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專訪 | 凱特·布蘭切特：在女權問題上，我們不會回到零點
採訪：Claudia Eller 編譯：Issac
譯者按
有人認為去年是悲痛的一年，因為以韋恩斯坦為首的眾多大亨、大腕被指控犯下無數性騷擾和性侵案件。同時，去年也是女性平權取得重大進步的一年，因為前面的各種指控獲得大量曝光，加之接連而來的#metoo和#timesup運動，讓“女權”成為大家爭相討論的議題。這的確諷刺，可能有時候就是需要事情壞到不能再壞，才會有變好的可能。
然而，也有一種觀點是，現在的各種言論甚囂塵上，但從本質上來說，平權之路真的有向前邁步嗎？選擇曝光各種性侵案的媒體心裡真的是只是為了平權而奮鬥，還是說是因為案件的主人公的特殊身份，能夠帶來更大的商業價值？所有的“努力”是否只是嘴上功夫？這個產業、整個世界會有多大的改變？這不，曾深陷“納粹門”和性侵指控的拉斯·馮·提爾都回到了戛納。
今年的戛納評審團主席由凱特·布蘭切特擔任，她也成為戛納歷史上第十二位女性評審，戛納似乎在以此向大家表明自己的態度，但它從始至終只有唯一的一次，將金棕櫚賜給了女性導演——簡·坎皮恩（《鋼琴課》）。戛納五十周年典禮的時候，有一張照片里都是把金棕櫚抱回家的導演，上面只有坎皮恩一個女人，其餘全是男性，將她包圍住。這時候該想起福茂對戛納忽視女性的回應，他強調他們在乎的是作品。看似正義的解釋，仔細想想卻也覺得是一種軟弱。
所以，女性的平權之路是否會走回原點？現在做的一切又有何意義？這群鬥士走到了哪一步？讓我們聽聽在面對《綜藝》專訪時，凱特·布蘭切特怎麼說。
Q：你關心政治嗎？
A：人們現在怎麼可能不關心。我認為政治對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影響，真的，而很多時下發生的事情都並非只跟政黨有關，而是與我們的文明禮儀、道德品行有關。
有時候，我們的文化糟糕透頂，而又要等到它真的跌到谷底的時候，才會發生改變。平權面臨著很多困境與擔憂，但我認為這方面是一定會進步的。
Q：說到平等——或者說我們現在還不夠平等——女性可能在幾乎全由男性領導的職場上得到平等對待嗎？
A：人們需要打開窗子，才會知道室內的空氣有多麼糟糕，如今的女性已經知道了窗戶打開后外面的空氣是多麼芬芳。我感覺（性別偏見的）大壩已經碎了。很長時間以來，大壩上面都有著裂紋，人們就努力地想要用膠水來掩蓋、修補這些裂紋。
但是除了女性，平權跟男性以及各種不同性向的人也緊密相關。我們缺少族群的多元化。我們藝術家的確需要充滿創造力，但對藝術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無所畏懼。而我認為我們正在無所畏懼地審查電影工業中的性別議題。
Q：你認為在2020年前實現好萊塢50/50的性別平等的倡議可能嗎？還是說只是白日做夢？
A：我認為這不是白日夢，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人和組織都感受到了窗內的空氣很糟糕。至於我們能否真得實現男女對半分（50/50）這個比例，我不知道。
Q：隨著《藍色茉莉》《神奇女俠》《地心引力》《降臨》和其他一些電影的大熱，好萊塢會更青睞那些有著女性主人公的電影嗎？
A：好萊塢在做決策方面非常保守、膽怯又墨守成規。只要他們認為短期內，這條路很多人都走過了安全了，那他們就會拍這些電影。正在發生改變的事情是女性集體已經開始在創作以及票房上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我們現在不需要傳統的好萊塢的允許就可以一起合作——我們如今擁有各色各樣的平台，這是一個絕佳的時機。如果好萊塢不跟上時代腳步，不擁抱真切的未來，它就會失去創造力以及被拋棄。
Q：一些超級女星的薪酬不平等的問題已經成為熱門話題。作為全球最大牌的明星之一，你有覺得自己曾經在酬勞上遭遇不公平對待嗎？
A：當然有。最近我拒絕了一部電影，我說“很抱歉，但我知道海報會做成什麼樣子。”我從一開始就知道帶有隱喻的海報上，會有我和男主肩並肩的畫面，我們名字的字型大小大小都會一樣，因此我也知道在這所謂的“創意等式”里，我擁有怎樣的價值。
其實這部電影會很有趣，也會賣座，但是，如果我會被當做商品“賣掉”，價值與男主相當，而我又會和他一樣努力工作，最後我卻得不到同樣的報酬，這一點我無法接受。他們也不願意讓步。所以我就拒絕了。
這裡就是很艱難的部分了，我們常常因為自己不愁衣食而受到攻擊：“你怎麼敢跟我談錢？”當詹妮弗·勞倫斯站出來說到同工不同酬的問題時，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她立刻因為自己的“傲慢”和“貪婪”受到了攻擊。
如果我們是在石油產業——謝天謝地我不在石油產業或者銀行業——很多利益都要被瓜分走的。如果一個演員做出了重大、關鍵的貢獻，那他/她就該得到相應的回報。如果僅僅因為性別而區別對待的話，這就非常荒唐了。薪酬能夠體現你的價值。而你想要用自己的工作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Q：你覺得你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嗎？
A：是的，我絕對是。我沒想過其他有的沒的，也不理解做女權主義者有什麼羞恥的，因為女權主義只是為了實現平等。女權主義不是想要構建一個母權社會，儘管我們已經忍受了數千年的父權社會，要真在某個角落有一點母權社會的影子，我也不在乎。
