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思達的新節目：一場探尋主觀表達限度的實驗
記者 | 劉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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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肯定個性化的表達，還是追求穩妥，呈現一期看上去順滑的節目？在策劃《僅三天可見》時，總製片人徐嬋娟曾為如何在兩者間取得平衡而困惑。
「時間也沒有那麼寶貴啦，干點什麼都行啦」，姜思達在飯桌上笑嘻嘻道。「因為你年輕，雖然你沒有那麼美」，於正轉過身去問服務員倒的是什麼水，姜思達臉上的笑容隨即消失。在兩人碰完杯之後，姜思達感慨道，「你確實跟大家都太不一樣了」，於正很快回應說，「你覺得你跟大家一樣嗎？」
《僅三天可見》播到第三期時，姜思達和編劇於正之間的碰撞上了微博熱搜榜首。這個片段體現了節目的核心特質：在和嘉賓相處的過程中，姜思達勇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態度，對於交往中的尷尬、甚至矛盾毫不避諱。話不投機的真實展現之外，觀眾也能看到一貫以強硬姿態面向公眾的於正從未被發掘的一面——當他在遊樂場裏手足無措，姜思達想要在AI於正身上尋找的「人味兒」就顯現了出來。
「節目的關鍵詞是社交，我們見到陌生人，或是相對熟悉一點的朋友時，我們的語言、表情，我們的所求是不是都是一致的？還是說這裡面會有一些能體現出各自性格的微妙成分？這是我們想要探索的東西」，姜思達這樣對界面文娛表述對節目的理解。
節目的出品方是騰訊新聞，當傳統的訪談類節目離年輕人越來越遠，93年的姜思達成為他們尋求的年輕化IP。還是網綜《奇葩說》辯手時，姜思達就以傲嬌而不失犀利的表達收穫了年輕人的喜愛，之後他又做了短視頻訪談《透明人》。和觀點同樣張揚的是他的個性，他給自己立的人設是「美神」，從《奇葩說》出道至今，他在微博上積累了超過200萬粉絲。
在《僅三天可見》中，姜思達和明星嘉賓將共同度過三天時間，三天的相處過後，訪談環節會在一個特殊的場景展開。和傳統訪談節目不同的是，這檔節目的鏡頭不僅對準嘉賓，也會對準姜思達，記錄下他的情感變化和價值表達。
節目播出后，有人稱其為年輕版的《十三邀》。雖然兩檔節目由同一個工作室出品，徐嬋娟倒是從沒想過要對標《十三邀》。但考慮到要在騰訊新聞這樣的平台上播出，她也不得不從一開始就和姜思達團隊探討節目的公共價值。
「我們說《十三邀》談論的那些話題有公共價值，那我們做《僅三天可見》有公共價值嗎？」徐嬋娟最初會擔心，從人和人交往的角度做節目會不會不夠深刻。做了幾期后她意識到，社交其實是具有足夠普遍性的話題，「並不是只有談世界觀、談宏大的命題才是深刻的體現」。
開第一期節目策劃會時，姜思達用一段話表述了他跟謝娜之間的不對等關係，並將他們之間定義為「類朋友關係」。徐嬋娟用手機錄下了那段表述。她被那段話所觸動，因為那讓她聯想到職場當中廣泛存在的那種既熟悉又微妙的關係。
「這種關係還能不能更近一步？這是故事的一條線。三天交往過後，姜思達對這個人是不是會有重新的認識？這是另一條線。」徐嬋娟這麼考慮。
池子和姜思達社交關係的典型性則體現在，每個人的生活里或許都會有一個像池子那樣耀眼的第二名，不需要事事周全，通過先天的優勢，輕而易舉就可以獲得很多東西。
社交實驗的結果未必和預設一致。池子那期節目最後，姜思達發現池子其實並不是他所想的那樣混不吝，實際上他也有過自己的一段傷痛經歷，並從中獲得了新的人生態度。
