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一直與求生欲作伴
文/阿志
可以說，張藝謀是中國電影的代表人物，是中國影史上一個顯眼的坐標。縱然頂著耀眼的光環，但於我而言，張藝謀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化的人物，是電影殿堂中的一個符號，就像天上的星辰，閃亮是閃亮，如何運行卻與地上的人無關。直到有一天，我讀到張藝謀唯一的口述自傳體書《張藝謀的作業》（下簡稱《作業》）。書中講述了父親被打成右派、家庭成分不好的張藝謀，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舉步維艱，卻也竭盡所能，不服命運。
1971年，張藝謀從插隊知青成了國棉廠工人，家庭成分不好，卻當上了工人，是萬分走運的。工資只有40塊零2毛，除去開銷，張藝謀每個月能攢10塊錢左右。攢了3年多，加上母親的一點資助，他以186塊6元的價格，如願以償買了一部朝思暮想的相機。他自學攝影，跟表哥、同學借書，但借來的書不能久留，那就抄吧。“我相信一句話，眼過千遍不如手過一遍，要學攝影，我感覺需要做些理論學習…我抄了三年，抄了幾十萬字，似乎就懂了一些。”
看著書中堪稱壯觀的抄寫照片，字跡密密麻麻，卻工工整整，我內心起了巨大波瀾，就像生命突然受到了某種鼓勵。好像就是從那一刻，張藝謀於我的距離，不再遠在天邊。關注他的採訪與電影，也比往常更走心。
在《十三邀》中，許知遠感嘆著“他（張藝謀）的生命力太旺盛了”，並來到張藝謀1970年代在陝棉八廠的宿舍。當年的工友指著張藝謀的宿舍追憶：“當時牆上都掛著顯影和定影的配方，整個房子就是一個暗室，他在這學習攝影，還不斷看書提高自己”。
這種描述，跟張藝謀飢抄幾十萬字的經歷不謀而合，讓我震撼於一個人在困境中的堅韌和倔強。
可愛的八十年代不再，張藝謀與時代為伍
相比千禧年之後的電影，張藝謀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帶給我更豐富深刻的感受。2014年，張藝謀在節目中對楊瀾感嘆：“可愛的80年代，大家全談藝術，只談藝術，最可愛的是，老百姓關心的也是藝術。”
四年後，張藝謀又對許知遠說：“熱血沸騰的80年代，旺盛的求知慾，每個人想渴望認識外面的世界，談戀愛手裡拿的都是一本弗洛伊德。”
可以看出，1980年代讓張藝謀念念不忘。而那又是個什麼樣的年代？那是一個文學繁榮的年代，依託著文學的繁榮，電影也進入旺盛創作期。
張藝謀的導演處女作和成名作，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1988年上映的《紅高粱》，不僅讓張藝謀一鳴驚人，斬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也在某種程度上，奠定了張藝謀從文學汲取營養的創作方法論。
在隨後的作品中，他改編劉恆的小說《伏羲伏羲》，創作了《菊豆》；改編蘇童的中篇小說《妻妾成群》，創作了《大紅燈籠高高掛》；根據余華長篇小說《活著》，創作了電影《活著》；千禧年以後，有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影《山楂樹之戀》《金陵十三釵》，及根據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創作的電影《歸來》等。
一方面，張藝謀的成功，來自巨人肩膀的助力。另一方面，到了二十一世紀，文學日趨娛樂化，缺少厚重的底蘊，深刻的涵養。文學的沒落，反作用到張藝謀的電影上，雖然仍以文學為養料，但藝術價值已大不如前了。
求變，促成命運的好轉
實際上，張藝謀電影的“式微”，倒也不能全部歸因於文學的沒落。張藝謀說，所有東西，都是時代的產物，人類不能超越時代。
這樣的人生觀，造就了張藝謀順應時代的創作思想。在電影商業化和娛樂化時代到來時，張藝謀率先拍出了《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商業片。
在張藝謀看來，藝術講究百花齊放，不僅創作要多元化，觀眾的審美口味也要多元化，五穀雜糧都吃的人才健康，中國有偏食的土壤，但偏食容易得病。於是，張藝謀選擇了商業和文藝兩條腿走路。個人認為，張藝謀的多元化創作，是為豐富電影的美學體系，改變觀眾單一化的審美，但深層的原因，跟張藝謀揮之不去的求生欲有關。
《作業》中，張藝謀坦言，父親被打成右派后，出身不好的他，連紅衛兵也當不上，在什麼地方都感覺低人一等，“成天生活在恐懼中”。
