的過程。

“工業化”的概念最早誕生於工業革命時期，而後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及“機器體系”的第二個階段其實是“有組織的機器體系”，產品通過“局部機器”從一個生產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工人只需要在一旁照看即可。在工業化的體系下，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都會被大大提升。

工業革命后，工業化的浪潮開始在各行各業興起。而儘管藝術的創作很難被機器所取代，但工業化中流程化和標準化的“生產思路”還是啟發了不少先行者——“美國喜劇之父”麥克·塞內特，就是率先將工業化思維帶入電影創作的人。

1912年，塞內特在剛成立的啟斯東公司中，率先嘗試將電影創作切分為幾個不同的環節（比如故事創意和笑料設置會分開執行），像裝配汽車一樣交由不同的部門負責“生產”與“組裝”。在他的帶領下，啟斯東公司內容生產的速度被大大提升，同時成本也得到了降低，“啟斯東喜劇”迅速佔領市場並風靡一時。

一戰過後，美國電影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佔據了全球範圍內超過60%的份額，讓電影投資成了一門有利可圖的好生意。在利益的驅使下，華爾街將目光對準了電影業、在剛剛發展起來的好萊塢掀起了一股併購潮，大量獨立電影公司開始被合併，並最終形成了以派拉蒙、米高梅為代表的“好萊塢八大”。

資本的入局，使得電影“商品屬性”的地位被大大提升，如何通過電影穩定地賺取大量票房，自然也成了大型電影公司股東們最關心的話題。出於提高生產效率、保證內容穩定輸出等目的，“啟斯東喜劇”的生產模式被各公司爭相學習並進一步細化，進而最終催生了較為成熟的好萊塢製片廠體系。

在這套體系里，影片製作從故事創意到上映，中間的分工進一步得到了的精細分工，每一環節都會由具體的部門和集體進行操作，並且逐步形成了統一的規範。而為了配合工作的細分，攝影棚、服化道團隊、特效團隊等都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出現在好萊塢，將整個好萊塢變成了一座複合型“大車間”。在這一過程中，統領一切的製片人也地位陡升，在30年代中後期，製片人中心制便成了好萊塢的主流（後來導演中心制也曾在好萊塢興起）。

有了成熟的工廠和流水線，還必須得有足夠吸引人的產品“配方”，即應該量產什麼類型的電影。

經過長年累月的實踐，好萊塢巨頭們逐漸發現，在眾多影片類型、故事模式中，有那麼幾種電影情節（如西部片中英雄救美）和人物設定總是容易受到人們歡迎。於是製片廠們便從中總結出了一系列規律和“公式”，打造了模式化的創作標準或模板，以滿足觀眾特定的心理預期和偏好，可供片廠廣泛複製的標準化產物——“類型片”便應運而生了。

“類型化不代表一定要將藝術品圈定成某一個樣子，而是在觀眾和類型之間建立一種契約。當觀眾聽到這個類型標籤時就會對影片的‘邊界’產生預期，帶著這種預期去看電影，如果得到了滿足觀眾就不會產生較為負面的情緒。”凡影創始合伙人李湛博士告訴毒眸，“實際操作中如果遵循了類型化的規律，在市場上收穫成功的可能性就會更大、風險則會更小。”

隨著電影創作“流程標準化”和“生產規模化”兩大目標的實現，電影也和眾多製造行業一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到了上世紀70年代，為了應對有線電影興起對電影產業的衝擊，一輪圍繞著敘事模式的產業升級在好萊塢鋪開，影片投資規模、製作體量也水漲船高，進而掀起了製片體系標準的升級，用來對風險進行更精準的把控。

再加上電影發行模式的迭代和創新，好萊塢自70年代后正式進入大片時代，開始席捲全球，好萊塢世界電影中心的地位也就此奠定了下來。儘管這樣的生產模式在當時遭到了很多歐洲創作者的反對，認為其與藝術創作的理念相悖，可除了相對少數的電影愛好者外，更多的普通觀眾還是用腳投票、將工業體系下的“好萊塢大片”捧上了神壇。

