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奇遇人生》：客從何處來
紀錄片導演趙琦在自己44歲的時候，終於感受了一把“流量”的滋味。
在此之前，他擔任製片人的《歸途列車》、《中國市長》曾獲得過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和聖丹斯電影節大獎。但紀錄片本身是個小眾的東西，再火的爆款流量也不過幾百萬。譬如2016年在B站走紅的《我在故宮修文物》，評分超過9分，總點擊也不過382萬。而趙琦那部在豆瓣上獲得9.2分的《中國市長》，講述了現任太原市委副書記耿彥波在大同履職時的故事，僅有不到一萬九千個人標記看過。
但這一次，趙琦的新作《奇遇人生》算是真正地出圈了。
這檔明星紀實真人秀節目到現在為止共播出了五期，單期平均流量超過三千萬。假如以一般綜藝的尺度來衡量，這個數字並不能算得上驚奇，但打開節目你就會發現，《奇遇人生》更像是一場事前有所準備的紀實。
這與節目團隊的基因有關，除了趙琦本人擔任總導演，攝影指導孫少光曾有《第三極》等多部知名作品，剪輯指導林欣民與趙琦在《中國市長》有過合作。第三期拍攝查亞峰的攝影師ROCKER也是一名專業的戶外攝影師，曾與竇驍在2016年共同攀登過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
“前兩天還跟我們的剪輯師說，毛不易這期比較低，他說一千七八百萬了，還低什麼？”因為節目熱播而有所“膨脹”的趙琦在辦公室被剪輯師懟了一把，提醒了他某種意義上《奇遇人生》不該脫離紀錄片的範疇。這檔節目共有5個剪輯師，同樣來自專業紀實領域。
流量帶給趙琦的另一個轉變是跟明星走得更近了。從前他跋山涉水，關注那些現代社會的邊緣痕迹，從未和這類人們如此接近。在第二期節目里，春夏發現一陣風吹過，她看到了趙琦的褲腳，於是大剌剌地叫這位嚴肅的紀錄片導演“趙褲腳”。另一位參與的藝人是節目發起人阿雅的密友，有時候喝醉酒他就會給趙琦發微信。感覺新奇之餘，趙琦覺得明星還挺真實的。
將趙琦與這些人連接在一起的是“奇遇”二字。事實上，這似乎也是趙琦人生的關鍵命題。趙琦的父親是科普作家，小時候父母工作很忙，他的遊樂場是家中上萬本書籍。他印象頗深的是1978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珊瑚島上的死光》，這是一個關於科學家發明了“高效能原子電池”而被捲入紛爭的奇妙故事，作者童恩正曾因此名震文壇。
多年過去，對趙琦來說，故事本身已經模糊了，但關於世界的種種奇妙想象構成了他最初的精神原點。
這個原點促使趙琦還在2016年開始著手做了一部叫做《奇遇》的VR短片，其中包括西班牙老人在修建教堂、希臘聖托里尼開辦的書店、挪威大西洋海岸公路旁潛水、荷蘭鹿特丹的市集等等。甚至，連他的工作室都冠以了“奇遇”之名。
一切都已經蟄伏已久。而在遇到阿雅之後，《奇遇人生》的故事開始顯山露水了。
仙女也要轉型
對於即將步入四十歲的女藝人來說，面對的挑戰逐漸升級。
挑戰通常來自年齡和家庭，前者讓她們畏懼競爭力下跌，後者則不斷地蠶食她們原本獨立的生活。和阿雅年紀相仿的好朋友大小S都迎來了這個坎兒。有人說在家庭面前，大S下凡，小S被分成兩半。總而言之，人生進度推進，仙女們都要轉型。
於是今年40歲的阿雅也在微博上寫下一段話勉勵自己：
阿雅，2018年，就要開始妳四字頭的人生了。你對生活依然存有疑惑充滿好奇，卻也比以前更能誠實坦然的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也是阿雅參與《奇遇人生》的最初動機。她長在台灣綜藝最黃金的那個時代，經歷過《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熱鬧，也主持過自己的節目《愛呀，幸福男女》。但喧鬧之餘，阿雅也會思考一個問題：人們所見的常常是閃光之面，那個背面的故事是什麼呢？