張藝謀的工友回憶，當年在車間開會時，只留下黨員團員，不是黨員團員的人就得離開，600多人的車間，只有張藝謀一個人（家庭成分不好，跟黨團無緣）站了起來，離開車間。後來領導開會，乾脆說，張藝謀你走吧。工友感慨道：“張藝謀當年一個人離開的背影，我今天還歷歷在目。”
在那個艱難的年代，張藝謀的求生欲被激發了出來。他有意識地練字、學畫畫，抄大字報，畫毛主席畫像，“讓自己迅速工具化”，有了這個本事，他就有可能被紅衛兵徵用，或者徵調到宣傳部門，換得一個安身立命的機會。他還不遺餘力學攝影，這些技能的武裝，愛好談不上，就是為了找一個活路，對衝出身不好的缺陷。後來，張藝謀拍了一張文竹的照片，被工友田均賞識，並建議他報考北京電影學院，這時他才第一次知道北京電影學院。
都說技不壓身，於張藝謀，那是不安感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
當時，張藝謀連報考北電的資格都沒有。張藝謀很不甘心，在工友田均的建議下，他熬了一個星期的通宵，把所有自認尚佳的照片精心做成相冊，附上說明，做成信件，寄給了文化部長。就這樣，在一次次的不甘和嘗試下，黑暗的現實照進了光亮，張藝謀成了第一個非正規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
曾經，張藝謀可以說是“異類”，是大字報聲討的對象。
在他的內心，“它會在很長的時間內，讓你變成一種比較自卑的性格”。而一封北電錄取通知書，讓不斷改變和試錯的張藝謀，第一次“嘗到了甜頭”。張藝謀一朝嘗到了甜頭，喝了“命運何其艱、求變方得生”的解藥。這一劑解藥，奠定和塑造了他的餘生。看明白了這點，再深入張藝謀的電影，就好理解多了。
命運不公，仍要從峭壁中開出花來
張藝謀參加採訪節目，應是為其定檔9月30日的作品《影》造勢。從《影》的官微放出的預告片來看，這部片子講述了一個從八歲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不甘心被當成傀儡替身，歷經磨難，努力尋回自由的人性故事。
我試圖從預告片中尋找張藝謀的烙印，不得其果。直到看了張藝謀的採訪，才豁然開朗。張藝謀說：替身的人都是普通人，都是不能左右自己命運的人，都不得好死。他的每一步都是掙扎求生，雖然最後好像成了老大，實際上，唯有這樣，才能活下去。
哪怕年到花甲，“求生”依然是張藝謀不變的母題。影評人梅雪風說過，姜文電影講的是革命的幻滅，陳凱歌電影講的是悲壯的哀歌，張藝謀講的是基本的人權。在我看來，這個描述還不夠極致。張藝謀電影，講的是“我要活下去”的故事，用今天流行語說就是：求生欲。在張藝謀的電影中，女人的意志都很強。在舊時代，忤逆禮數和綱常，等同於違背天意，那是要遭天譴的。
《紅高粱》中，身不由己陷入不公命運的女主九兒（鞏俐 飾），被迫嫁給了麻風病人。但她又不屈，拿剪刀跟象徵權力中心的麻風病人拚命，最後跟了名不正言不順的余占鰲。表面上體現了九兒的強烈意志，但實質是張藝謀一以貫之的主題，被不公命運支配的主人公，不服命！
在《菊豆》中，這種“不服命”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身不由己的女主菊豆，被自己的父親為了一頭騾子發配給了染坊店主楊金山，楊金山對菊豆極盡洩慾和施虐，菊豆痛不欲生，菊豆主動向楊金山的侄子楊天青示好，以求生存。
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女主頌蓮還是一個身不由己陷入不公命運的人。她被歹毒的繼母為了錢，嫁到了高牆深院的有錢人家，從此“像貓像狗像耗子就是不像人”，但哪怕是最嫩的太太，也絕不任人欺壓：當雁兒拆穿她的謊言，她讓雁兒罰跪一宿；二太太背後叫人扎頌蓮小人，頌蓮讓二太太差點掉了一隻耳朵。雖然是並不正義純良的暗鬥，但也體現了一個被命運捉弄的女人的抗爭。
這三部作品，都是女主人公在絕境中的殊死求生，是“不服命”的三種變奏。它們分別創作於1986、1990、1991年，也就是張藝謀電影創作生涯的開端。
俗話說，三歲看老。同理，初始的作品，最能見出作者的根本。電影中的九兒、菊豆、頌蓮，其實都承載了張藝謀經歷過的黑暗和他的求生欲。
我對張藝謀的一句話印象深刻，“我閑不住，過去被壓抑的東西，在這裡（電影）得到釋放。”
今天看似走過了黑暗年代的張藝謀，只是換了一種求生的方式，唯有完全蒸發了深淵的壓抑，才能真正“生”過來。我總是禁不住想，那個深淵究竟有多深？以至三十年來，張藝謀的電影一部接一部，源源不斷，不知疲倦。或許有一天，當那個深淵被陽光充滿，張藝謀的電影生涯，也到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