Q：像哈維·韋恩斯坦、馬特·勞厄爾和查理·羅斯這樣的媒體大亨已經被各種性侵指控弄得一敗塗地了。這樣做是否足夠扳倒所有的犯罪者呢？
A：我們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現在也正在做。當然，總會有些憤世嫉俗的人。每次產生改變的時候，都會有相應的批評，說什麼“現在做的這些都是對的嗎？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背後是不是有什麼陰謀？”然而，電影產業中的這種改變是積極且不可阻擋的，這不僅有利於女性，整個產業的人都會從中受益。
Q：你有遭受過性騷擾嗎？
A：這個產業中有很多性騷擾。當然，也有人糾纏過我。我知道其實很多人都有過一些狀況。
Q：你和韋恩斯坦合作過一些電影，比如《天才瑞普利》。他有性騷擾過你或者做出什麼不當舉措嗎？
A：有過。我覺得他真的像大多數肉食動物一樣，會掠奪弱者。我是說我對他感覺不太好。……他過去經常跟我說，“我們不是朋友。”
Q：這是什麼意思？
A：意思是我沒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當問到具體是去做什麼的時候，布蘭切特沒有細說）我很在意那些行為越界了的人，比如韋恩斯坦這樣的，他們所做的已經不僅僅只是冒犯了，做了那些事的人有些是橫跨多個領域的。韋恩斯坦被當作特例，是因為他很不幸地成為了這類人的代表。我也在意那些被起訴的人。我們必須得找個人在法律上來開先例。
Time’s Up的部分使命在於幫助那些缺乏資金捍衛自己的尊嚴和無法在職場上得到平等對待以及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人。有人受到刑罰后，也就開了法律上的先例，那其他人也會從中受益。讓我談有關的八卦傳聞的話，其他人已經說得足夠多了。
Q：你覺得哈維會進監獄嗎？
A：我希望如此。性侵未成年人是犯罪。（韋恩斯坦已經否認了所有的性侵及性騷擾指控，但洛杉磯警局、比弗利警局、紐約警局以及倫敦警察廳都在推進犯罪調查。）
我覺得這些人該接受司法系統的審判，這很重要。司法是民主不可或缺的武器，我們必須維護，因為它會受到來自各個領域的威脅。
Q：迪倫·法羅指控她的父親伍迪·艾倫性侵自己，你也曾經和艾倫共事過，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A：顯然，迪倫·法羅一直都生活在一個充滿痛苦的世界里，如果這個案件沒有得到合適的審判，那就需要重新開庭，因為在法庭上上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Q：你還會和韋恩斯坦或者艾倫合作嗎？
A：我認為不會再有人和哈維一起拍電影了。他作為製片人，帶來了很多我絕對無可指摘的作品。但我和他沒有創作上或經濟上的聯繫。
我會不會再和伍迪合作？我曾經和他共事過，效率很高，他也為女性寫過一些精彩非凡的角色。但是在我和他共事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背後發生了什麼，後來這些事情才浮現出來。
如果艾倫的案子還沒有解決的話，比起各種熱門報道和交相指責更為重要的是讓法律來處理，因為只有在法庭上才有解決方案。
我曾聽過很多男性導演的傳聞，以及我與他們很多人都合作得不是那麼愉快，因此以後也不會再繼續與之合作了，儘管他們壓根兒就沒碰過我。你不繼續和一個人共事的原因有很多。
Q：比如說？
A：我曾經和一些對團隊成員態度很惡劣、很不尊重的導演一起合作過，這些成員並不自由。當團隊無法受到尊敬的時候，我就不想在這樣的環境里工作，因為大家並不是協心齊力地一起拍電影。
我來自澳大利亞，那裡的電影文化沒有濃厚的階級色彩。所以我初來美國的時候，經常覺得有階級結構，這對我衝擊很大，我很討厭這樣。當團隊成員——無論男女——沒有受到尊重或者付出沒有得到珍惜的時候，我就沒辦法順利工作。
我以前都是在團隊里大家一起奮鬥。我希望有個充滿創造力而不是人人都要小心翼翼的環境，因為我認為大家都要無所畏懼才能做好事。但為了得到這樣的勇氣，我們也需要信任。當你感覺到權力文化的時候，你就會基於社會或職業上的偏見來對待一個人：“我的地位讓我有權力這麼做，有權力這麼對待你。”
Q：關於性行為不檢點的討論的核心難道不正是這種權力文化以及職權濫用嗎？
A：這麼說不是為了維護那些性侵、精神上侵害他人的人——我對維護他們可不感興趣。但的確有些事情必須得走司法程序。不能讓嘈雜的討論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而忽略真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已經開了先例。也不能對把手放在別人的膝蓋上這樣的事過於敏感。社交媒體會使我們的觀察力鈍化，讓我們分不清冒犯、討厭之舉和犯罪之間的區別。
我認為最終被曝光以及經過討論的這些事情，所形成的話語氛圍在十年內不會消失為零，這也是為什麼這次的爆發會如此猛烈、波及範圍如此廣以及受到那麼多關注的原因。我們正在向前行進。所以我覺得討論中要有足夠多的聲音，這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們也面臨著挑戰，我們要摸索過河，探索如何將這些聲音、觀點融入到有效而有機的前進方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