她有一位做DJ的朋友，晝伏夜出，行動時必帶著那種笨重打碟機器，此人學歷不高，但對生活的熱情穩定。驅動他如此生活的動力究竟是什麼？這個背面，阿雅覺得自己就產生了興趣。
這與趙琦的想法不謀而合。在趙琦看來，當代中國生活的一個特徵是大眾趨於一致，很少人具備真正獨立思考的能力。“人不要眾口一詞，不要千人一面，我們都應該是自己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獨立的審美、獨立的思想。”
《奇遇人生》最開始的設定更類似於主流綜藝，有一些遊戲環節，但這個設定很快被“精於此道”的阿雅推翻，“因為我自己是藝人，我覺得藝人比較容易會根據那種習慣性的邏輯去給反應，所以即便遊戲的環節設計很有人文氣息，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激蕩出藝人不一樣的DNA。”
半年之後，現在的《奇遇人生》逐漸成型，節目組嘗試著把藝人們帶往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在此過程之中觀察他們的相遇、啟迪甚至是碰撞。
發起人阿雅是節目的一味粘合劑，節目拍攝從今年6月持續到9月，一個月拍攝兩到三期，每期拍攝一周，中間轉場倒時差，她幾乎是無縫連接。但對觀眾來說更重要的是她的陪伴感，無論是和小S到非洲與大象親密接觸，還是跟竇驍一起去攀爬印尼的查亞峰，那個時刻都從容鎮定的阿雅讓他們覺得節目就很舒服。
時而也會發生“阿雅善良得過分了”的小插曲。在紀錄片導演趙琦看來，有些尷尬就應該自然地發生，因為尷尬會推動事件進展，進展則帶來故事。
“她有時候很怕冷場，冷場她可能就會說話，綜藝主持人就是這個樣子。或者兩邊有點情緒的時候，她趕緊要去當個和事佬。但是其實從紀實角度來講，我跟她交流說不必要這樣。我們可以不說話，我們可以讓尷尬的東西繼續尷尬，尷尬下去會有故事、會有情感。”
作為一個“冷酷”的導演，趙琦會認為阿雅本人也是這檔真人秀的觀測對象之一，因此在第三期節目中，阿雅面對連日下雨的焦慮都被剪了進去。在這一段里，阿雅顯得情緒不夠穩定，反覆問竇驍，如果一直不停雨，不能上山要怎麼辦。
這種寫實也體現在節目對於藝人的細節處理上，在被問到明星是否難搞時，趙琦給了一個很實誠的答案：那就拍下來。作為一個紀實團隊，他們從不擔心意外發生，因為那才是真正具有張力的節點。
“我們並不擔憂什麼人怎麼樣，任何一個人發脾氣，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種情感張力，當然他們也不太會發脾氣。”
這也正是讓阿雅覺得自己有所蛻變的地方。在過去很多年，她覺得自己在大部分場合是在扮演主持人阿雅，因為那個角色必須要是有功能性的，不能夠完全地放鬆，“我們主持晚會、演唱會、綜藝，確實是需要有那樣子的專業，你要能夠去掌控全場。”
在《奇遇人生》里，阿雅開始練習放鬆。在查亞峰腳下，她信心滿滿的出發，但因為體力原因最終放棄，那一小段時期的痛苦和無助被攝像機記錄下來，阿雅對著鏡頭流淚說：如果我可能二十幾歲，我一定會繼續往上挑戰，但是我要為了我愛的人，要保護好自己。那一刻，她沒有化妝，戴著頭盔，頭髮散亂。
當然，作為合作夥伴，趙琦也努力地往節目里加著“綜藝”的作料。不像一般的節目充斥著各種繚亂的花字，《奇遇人生》僅在每一期的片尾放上一個彩蛋，通常是藝人身上的更好玩輕鬆的事，但因為跟主線無關，被他們掃出來單獨放在那裡。
趙琦本人倒是覺得討論竇驍談戀愛也挺有意思的，但專業不能被這個有意思綁架，“你當然講一兩句也可以，但是它又很長，很長放在那兒，就會影響你整個故事主線的清晰度。”
不是非要產生一個結果