對姜思達來說，和不同的嘉賓相處其實最終是在完成對自我的確認。和袁弘相處了三天，他發現，袁弘的宜人性比自己還高；採訪謝娜后，他意識到，自己理想的採訪對象是「在情感上或者人生中有一定程度破碎的人」。「我通過和這個人比能發現自己原來這麼有同理心，然後跟那個人比發現原來我的同理心還沒有他高，你總是在拿別人的尺度衡量自己，就會實時地以此為標尺對自己得出不同的結論。」
但這場社交實驗對幕後團隊來說不啻於一場冒險，因為誰也不知道這種個性化表達的邊界在哪裡。
「我能不能煩一個人？」姜思達在和於正相處一天後情緒爆發，他的失控、他和執行導演李蕙桐的觀念衝突最終也被剪到了節目正片里。徐嬋娟一度為此而忐忑，她覺得那些不能播，因為姜思達對於正的評價不見得準確，「比如說他是不是真就那麼煩人」。徐嬋娟曾在央視做過多年新聞節目，也是深度新聞專訪《局面》的總製片人，過往的經歷不可避免地讓這個80后的思考帶著嚴肅新聞的烙印。
當放大節目製作的細節，你會發現，這檔節目的張力不僅存在於姜思達和明星嘉賓之間，也存在於幕後團隊成員關於該如何表達的碰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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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杭州回橫店錄製的兩個小時里，姜思達和執行導演李蕙桐吵了一路，李蕙桐也哭了一路。最初，他們給這檔節目定下的口號是「看懂一個人才能決定love or hate」，姜思達覺得，有時候創作的價值主張說起來容易，但要落地到具體的執行上，每一個鏡頭語言，每一個對後期剪輯的判斷，都要扣到那句話上。
在去橫店的車上，姜思達試圖說服李蕙桐，他認為做這檔這節目要從主觀出發，「這就是我看懂他的過程，在目前的層面上，我對他就是有這樣的情感，那我為什麼不能說出來？」李蕙桐說，思達，你要是就是這麼想的，節目組也都認同這個想法，我也無話可說。兩人的溝通告一段落。
李蕙桐並不是唯一擔心節目效果的人。「不偽裝，不懼怕表達」是徐嬋娟覺得姜思達身上很可貴的地方，但姜思達的真實情感流露也一度讓她對節目的走向感到不安。「如果三天相處下來，他就是極其討厭一個人，在這個過程中你就會去想，是不是要尋求更穩妥的表達方式，是不是要做引導和把控，讓他暫且拋卻掉很個人化的觀感，轉而尋找另外一些東西。」
好在危機自動解除了。和於正相處的最後一天，兩個人關係出現了轉機。節目組把最後的採訪設置在了一個遊樂場，選擇這個場景是因為他們知道於正是一個極其在意時間的人，而遊樂場的邏輯是瘋狂的、散漫的，是一個讓人放鬆的地方。
「某種程度上說，它也需要你緊張起來，但不是為工作而緊張，而是為高度而緊張」，姜思達覺得，這樣的行程安排可能給於正帶來另外一種刺激。
結果給了他們驚喜。總導演伊木回想起那天的場景仍然覺得很奇妙——因為沒人能想到，於正在遊樂場居然會表現出小孩子的狀態。在前期資料搜集中，他們驚訝地發現，恐高的於正會用坐過山車或者坐跳樓機這種東西來訓練自己。這是一個能把遊戲都當作工具去訓練自己的人，所以當一排攝像對準他拍他玩碰碰車時，大家都震驚了，「誰能想到還能看到他這樣可愛的一面」。
「有一個亟需我們充分表達和做出判斷的地方是，前面一定會讓對方的團隊後退，但如果都拿掉了，前面就都不成立了。」在後面的一期節目里，姜思達這樣告訴團隊。「你憑什麼認為說出自己高興這件事就值得聽見，說你不高興這件事情就不值得聽見。」姜思達覺得，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說，自己能對自己說的話負責。
「可這不常見啊？」我問。
「不常見是因為別人不敢，我敢，這是我和別人的區別」，姜思達說。