現如今，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化體系已經相當成熟，從製片周期到成本控制，從劇組單日工作時間到劇本創作方式，都被囊括在其中、形成了“套路”，並且還引入、普及了完片擔保制度，來保障製片過程中預算可控、產出穩定。而對這一套體系掌握得越成熟的公司，可能面對的風險就越小。

以漫威電影宇宙為例，除了《復仇者聯盟4》等特殊作品外，從2008年至今多數作品的製作成本，都被嚴格控制在1.5億-2.5億美元之間，製片流程高度統一；多數作品如果按照敘事學的方式進行拆分的話，敘事模式、構成要素都非常相近，屬於十分典型的類型化影片。即便這也使得給漫威遭受了“套路化”、“審美疲勞”的爭議，不過過去11年間，仍然有超過220億美元的全球票房流入了漫威和迪士尼的口袋。

結合美國電影工業化發展的歷史，不難對所謂“電影工業化”進行一個簡單的總結：通過標準化的流程來把握製片成本、控制製片風險，藉由模式化的生產方式持續輸出符合觀眾預期的影片，最終為影視公司創造穩定的收益（票房+衍生收入）。

中國電影產業為什麼需要工業化？

儘管電影工業化一直被質疑和電影的藝術性相違背，但不可否認的是，好萊塢電影工業化的這套體系幫助美國將電影由一門藝術升級成為了一個穩定發展的產業，並幫助其度過了70年代有線電視衝擊下的危急時刻——而這也正是當下中國需要打造電影工業化的重要原因。

從2016年開始，內地大盤的增速開始放緩並進入到一個波動期，雖然2017年票房尚有不錯的表現，但2016年、2018年票房和人次增速卻均降至10%以下。而到了今年上半年，票房和觀影人次同比更是出現了下滑，跌幅分別為2.7%和10.4%——觀影人次同比減少了1億。

從各種核心數據的波動來看，現階段中國電影行業正處在一個巨大的變革期當中。隨著各級市場正趨於飽和，靠影院等基礎設施拉動觀影人次激增的時代已經過去。然而好的內容供給沒跟上、存量消費觀眾的觀影需求又未能被差異化內容充分激發，以至於隨著娛樂選擇的多樣化，影院、銀幕數量與票房、觀影人次之間逐漸出現了倒掛。

“此前中國電影處在一個野蠻生長的階段，各環節的標準沒有確立下來，現階段靠投入更多資源來拉動行業發展已經十分困難了。”王義之認為，中國的情況有些類似於70年代的美國，當下流媒體興起帶來了豐富的內容供給，因此電影行業必須通過確立和提升標準來應對變局。

確立和提升標準可以激活電影產業、打破現有的行業瓶頸嗎？短時間內未必能夠立竿見影、立刻改變中國電影的產業結構，但是對於當下的中國電影產業來說，卻能提高從製片到發行再到放映，每一個環節的效能，為建立一個更為良性的產業生態打下基礎。

事實上，現階段大量影片製作期間的種種不規範、超時超支，就已經為其上映之路埋下了諸多隱患。此前某部大製作的製片人曾向毒眸透露，這部原本計劃在5月殺青的作品，因為演員檔期調整、劇本修改等原因，所有補拍工作完成時已經是9月，超支、超期十分嚴重；而近期亦有某位新人導演向毒眸感慨，其作品在正式開拍后遭遇拍攝環境等因素干擾，為了不超期，只能對劇本進行大幅修改、很多原本的想法被迫放棄，以至於結果並不盡如人意。

實際上，這樣的“慌亂”正是中國劇組的常態。《尋龍訣》的導演烏爾善曾提及，“項目開發是電影工業的核心，給作品準確定位並完成合格的劇本，是一個成熟電影工業里難度最高、需要周期最長的環節”。然而現階段下，郭帆卻感慨，很多項目連劇本格式都做不到統一，所以數字化管理根本無從談起。