最開始這個節目更像是小S帶火的，即便在康熙之後，這位女藝人的一切仍然是流量風向標。她也為《奇遇人生》貢獻了金句：40歲了，你有沒有更自在面對人生，更果決的選擇想要的東西，有沒有更勇敢才是最重要的。之後接棒的是“雞湯女王”春夏，她有著一張文藝片女主角的臉孔，在科羅拉多的公路上，頭髮一飛好像就是一張電影海報。
整個節目一共3個分集導演，分別是歐大明、洪維志和趙青。不同人物在不同導演的鏡頭下也顯得迥異，春夏舉著手機拍攝狂風即將襲來的天空，忽然就感慨起來：上帝應該是個女孩兒。竇驍則完全是個陽光大男孩，因為起太早穿了兩條褲子，對著攝影機說自己熱得像“褲襠著火了一樣”。
“我覺得這套節目的特徵恰恰就是在於，你看了第一集不知道第二集啥樣。並不是說都是一種平鋪直敘或者溫暖藝人，可能說不定我們後面還會有非常突破正常結構的東西，說不定也會被人罵，但是反過來，我們覺得這才是創作。”趙琦說。
不僅如此，《奇遇人生》里所有的關鍵情節也都充滿了戲劇性：在尚比亞跟隨志願者觀察大象，在美國跟著專業追風者去靠近龍捲風，甚至挑戰大洋洲最高峰。這些情節本身都有著極強的不確定性：龍捲風和登山都需要適宜的天氣，但節目組僅僅只有一周的時間。
作為一個拍過“又長又不好看的”紀錄片的專業人士，趙琦聲稱假如上述情節均未發生，他也會自如地拍完這個節目。
“我覺得追著不追著，其實不是關鍵問題，當然追著了，爬上了，對於一般受眾而言，他能看到更多故事，是一個從視覺上更完整的東西。如果你沒追著，他會覺得這是個什麼東西啊最後沒搞到。但事實就是，沒有也是有。”
這好像也是他在採訪中強調了多次跟普通綜藝的區別：後者可能更擅長把節目中一段情節放大，然後把不同的點編織在一起，但對於一個紀實團隊來說，他們想要捕捉的是人物從開始到末端閃現的那個弧光。
“如果我把小S和阿雅一起在那兒哭那個情節不斷地擴大，把別的故事縮小，它就可以成為幾個關鍵的情緒高點。但是對我來說，那個東西只是為了整個故事往前發展中間的一個有機環節，推進小S自己成長的一個階段而已。”
但神奇之事總是在《奇遇人生》里發生。拍攝龍捲風的最後一個行程日，節目組在去往目的地的途中經過一個叫做“The last chance”的小鎮，文藝少女春夏決定抱一下最後的希望：萬一就追到了呢。不久之後，阿雅突然看到天邊出現一小塊粉紅色，最後這個“V”型的龍捲風像一朵巨大的棉花糖，在天幕中漸漸成型。
在印尼，阿雅跟竇驍因為連日的雨水幾乎已經放棄了登上查亞峰的念頭，如果實在不能登山，他們接下來的巴厘島行程可能也會面臨取消。然而在第六天，天氣放晴了。於是他們搭著明黃色的小飛機，一路飛向嚮往之地。
“我們後面去冰島，最後一天非常妙，但是我不能給你劇透太多。極光是發生在一個非常奇妙的地方，我們的藝術家他作品點火的時候，極光就發生了。點完之後，大家看天空就有極光。”
在談到節目本身是否就是“奇遇”的時候，阿雅在電話那頭思索了片刻，然後回答：好像是哦。她不否認運氣，但她把這種運氣歸結為，當你想要非常單純地把一件事做好的時候，奇迹往往就會發生。
這好像應了一句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客往何處去
因為節目的拍攝地覆蓋全球，有人說《奇遇人生》的本質是讓人體會生活在別處。趙琦對此並不完全同意。除了在操作上，遠方的景色和地理更容易避開熱鬧，在他看來，所謂別處可能只是換了一個心境。
對趙琦本人來說，或許很難有什麼地方稱得上“別處”。他年少遊學，對世界充滿濃厚興趣，但興趣落腳之處往往是背面。作品《在她寂寞的世界里》關注是的聾啞女孩邰麗華，《歸途列車》跟蹤了一對農民工夫婦張哥、陳姐和女兒張琴的故事。近年的作品《殤城》獲得2013年韓國紀錄片大獎，仍然關注的是主流社會裡的邊緣人群，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後，他跟蹤記錄了洪世豪，彭孝全和李桂花三戶人家四年的生活變遷。