伊木發現姜思達有時會過於真實，真實到會忘記自己是在操作一個節目。伊木負責片子的視覺呈現部分，需要記錄下姜思達和嘉賓相處的所有片段，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得不進行一些功能性的拍攝。「因為是紀實性的東西，所以我們盡量不去干預嘉賓和思達該幹嘛，而是讓一切自然發生，但就算再怎麼自然發生，有些東西你必須得拍下來，才能剪到片子里去。」
在某些地方，他不得不讓姜思達等一下他，等他把所有設備都安排好喊開始之後再行動。「思達會覺得這樣不夠真實，我說這不是讓你演，只是讓你稍微考慮一下我的鏡頭，比如你原來三秒走一步，現在能不能稍微調整成四秒走一步，能讓我拍的更穩一點。」
另一位總導演謝露薇負責選題、內容的整體把控，她從《透明人》開始就和姜思達一起工作，覺得姜思達的才華「閃閃發光」，也樂於追隨他一起探索新的節目模式。她告訴界面文娛，「既然我們自認為是年輕的創作者，就應該拿出不一樣的東西給別人看，觀眾需要被引領。」
但困惑也一直縈繞在她心頭。節目從一開始就強調是從主觀出發，但到底要主觀到什麼程度？觀眾能不能接受這種主觀表達？這些其實都很難判斷。「姜思達有一些話按我們判斷只能打動一小部分人，但如果有一些主觀態度是觀眾看到也會有共鳴的，比如姜思達看到於正一直在玩手機，這事兒也太戳人了，大家都能感受到這份情緒上的不自在，我們就讓他主觀表達了。」
謝露薇是個對情緒不加掩飾的女孩，有人不理解為什麼於正那期執行導演李蕙桐會在節目里哭，謝露薇說，她從錄製到現在差不多期期都會哭，因為她覺得，能通過這個節目看懂一個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做《僅三天可見》讓她找到了自己的興趣點，更早些時候，她是娛樂節目的導演，從未想過自己會操作一檔紀實性質的節目。
徐嬋娟的想法也在變化。最初，面對那些粗糙的、甚至失控的片段時，徐嬋娟會感到茫然，但最終，恰恰是這些東西讓她覺得真實。「如果按照我的方式來表達，是不是就是好呢？」在徐嬋娟看來，如果不是一個年輕的團隊在做這個節目，可能就不會有這樣毫無保留的情緒表達，這點很可貴。
在於正那期的爭論之後，她意識到應該給大家更多自由，「我們不是要做一個穩妥的節目，我們希望姜思達能在和嘉賓交往的過程中去探尋一些東西，然後把這個過程展示給大家」。正是這些內容，決定了這檔節目有著不同於其他明星訪談節目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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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常見的嘉賓介紹，一上來就是一段交叉蒙太奇，一條線是紀實訪談部分的片段提要，另一條線拍攝了迪斯科音樂下的復古溜冰場。這是謝娜那一期節目的片頭，也是節目組內部兩種不同觀點交鋒后的產物。
在策劃之初的片頭會上，姜思達告訴大家，三天可以記錄下很多過程，自己和嘉賓和都是當中重要的部分，但次要部分同樣有呈現的價值。
「可能你的鏡頭劃過一個路邊攤，一個牽著小孩的路人，溜冰場里那些溜冰的人，他們是你畫面里的次要角色，但這些人跟你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他們在這個節目的拍攝過程當中和你是一個共同時空的享有者。」姜思達覺得，這些人或物或許會從內在邏輯上與嘉賓有一些意識上的連接，因此要求團隊從素材裡面抓取這些時刻。
片頭配的文案也不一定要局限在嘉賓本人的信息上，「比如他出道20年，曾經獲得過什麼」，姜思達覺得那些東西「不性感，不藝術」。結果這麼一說完，他發現大家其實都沒太明白，就試著剪出來幾個畫面。團隊一看，覺得這麼設計好像還挺好玩兒。
