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話癆」齊澤克
記者 | 王磬 發自盧布爾雅那
編輯 | 崔宇
一
一國因一人而聞名——今天的人們已經甚少再聽到這樣的故事了——但中歐國家斯洛維尼亞卻似乎是個例外。
這個坐落在阿爾卑斯山南麓的前社會主義小國，自上世紀90年代初南斯拉夫解體以來，便幾乎再沒被世界舞台的鎂光燈寵幸過。以至於當梅拉尼婭·川普——一位出生於斯洛維尼亞的模特——成為美利堅第一夫人時，國際媒體費了些勁才在地圖上找准它的位置。
但在過去二十幾年間的西方思想界里，僅有200萬人口的斯洛維尼亞卻是個振聾發聵的存在。僅需憑藉這一點：它孕育了齊澤克，當代極具魅力又極富爭議的學術鬼才、思想大師。
在到訪斯洛維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之前，我曾在歐洲一些城市的集會上遠遠瞻望過齊澤克。最近一次是在倫敦，會場里擠滿了慕名而來的年輕人，想聽他講對脫歐的高見、抑或只是求張合影。每次集會談論的主題和他口無遮攔的黃段子都不太一樣，唯一不變的似乎只有他的穿搭——永遠不合身的T恤，掉了色的牛仔褲——以及一定會因為他的滔滔不絕而延時的Q&A環節。
想用幾句話就總結出齊澤克特質的嘗試往往是徒勞的。自上世紀90年代初在學界橫空出世以來，他身上的標籤與他打破的框架幾乎一樣多。
“西方最危險的哲學家”、“文藝理論界的貓王”、“喬姆斯基與lady gaga的合體”……他行走在這些名頭帶來的大眾注視中，既遊刃有餘又充滿不屑。他把拉康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鑄成理論的武器，見縫插針地解構時下熱點——從川普當選、到權游大結局——他幾乎無所不包。他的文章被譯成中文的頻率，在當代西方思想家裡恐怕也無人能出其右。
有人頂禮膜拜，也有人嗤之以鼻。“他看上去像個不苟言笑的左翼知識分子……但事實上，他不就是個喜劇演員嗎？”《紐約客》這樣評價道。喬姆斯基也尖銳地指出，齊澤克只是“善於兜售複雜的辭彙……但其實道理不用五分鐘就可以說清楚”。在中國，還有一種來自知識界的聲音認為，齊澤克的思想對歐美社會也許尚還有些啟發，但對當下的中國毫無意義。
一位當世狂人哲學家，集寵愛與爭議於一身，這對任何一名致力於觀察這個時代的記者來說，吸引力都是不言而喻的。經一位友人搭線，我向不久前剛邁入七十歲的齊澤克發出了採訪邀請。三天後收到他的回信，來吧。
“不過我在盧布爾雅那沒有辦公室……要拍視頻的話，也許可以在我家客廳里？”他不忘叮囑，“但不要期待太高，我就是一個疲憊的老男人（an old and tired man）。”
二
初夏午後的兩點五十七分，我們按響了齊澤克公寓的門鈴。會面定在了三點，一個此前的報道曾提到過，他喜歡訪客早到個兩三分鐘。
公寓坐落在盧布爾雅那城區的一隅，一座方方正正的灰色建築，是這個國家短暫的社會主義時期留下的遺產。但在鋼筋水泥之外，又透出與周圍的格格不入——城區其餘的部分大都還保留著中世紀小鎮精緻的青頂紅牆，河谷環抱的盧布爾雅那，倒更像是哈布斯堡王朝踩在當代的一個腳印。
齊澤克打開院門的時候，眉眼有些惺忪，像是午覺剛醒。他兩鬢斑白，胡茬濃密，依舊T恤搭配牛仔褲。但與公開場合里魁梧健碩、咄咄逼人的“野獸形象”不太一樣：近距離站著的齊澤克，就是個身型中等、有些微駝、絮絮叨叨的老人。
“你是坐亞德里亞航空來的嗎？那你得當心了，它們要破產了，這兩天斯洛維尼亞的大新聞。”他的英文里裹挾的斯拉夫口音是如此濃重，讓你差點忘了他能熟練使用至少四門外語的事實。
語流間的短暫沉默似乎會讓齊澤克感到難以忍受，他的句子之間幾乎不留空白。“太熱了。盧布爾雅那這幾年熱得讓人抓狂。我受不了熱，我最喜歡的歐洲國家是冰島。那兒有很多火山，死火山，形而上學意義的火山！那兒還有個藍湖……好吧，它是人工的。但所有我們覺得美好的自然都是人工的，不是嗎？”
見面之後的五分鐘內，他就已經從航空公司的醜聞聊到了他在金融危機后購入的房產。彷彿不能自控，他每隔幾秒就要用手迅速地搓一下鼻子，不少人因此認為他是個“癮君子”。