“好萊塢的劇本有多長、多少頁都有一套標準化體系，而通過標準化的劇本做前期拍攝的規劃變得更容易。”今年上影節期間，《敢死隊2》的導演西蒙·韋斯特在“電影行業如何構建有效的工業化標準體系”論壇上表示，中國劇組常常是邊拍邊製作計劃，所以要不斷面臨各種臨時問題。“在美國，只有百分之百確定劇本是按照這個套路和模式進行，公司才會允許拍攝，大規模的片子必須用可預測的工業化模型來做。”

除了項目開發上的不成熟，在劇組管理、具體拍攝、映前宣發、影院放映等多個環節上，中國電影產業其實都沒能形成較為統一的流程和規範，並為之搭建足夠專業的團隊。用劉正山的話來說，當今中國電影產業“拍片基本靠經驗，管理基本靠吼，票房基本靠賭”。

而缺少標準化管理的惡果是顯而易見的。毒眸在此前的文章中曾分析過，雖然全年票房已經超過600億，但現階段大部分公司都背負了極大的業績風險和壓力，每年上映的數百部國產片中僅有10%能做到不虧錢，能盈利的更是只有不到5%。表面上一派繁華的電影產業，對於投資者而言其實早就成了“高危行業”，而觀眾也逐漸被其他娛樂方式所分流。

正因如此，在很多從業者看來，只有形成了標準，才能給行業“升級”提供方向。對此，劉正山在上影節期間的論壇上表示：“標準的建立能夠使政府、行業企業和從業者擁有廣泛認同的規範，並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和完善這一規範，同時標準的存在使得經驗和技術實現了留存和格式化，也能有效減少風險和不確定性，能在整體上提高行業工作效率。”

此前郭帆在接受毒眸專訪時更是指出，在中國電影行業十分看重人情關係的背景下，標準化是行業持續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工業的核心是什麼？是把不容易被量化的東西量化、標準化。為什麼要標準化？標準化、量化后，這樣才能被分配。我們要做的是把本身模糊的東西標準化和量化，並且要在基於人情的環境下把它推進下去，這是我覺得中國電影工業化的一個雛形。”

而標準的確立，實則是在為更良性的內容產出打好基礎。李湛告訴毒眸：“不是說有了工業化就不會出爛片，而是當有了全行業認可的標準和流程后，好壞波動的基準線會更高，即使出現爛片也不太可能爛到毫無底線。其他行業也是如此，高端汽車品牌同樣會出現產品需要被召回的情況、也會有問題，但像寶馬這樣大廠造出來的車，總體質量還是要比很多低端款式要高。”

中國電影產業如何實現本土的工業化？

伴隨著對工業化認識程度的逐步加深，以及對於工業化體系下穩定性和規範性的追求，近年來像郭帆、陳思誠等具備前瞻性的中國電影創作者們，也都紛紛開始效仿工業化的模式，甚至嘗試在自己的劇組當中搭建一套工業化的“模型”來服務電影創作。

在拍攝《唐人街探案2》時，陳思誠將劇組帶到了美國，啟用美國電影工會、按照標準的工業化流程來進行創作，甚至還專門為了劇本的格式而搭建了一個4人的團隊，以方便和外國團隊對接；創作《流浪地球》時，郭帆除了動用了一個7000人的大劇組，還從傳統的服化道分工內衍生出更細的MDI、UI、希娜魔夫等新的組別來提升劇組的運作和管理效率，據悉劇組的管理數據中囊括了數千名劇組人員，從合同信息到藥物過敏史在內的大量細節……

但在模仿、學習的過程中，湧現了《流浪地球》等優秀的作品，可也有不少人碰了壁。以完片擔保為例，這是美國工業體系下為了保證影片能夠符合前期約定的內容和形式要求，且如期按預算交付的一種融資性擔保產品，因此也被視為是“新工業化的基礎”。可雖然中國也有《機器之血》《雪暴》等先後嘗試引入過完片擔保來協助影片創作，使拍攝時間和成本得到了控制，但就口碑和最終票房來看，都不算特別成功。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為完片擔保在美國電影體系中並非孤立的存在，與之配套的是一套成熟體系中的各個環節。完片擔保的引入對中國電影產業來說是一個好的開始，可想要真正達到其應該起到的作用，則還需要對“被擔保”的環節加以完善。