朴樹的那期節目也許能證明點趙琦的態度。一開始，朴樹對奔放熱情的古巴完全提不起興趣，中間更是認真地跟趙琦說，“我可以在房間里做瑜伽，或者我就坐在那呼吸，然後我喝個咖啡，然後我看看周圍人，這是我僅有的能做的。你讓我有故事性？我沒有故事性。”緊接著朴樹嘟囔著，說自己要選一個最慢的摩托車進行機車騎行。
五分鐘后，在古巴明晃晃的陽光和灼人的風中，朴樹忽然開心了。他對鏡頭比了個大拇指，露著大板牙跟導演組說：我覺得這個挺好的，咱們可以開快點兒！下車之後，朴樹依然沉浸其中，他跟阿雅說，“特別酷，我跟他們說，知道你們為什麼喜歡摩托車了。又有速度，又有風的感覺，撲面而來。”
很難說這是熱烈的古巴讓朴樹興奮了，還是他走出了自己的殼。
這自然是節目組有意為之。在最初設計所有人的體驗框架的時候，他們就想好了兩種思路：一種是順著來，帶藝人去體驗他們喜歡的東西，一種是反著來，觀察藝人在這個矛盾里的成長。
“這個就是反覆在找，你找一個中不溜的，可能出不了戲。朴樹是一個很向內的，那兒（古巴）是一個很外向的，向內和向外會有什麼樣的碰撞？”趙琦把朴樹的這場形容為“張力很大，落差很大”。
雖然節目組把藝人們帶往不同的地方，但這個真人秀節目更像在探索一個哲學問題：客從何處來？第四期節目里，毛不易跟隨志願者去探訪那些因為各種疾病卧床的老人，給他們唱自己的歌。看著這些老人，毛不易想起了自己因為生病去世的媽媽，晚上圍坐時彈唱了一首《一葷一素》，歌詞里寫：年輕的人啊，他總是不滿足。
毛不易到現在還會給去世的媽媽發微信，因為他覺得媽媽好像有無邊法力，可以幫助自己一些事情。他最後說，“也沒有什麼。”旁邊的人說，“有啊，很有什麼。”毛不易沒哭，阿雅倒是哽咽了。
這檔節目也讓趙琦自己多了一些感悟。在拍毛不易這期的時候，他想到了自己家裡的老人，什麼時候大陸也能有這樣細緻的社工服務？後來他又和趙立新在節目中遇見，兩人相見恨晚，兩小時的談話里從詩詞歌賦聊到生與死，趙琦覺得，自己對這個節目的“介入”是越來越深了。
趙琦偶爾也在此處思考“別處”遺留下來的問題，比如為什麼毛不易那集流量明顯低了一截。也許是因為喪，這好像是一個慢節奏的節目在商業社會逃脫不了的惡意。但趙琦覺得，這一期仍然意義重大。
“通過毛不易這一期，我們起碼把這樣一個話題拋出來。我要是常規做，有百八萬人看就不錯了，現在還有千八萬人看。社會上總是需要大家去討論一些事情，慢慢慢慢地形成疊加效應，最後變成共識，共識之後變成政策和法律。”
《奇遇人生》整體的製作時間並不長，同樣的紀錄片在央視可能要籌備兩年。初涉互聯網的趙琦在一年之內做完了這些，對他來說，如此密集的節奏下能出來這種品質，基本已經達到自我滿意了。《奇遇人生》監製、企鵝影視天相工作室總經理邱越在節目開播后發現，流量曲線會在深夜陡增，這似乎是互聯網上的深夜食堂。
而從紀錄片的角度來說，總有沒拍到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就永遠成為趙琦的遺憾了。但是他覺得也沒有關係，因為《奇遇人生》最大的意義是可以讓時下生活趨於一致的中國觀眾看到更大的世界，跳出日常去建立一個世界觀，甚至是一個宇宙觀。如果能給他們建立這個概念，這就很夠了。
這也是《奇遇人生》片頭的字幕：地球，五億一千萬平方公里，人類七十四億四千萬，當我們凝視世界時，世界也凝視我們。
這有點像趙琦小時候讀那些科幻小說，他似懂非懂，但他在閱讀時忽然發現時間是可以倒過來的時候，某種變化悄然發生了，“就是你一知半解，但是建立你的宇宙觀，你突然意識到人的生活可以倒過來，因為你只要超過多少歲就可以倒過來，其實現在你也難以用科學地解釋，但是小時候你有個概念，但是這種概念讓你覺得很興奮。”
這大概就是奇遇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