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沒有相同的靈魂一樣，世間也沒有相同的樹
我國自古便有在清明節種樹的傳統，書中有言：“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凈。”古人在清明節植樹，不僅因為此時春回大地、萬物復甦，樹的成活率更高，也是以種樹的形式追思故人，撫慰人們心中對逝者的悲痛之情。正如歸有光所言：“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除了寄予思念之情和保護環境，樹同時也極具生命之美。在攝影師的鏡頭下，自然生長的樹充滿秩序和形式美，樹木繁茂的枝條在畫面中伸展開來，在逆光和誇張的構圖中也可以成為攝影中絕對的主角，既可寫實，又可寫意。
邁克爾·肯納的極簡之樹
2002年的冬天，在北海道屈斜路湖邊，邁克爾·肯納遇見了此生最難忘的一棵樹。據邁克爾·肯納回憶，那個早晨異常寒冷，大片的雪花在風中亂舞，湖面完全變成了白色，只有偶爾出現的天鵝的刺耳叫聲才能打破這天地之間的冷寂。湖邊一棵隨風而傾的樹，像一株特大號的盆栽，優雅又充滿形式感。眼前的這一切像是一幅日式風格的版畫。自那以後，邁克爾·肯納每年都會去拍攝這棵樹，直到2010年這棵樹因安全問題被砍掉。
邁克爾·肯納早期拍攝了大量工業城市題材的作品，2000年開始拍攝亞洲的自然景觀，並慢慢轉向極簡主義風格。邁克爾·肯納鏡頭下的樹並非氣勢磅礴、稀奇古怪的樹，而是生活中常見的、普通的樹。他將這種“普通”提煉、抽取，然後概括出其中共性的，或是最有象徵意味的東西加以表現，客觀存在於自然中的樹猶如一幅水墨畫般。邁克爾·肯納將樹置於照片中間雨霧繚繞的地方，讓樹步入神奇、詭異、夢幻般的境界中，賦予樹一種神秘、空靈之感。在構圖上用東方美學的方式，讓照片具有一種靜謐而悠長的氣氛。正如批評家馬克·約翰斯通所形容的“帶有不詳之音的寧靜的視野。”
在一次採訪中，邁克爾·肯納說道：“我試圖在作品中呈現一個寧靜而孤獨的綠洲，希望看到最終成片的觀眾能夠通過觀看進入我所塑造的綠洲。這個快節奏的多彩世界，滿是誘惑，無比喧鬧。我希望從混亂中創造秩序，從世界龐雜的背景音中尋找安靜。在我的作品中，情感上的暗示比一筆一畫的準確描寫更重要。”
曾憶城的水墨之樹
與邁克爾·肯納的黑白極簡主義不同，曾憶城的作品更具水墨意趣和古典意象，在舶來的影像文化中融入本土、傳統的方法。曾憶城摒棄了豐富的色彩，幾乎僅採用黑白灰三色，消解了濃烈色彩可能帶來的刺激和干擾。各種各樣的枝幹遒勁地凸顯出來，極度清晰的結構讓枝幹變得抽象，熟悉的樹變得陌生。曾憶城用平面化視角將景物置於全景式的、二維的留白里，甚至將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這些留白上，它不再是一種缺位，而是一種存在，與其襯托物一樣躲不過被欣賞的可能。
曾憶城不斷回憶黃山影像的拍攝過程，快門所及並非在實景記錄，而是某種隔世相逢的默契：梅清、石濤、八大、戴本孝……通過鏡頭與十七世紀的藝術大師們進行了一場黑與白的“交流”。
傅擁軍的西湖之樹
2009年，傅擁軍憑作品《西湖邊的一棵樹》獲得第52屆荷賽自然類組照二等獎。《西湖邊的一棵樹》被稱為荷賽中的“中國文人照”，讓一棵樹充滿了人性的意味。
在《一席》中，傅擁軍講述了《西湖邊的一棵樹》的由來。因為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位外國攝影師曾在1978年的時候拍過西湖邊的一棵樹。出於好奇，傅擁軍來到西湖邊進行調查，希望找到攝影師拍到的那棵樹，遺憾的是他失敗了。但是傅擁軍也因此產生了一個念頭：我平常也在西湖邊拍過很多樹，要是以後也有人來找我拍的那棵樹，我覺得會蠻有意思的。於是西湖斷橋下去第十棵桃樹成為傅擁軍鏡頭中的樹。
這棵無名的、普通的桃樹便成了主角。桃樹兩側是公園裡常見的長椅，前面是西湖。傅擁軍在固定的位置拍攝了上千張照片，一年四季，桃樹、長椅、西湖都不曾改變，來來往往的行人卻講述著各自的人生。其實傅擁軍所拍的樹平淡無奇，既沒有詩情畫意也沒有巍峨壯觀，他只是用默默地記錄著這棵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一棵樹，但是人們可以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當照片積累到一定數量時就有了說不完的故事，也在不經意中道出了宇宙萬物的成長和衰落。
傑里·尤斯曼的超現實之樹
傑里·尤斯曼堪稱暗房特技大師。在他的照片中，常常出現樹木、森林等元素，通過多架放大機將不同底片上的影像疊合在一幅畫面上，從而產生象徵、變形、誇張、抽象的荒誕效果，傑里·尤斯曼憑藉精湛的技術將這些日常元素重新解構，營造出夢一樣的超現實畫面，以此來折射現代生活內在的本質。
雜亂的樹枝，乾枯的古樹，凋落的樹葉……這一切日常中的樹木都在傑里·尤斯曼的暗房中再次煥發出生命的光彩。這些看似荒誕的超現實景觀來自傑里·尤斯曼多年的生活感受，是他的想象與夢境。
儘管數碼攝影已經成熟，但是傑里·尤斯曼依舊沉迷於傳統暗房。他曾說：“儘管暗房可以切斷我和外面世界的聯繫，但是我在暗房中的活動，又和外面的宇宙萬物有著千絲萬縷的牽連。在暗房裡，我可以靜下心來，進行內心的對話，把我在外面拍到的影像和我內心的思緒結合起來。”正是傑里·尤斯曼的執著，才使得這些樹有了涅槃般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