“你住哪個酒店來著？”他詢問我，但卻並沒有真的要我回答的意思，緊接著，“盧布爾雅那現在的物價喲，貴得不行。我有些傲慢的美國朋友過來玩，哇，你們斯洛維尼亞竟然沒有四美元的午餐，東歐國家不都該很便宜嗎？我就說，你們這些種族主義者。”
齊澤克不輕易放過任何可以分析的日常細節。與斯洛維尼亞有關的刻板印象是常被他嘲笑的對象。
他招呼我們喝東西，把一種斯洛維尼亞自產的可樂推到面前，“這就是我們給可口可樂的社會主義式回答！”他給自己滿上半杯可樂，“那個時候嘛，為了抵制美國，許多共產主義國家都想造自己的可樂。中國有沒有？但反正東歐的這些牌子大多數都垮了，只有斯洛維尼亞的活了下來。你看，它的包裝是英文的，不是它有多國際化，只是為了在賣給我們自己民眾時顯得高端一點。”
“朋友”是他口中的高頻詞，也是常被他冒犯的對象。可以精準地激怒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甚至對此很得意。
“阿姆斯特丹根本就是為了作家而建的！在運河區，去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走的！我跟我的荷蘭朋友說，啊，你們那兒真有美感——只要不去想運河的髒水里埋了多少輛生鏽的自行車。”聽說我在荷蘭與比利時住過，他迫不及待地打起了“地圖炮”。
“為了激怒我的比利時朋友，我說，你們這個只有戀童癖和巧克力的地方，幹嘛不讓荷蘭跟法國把你們瓜分了呢？”
三
在中國，齊澤克也有一些“朋友”。
他們向他推送了大量關於中國的逸聞，他都照單全收。和他所喜愛的王爾德一樣，齊澤克“對雞毛蒜皮的事十分上心，對嚴肅的事則輕率處理”。眼下，一位中國記者的到訪，似乎為他提供了一個確認小道消息、分享花邊新聞的絕佳機會。
“我的中國朋友說，現在有列從北京到西藏的火車，要坐四天，從平原開到四千米的高原上。你也聽說了嗎？那簡直是我的夢想！完全不是浪費時間！我喜歡在火車上工作，累了就看風景。”
“明年我會跟我兒子去澳門！他想去賭場里玩一把，而我喜歡那些人造痕迹明顯的城市。澳門有個賭城完全是照威尼斯來建的？我還聽說中國現在不讓建這種有西方名字的東西了，真有這回事嗎？”
“我去年去了南京，那兒有個大學。聽說北京的文化氛圍更活躍一些。在有些城市，人們只關心商業，沒人關心哲學。”
他還聊起南北差異。“我喜歡有地域差異的國度！”他說，“我特別想去中國東北，以前看過一些在那裡拍攝的偵探電影。”但很快就扯到他感興趣的黃段子上。“你來自中國南方？我聽說在中國，南方人更喜歡講黃段子，北方人比較高冷。是真的嗎？”
他聊起鴉片戰爭，“中國的皇帝不讓英國輸出鴉片，英國就發動了戰爭。太糟糕了。我就去跟我的墨西哥朋友說，照這個道理，你們也該跟美國宣戰，對不對？”
他給我們展示了書架上的《三體》全集，“我讀完了第一本，簡直太喜歡他了！他的名字怎麼念來著？劉慈欣… 哦對，中國人的姓放在前頭。我聽說他的電影拍好了但是沒有上映，是怎麼回事？”
他的書架里還貼滿了全世界各地搜集來的碟片。他看過許多張藝謀的電影，認為《英雄》“比好萊塢製作的還棒”。不過，中國的電影導演里他最喜歡的還是賈樟柯。
四
架上攝像機，戴好麥克風——鎂光燈下活躍了幾十年的齊澤克，對這個流程顯得輕車熟路。
唯一讓他略微不自在的，是沒能坐在他心愛的沙發椅上。同行的攝像師遺憾地告訴他，沙發椅太矮光線不好。他沒再堅持，配合地換了一張高度適中的木椅。
採訪的開端，從三十年前的柏林牆倒塌聊起，那正是齊澤克憑藉《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一書驚艷學界的年份。
上世紀80年代末的西方思想界面臨著“雙重終結”：政治上，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宣告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全面勝利；哲學上，后結構主義方興未艾，“小敘事”和“邊緣話語”開始繁榮，有關宏大問題的探討已不再必要。齊澤克在此時橫空出世，他犀利地指出，需要回歸宏大敘事，需要回歸宏大的反抗：既反抗自由主義，又反抗福利國家意義上的左翼。
