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好日子到頭？埃爾多安15年前掌權時的高通脹回來了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0月3日，土耳其統計研究所公布的該國9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較去年同期上漲24.5%，與此同時，9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PR）同比增長更是高達46.15%，這是埃爾多安自2003年掌權以來的最高紀錄。
如此高的通貨膨脹率，意味著土耳其成為新興國家中繼委內瑞拉（20000%以上的惡性通脹）和阿根廷（34.4%）之後通脹率第三高的國家。這個數字也超出了許多專家的預期——即便在土耳其里拉危機最嚴重的8月，該國通脹率也只有17.9%。
根據土耳其統計研究所的數據，導致9月物價快速上漲的主要推動力仍是里拉貶值帶來的進口商品漲價，其中交通成本同比上漲36.61%，食品和非酒精性飲料價格同比上漲27.7%。
10月4日，埃爾多安的女婿、土耳其財政部長阿爾巴伊拉克（Berat Albayrak）在數據公布后第一時間發表講話，宣布將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以確保通脹率在第四季度降到20%以下，不過他並未說明將具體施行哪些具體政策。此外，他還透露稱，財政部已經與美國麥肯錫諮詢公司簽訂三年合約，希望能利用麥肯錫的建議和經驗來穩定土耳其當下混亂的經濟形勢。
然而，與財長阿爾巴伊拉克不同的是，埃爾多安10月6日在安卡拉召開的一場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的黨內會議中稱，土耳其眼下沒有經濟危機，物價上漲的始作俑者是囤積奇貨的投機商人和惡意漲價的外國商家。
埃爾多安在會議中還表示，將儘快出台對投機商人的懲罰機制。早在10月2日，埃爾多安就要求所有商人必須將貨物的漲價幅度上報當局，並且保留了政府在緊急情況下搜查商家財產的權力。此外，他還在會議上不點名批評了他的這位女婿財長，並表示財政部和麥肯錫的合作計劃應當立刻中止，土耳其的內政不應該由美國諮詢公司來插手。
此輪土耳其通脹高企的直接原因，無疑是今年8月以來爆發的土耳其里拉危機。僅在8月一個月內，土耳其里拉對美元的匯率就跌去了將近40%。今年年初，美元/土耳其里拉尚在4左右，而如今即使在央行宣布大幅升高準備金率之後，美元/里拉依舊橫盤在6.2附近。
里拉之所以暴跌，首要原因在於美聯儲於今年3月和6月兩次宣布加息縮表。美元的走強，加上今年原油價格的上漲，都給包括土耳其里拉在內的新興市場貨幣造成了巨大下行壓力。除了已經跌去40%的土耳其里拉，其餘大部分新興市場貨幣都跌到了20年以來的低位，印度盧比對美元下跌15%，印尼盾對美元也下跌了10%。
另一方面，政治層面上與美國的交惡，更加劇了土耳其里拉危機的爆發。自經歷2016年未遂政變之後，埃爾多安通過修改憲法以及於今年6月成功連任總統，漸漸掌控了土耳其國內的所有權力。在此背景下，土方對涉嫌支持政變的美籍牧師布倫森的審判招致美國對土耳其內政部和司法部的制裁。埃爾多安和川普強硬的態度導致事態不斷升級，8月1日，美國宣布停止向土耳其出售F-35戰機；8月10日，美國政府升級了對土耳其的鋼鋁關稅。也正是在8月10日當天，土耳其里拉對美元一天超跌20%。
儘管埃爾多安認為土耳其眼下沒有經濟危機，但是對其的批評卻一直不絕於耳。土耳其《共和報》前主編丁達爾就表示，正是由於埃爾多安在外交政策上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傾向，才會使土美關係以及土歐關係遲遲無法緩和，並最終導致外資的大量撤離和美國的關稅制裁。
除此以外，還有批評指出，通過總統特權，埃爾多安正在掌控包括央行在內的諸多機構，這使土耳其不再有獨立的中央銀行，無法通過利率干預外匯和貨幣市場。早在2017年，埃爾多安就對媒體宣稱，利率是一切邪惡之母，過高的利率會使得貧富差距擴大。正是出於他對高利率政策的厭惡，壓力下的土耳其央行在里拉暴跌時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救市措施。對此，德國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Jorg Kramer指出，央行的作用在土耳其始終被忽視。
事實上，埃爾多安對低利率政策的偏好早已有之。自2003年就任土耳其總理以來，為了給諸多龐大的財政項目融資，埃爾多安一直堅持實行低利率政策。在該政策的支持下，土耳其在經濟上取得了不少成就，GDP年增長率常年保持在7%以上，全球範圍內一度僅次於中國。土耳其人均GDP也從2003年的8332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14933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僅一步之遙。這也是埃爾多安能在2017年的修憲公投和2018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勝的民意基礎。
同時，在這高速發展的15年內，土耳其人的收入也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月最低工資從2003年的251里拉增至2018年的2030里拉。高速增長的經濟吸引了大量來自歐洲的投資，自2001年開始，歐洲——尤其是德國開始對土耳其進行大量工業轉移，其中主要包括家電以及汽車零部件製造。僅在2006年一年，土耳其就吸引了超過2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FDI），超過此前10年的FDI總和，也正是在2006年，土耳其正式啟動了加入歐盟的談判。