為了完成謝娜最後一天的採訪，他們包下了一個溜冰場。伊木還記得，採訪結束后外面突然響起噼里啪啦的鞭炮聲，他們正準備收工，這時溜冰場重新開始營業。
那家溜冰場坐落在長沙一處類似郊區的地方，他們本以為沒多少人會光顧，但沒想到的是，一開業就衝進來好多人，人們在那裡瘋狂溜冰。這樣的場面伊木很久沒見過了，他判斷這會是很寶貴的素材，就又架起設備拍了一個小時。他拍了一些空鏡，拍了那些溜冰的人的狀態，最後他看了看素材，「就覺得很奇妙，就成了」。這些素材最終被用在了那期的片頭。
當問及拍攝這些素材的作用，伊木反問我，「一定要有什麼作用嗎？我就不能把我自己的審美放在片子里嗎？」他覺得自己已經試圖在觀眾的層面去考慮問題了，但是還保留了一點私心，還是想做「令自己愉悅的東西」。「我不想讓它看起來和其他節目的影像質感差不多，就得差很多才可以。」通常在拍紀錄片、真人秀時，行業內會使用高清攝像機，因為方便，不容易抖，直接拍出來都是實像，但伊木覺得那「沒有質感」，他嘗試用拍電影的設備來錄製節目，「顏色有層次，光也是有層次的」。
伊木是個帶棒球帽穿潮牌的年輕人，在國外學的電影，回國后一度在一家公司拍紀錄短片。比起嘗試新東西的挑戰，他更害怕工作陷入重複和套路。「在一定要做不一樣的東西，折磨自己這點上，我和姜思達很像」，他說。
觀眾的理解重要嗎？在袁弘那期節目里，姜思達闡釋了自己在個人表達和市場接受度上的態度——一百個人看了流淚要好過被一千個人記住。「我會覺得那樣的片頭是我想試一下的」，他告訴界面文娛，在他心中，一個節目能做多大聲量，甚至未來能賺多少錢，這些固然重要，但另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內容創作者「內心的獲得感，甚至是優越感」。
但這樣的片頭實在是太不一樣了。片頭剪出來后，負責市場工作的楊李扮演了挑戰者的角色。他很清楚大眾的偏好，擔心這樣的藝術片頭會給大家帶來一種生疏感，甚至會勸退用戶。徐嬋娟也覺得，對於像騰訊新聞這樣的公共平台，特別個性化的表達方式並不那麼容易被理解。
她擔心節目過於精英化，想儘可能做的通俗。「我們會就這些東西進行一番討論，然後在這中間找一個平衡點。」
平衡的結果是，謝娜那期的純藝術表達被縮減了，取而代之的是謝娜在訪談中的亮點，這些素材承擔了更功能性的作用，會提示觀眾後面能看到哪些內容。「片頭到底在說些什麼？為什麼要這麼講？我希望能換一種表達方式，或者更準確一些，讓那個概念不要那麼模糊。」徐嬋娟試圖在個人風格和公共表達間找到合適的度。
幾期節目合作下來，徐嬋娟覺得，在和年輕創作團隊合作的過程中，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優勢，自己有自己的經驗，但這些東西怎麼結合起來，中間確實需要一個磨合的過程。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姜思達團隊在情感上的緊密聯繫，她認為正是這種聯繫才能恰如其分地呈現姜思達的個性，塑造節目的精神氣質。但從做新聞的慣性思維出發，徐嬋娟會希望姜思達能夠在問題的探究上再有所延伸。比如，在於正那一期的訪談環節，當他談起對生命有限的理解，年紀相仿的徐嬋娟能體會那些話背後的東西，自然而然地希望話題能延伸到死亡焦慮。
但這畢竟是一檔灌注了姜思達個人想法的節目，他對事物的好奇心和敏感度都是屬於年輕人的。「他是26歲，我是38歲，我們倆的人生階段不一樣，我很難讓他在20多歲的年紀理解我這個年齡會想的事。」徐嬋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