但正如齊澤克最喜歡的論證方式——悖論——一樣，他本人的敘述中也充滿悖論。讓齊澤克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方案是困難的，他永遠在自我解構。
他是“全方位反抗”的激進倡導者，認為當前西方主流左翼“搞錯了工作重點，只關心些不痛不癢的文化問題”，而這正好是川普得以掌權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他又對遠大革命的想象心存質疑。“對那些幻想盛大革命的精英左派，我的問題始終是：革命第二天，你在家裡醒來之後，會做些什麼？你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它嗎？”
他談消費主義，認為消費行為並不只是在購買商品，還有那種“希望成為某種群體的一部分”的歸屬感。但他又批判對於消費行為的過分妖魔化，“我很看不起那些嘲笑窮人消費習慣的富人…… 一個工薪階層的勞動者，每隔一小段時間去購個物，買些便宜的、無用的東西，又有什麼問題呢？”
大多數的時候，他是個行走在思潮前沿的激進鬥士，從方方面面敲打人們對現世的幻覺。但也有一些時刻，他對細節和人情的體察提醒你，他還是個在東歐小地方長大的老紳士直男。
比如，他會在開始引用色情笑話作為例證的時候，略帶抱歉地講一句“不好意思，我這裡要用一個粗俗的例子”——面對女性講黃段子，在歐洲的文化里，畢竟不是個那麼紳士的行為，不管公眾輿論中的他有多麼口不擇言。
他談婚姻，並笑稱他的觀點“可能會讓你們的讀者失望”。作為一個激進左翼，他卻並不希望婚姻制度消失。“正因為它（在西方）已經失去了經濟功能，如今的婚姻才能成為某種美妙的東西，成為最純粹的承諾。”
他談開放關係，稱自己不是保守主義者，只是覺得開放關係的理念不能讓他信服。“愛情不是去找各種不同的人來滿足你的不同需求… 而是跟一個’沒有了他/她我就活不下去’的人在一起，為他/她給出承諾，做出改變。”
他談幸福，認為“幸福就是當代最鮮活的意識形態”。他堅信，“幸福不該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而應該只是一種副產品”。“如果只把幸福當做目標，那總是會導向自我毀滅的”。
我問，如果生活的終極目標不是幸福，又該是什麼？
他有些怔住，眼神在空中停留，似乎沒有為這個問題找到現成的答案。
“我不知道…”
那是整個下午的採訪中，他留下的唯一一個超過五秒的沉默。
五
收起攝像機時已接近五點，原定一個小時的採訪實際上進行了兩個小時。
“你記得邦德的紅色按鈕嗎？來採訪我這樣話太多的人，你們應該帶一個。每當我說得停不下來的時候，你就按一下。哈哈……”齊澤克自嘲。在007系列的老電影《金手指》，邦德只要啟動車上的紅色按鈕，就能把副駕上的人彈出去。
他絮叨著接下來的一些日程，包括一個在倫敦的學術會議，一次在瑞士的演講，還有在盧布爾雅那醫院的一項身體檢查。過去一年裡，接踵而至的多項疾病讓他意識到，“確實是七十歲了”。
他回憶著那個被他稱為“野獸入侵”的時段：當時他的臉部有一些炎症，還導致了部分的面癱，醫生以為是中風，但實際上不是；醫生還在他的腎臟發現了一塊小的腫瘤，好在及時做了手術；他一直有糖尿病，那段時間裡變得更糟；他的眼睛也不太好了，盯著電腦屏幕看一會就隱隱作痛……
“全都發生在一個月以內，還是很嚇人。”不過他很快又恢復了得意的神情，“這倒給了我一個不錯的借口：每次朋友請我去幹個啥我又不想去的時候，就可以說，我身體有恙。你知道吧？撒謊有時候是為了顯得禮貌。”
我們即將告別。齊澤克又提起了航空公司的醜聞，叮囑我一定記得在返程之前去網站上看看情況。他不再送我們下樓，但給出了“齊澤克式”的指路：
“出了門以後，記得左轉、左轉、再左轉。激進的左，沒有妥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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