高速增長的經濟背後，是基礎設施的不斷建設和信貸的不斷擴張。埃爾多安曾經告訴歐洲記者，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把全國81個省全部變成建築工地。近年來，土耳其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遍布全國：伊斯坦布爾興建全球最大的新機場、新運河、橫跨歐亞的新隧道、連接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的新高鐵線路、新總統府“大白宮”等等。
為支撐這些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居民儲蓄率僅為23.7%的土耳其通過的方法是海量超發貨幣同時藉助大量來自歐洲的外債。與15年來將近翻了一番的GDP同樣可觀的是，土耳其政府的債務同期增長近四倍，從2003年的2500億里拉增長到了2018年的12000億里拉，遠遠超過GDP增長。
不僅如此，15年來，土耳其的外債也同樣增長了兩倍，從2003年的不足1500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4500億美元。這其中大部分的資金都來源於法國和義大利的投資機構，由於歐債危機以來歐洲央行長期實行零利率政策，這一政策的推動下，土耳其獲得大量外國投資的成本也相對低廉。
規模龐大的債務，彷彿懸在土耳其經濟發展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美元走強、經濟制裁、政治危機等重重影響因素之下，外資敏銳地嗅出了土耳其經濟大廈將傾的趨勢，更進一步導致了里拉的暴跌。一方面，資本外逃，里拉被大量拋售，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償債能力收到質疑，歐洲大銀行的股價連續下跌。
更為雪上加霜的，則是土耳其政府常年超發的貨幣以及匱乏的外匯儲備。2006年至今，土耳其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從4000億里拉增長到20000億里拉，狹義貨幣供應量M1也從1000億里拉增長到5000億里拉。而同時期內的里拉/美元卻幾乎保持穩定在1:4關口。此次土耳其里拉對美元的暴跌，也是市場對里拉的重新估值。
對比同樣正在經歷貨幣貶值的諸多新興市場國家，里拉的抗壓能力顯然遠遠弱於其它貨幣。埃爾多安和川普的交惡則直接引爆了危機，而其對於土耳其中央銀行的干涉更是使得央行無法及時通過利率政策影響市場。
現今，儘管埃爾多安多次呼籲人民拋售枕邊的美元、歐元和黃金來緩解里拉危機，並鼓勵人民將惡意漲價的商人舉報給有關部門，甚至更暗示政府將會直接參与市場定價以控制通貨膨脹，但這些措施的效果恐難樂觀，此次通貨膨脹的影響可能還會持續數年。財政部長阿爾巴伊拉克預計，通脹率將在2021年底前降到6%，在今年9月底公布的新經濟計劃中，阿爾巴伊拉克預計今明兩年該國經濟增速分別為3.8%和2.3%，遠低於此前預期。
面對高企的通脹，土耳其央行不顧埃爾多安反對，最終在9月13日宣布將基準利率從17.75%提升至24%，此舉遭到埃爾多安的強烈批評。但不少人則呼籲土耳其央行繼續加息以應對愈演愈烈的物價上漲。
野村證券西亞研究所的Inan Demir表示，央行必須就9月的通脹數據迅速做出反應，他相信，在央行行長和埃爾多安的下次會面結束后就能採取措施。而凱投宏觀的Jason Tuvey則對此並不樂觀。他表示，由於埃爾多安的施壓，短期內不能再指望土耳其央行會有新動作。同樣持悲觀態度的還包括摩根大通，在近期的一份報告中，摩根大通指出，土耳其僅靠利率政策無法遏制通貨膨脹，反而會讓整個銀行系統承擔更大的壓力。
儘管土耳其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但是土耳其也並非沒有任何朋友。在埃爾多安9月30日對德國的國事訪問中，儘管政治上依然存在分歧，默克爾還是對德國在土耳其的投資表達了支持，並同意了進一步深化德土之間的經濟往來。10月5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表示，俄羅斯不僅願意在敘利亞問題上和土耳其合作，而且願意投資“土耳其溪”天然氣管道項目，該項目同樣得到了歐盟的大力支持。
作為歐亞大陸的中轉站，擁有“世界中心”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既是歐盟的候選成員國，也是美國在北約中唯一的伊斯蘭盟友，它是俄羅斯在南線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也是中東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國家之一。正是由於這樣特殊的地位，美國和歐洲都樂於見到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良好的土耳其。
德國馬格德堡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Friedrich-Naumann基金會主席Karl-Heinz Paqué認為，現今的局勢對於土耳其而言既是危機也是機遇，如果埃爾多安能正視自己，恢復央行的政治中立性，並與美國、歐洲、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通力合作，那結果或許會讓所有人滿意。
但最迫切的問題是，如果埃爾多安為抑制通脹而一意孤行搜查政府所稱的“投機”商家，那麼出於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未來將鮮有投資者願意染指土耳其，而該國過去15年的經濟輝煌也將不復存在。
這場經濟危機是否確實如財長阿爾巴伊拉克所言，“最糟的已經過去了”？主宰土耳其經濟命運的伏線，正牢牢握在埃爾多安的手上。
（本文作者陳英為界面新聞歐洲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