這恰好印證了王義之的觀點，工業化並不等於好萊塢化。“美國工業體系的架構和很多標準，在上世紀30年代時就已基本確立了，而中國電影開始產業化不過十幾年時間，還處在一個相對早期的階段，照搬美國經驗、引進海外人才都並不適用於全行業。”王義之告訴毒眸，標準的確立還是破局的前提。

“截至目前，我們擁有國家技術標準37個，行業技術標準22個，初步標準體系已建立。但相對於ISO和SMPTE的標準體系，我國的標準仍然略顯單薄粗放。”劉正山在上影節表示，“在相關標準中，行業標準的缺乏，已成為電影工業化的最大短板，我國目前公布實施的只有《影視拍攝基地服務規範》一例。”

和美國靠行業協會推進行業標準的產生不同，劉正山和李湛都認為中國行業標準的確立，目前可能更多需要依靠從業者。李湛指出：“例如像郭帆導演這樣有代表性作品且有相應意識的創作者，就可以起到帶頭作用。隨著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影響力越來越大，慢慢地就會有越來越多人認可這樣的標準。”

事實上，國內目前的確正有越來越多的先行者試圖在探索這一方向。

不久前，毒眸參與了烏爾善新片《封神三部曲》的探班工作，拍攝現場井然有序、沒有任何嘈雜，相關負責人向毒眸透露：“拍攝計劃在項目籌備階段就已經制定，精細到了每一天的進度並準備了應急方案，開拍至今沒有一天的拍攝計劃沒有完成。”對此烏爾善此前就曾表示，選擇用工業化的標準製作《封神三部曲》，正是希望能為“為中國電影工業製作體系樹立一個標杆”。

但光明確了標準，僅僅只是工業化基礎搭建的第一步，因為所有這些劇組當中搭建出的工業化流程、團隊，很多時候只適配於該作品，隨著項目殺青、劇組解散也會被迫“終結”。可受到投資成本等限制，並非所有劇組都有實力去搭建相似的團隊，因此想要複製流程也並不容易。

類似的難題其實在電影海報設計領域也曾出現，此前曾有相關從業者向毒眸表示，目前海報設計行業的工種已經劃分得十分精細，但很多小公司並養活不起能囊括所有類型人才的大型團隊。對於這一困境，海報行業的解決之道是將部分工作外包，交由廣告行業、美術行業里經驗豐富的從業者，從而實現流程化和精細化創作。

將這樣的經驗移植到電影創作本身上，就意味著電影產業需要更多的相匹配的專業人才。在李湛的設想里，國內也應該有電影的“藍翔技校”，對更為精細的職業劃分進行專門培訓。“燈光、攝影助理、場記等都可以通過一段時間的培訓，熟練掌握相關基礎技能。現在國內很多劇組，導演可能很出彩，但是得不到相應的支持。而整個好萊塢則像是個大廚房，有切菜的、切肉的，劇組可以按照需求選取想要的。”

和標準的建立與實踐一樣，目前行業內也有很多公司、組織在試圖為人才的培養搭建舞台。阿里影業、香蕉影業等國內影企，都於近年開始布局新人創作者的培養計劃，而打造過《白夜追兇》的五元文化旗下同樣有為編劇、剪輯、製片、燈光、攝影等各類人才提供服務的弧光聯盟。假以時日，國內在影視專業人才不足上的劣勢，將有很大機會得到彌補。

無論如何，電影工業化體系的搭建，並不僅僅只是金錢和技術的彙集，更是一個時間維度上的積累。從“啟斯東喜劇”時代的默片，到橫掃世界的“復仇者聯盟”，美國用了一百多年時間才走完這一過程。在藉助電影工業化的力量，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道路上，中國電影還才剛剛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