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世行前副行長戈爾丁：逆全球化將是一場災難
記者 | 王磬
儘管今天人們已經不難發現，大流行病與全球化之間具有高度的同構性，但要提前預見到這一點並非易事。
經濟學家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是為數不多預警過大流行病風險的人。早在2014年，他在《蝴蝶負效應：全球化如何創造了系統性風險及如何應對》（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書中就預言，下一次經濟崩潰將由全球大流行病引起，世界秩序將面臨各種前所未有的風險。
戈爾丁出生於南非開普敦，曾參與推翻種族隔離的鬥爭，后擔任曼德拉總統的顧問，協助南非進行經濟轉型。他在1996年至2001年期間任南非發展銀行行長，2003年至2006年間任世界銀行副行長。2006年，他成立了致力於研究全球化問題的牛津大學馬丁學院，並擔任院長至今。
「讓我著迷的問題之一是，我們生活在這麼進步的一個時代，為什麼會有那樣的不平等？我們時代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機會，但也有前所未有的巨大風險。21世紀可以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世紀，但也有可能成為最差的世紀。」戈爾丁寫道。
近日，界面新聞專訪了正在英國家中隔離的戈爾丁。以下是訪談全文，刊發時有編輯。
界面新聞：您六年前曾預警過全球化時代中大流行病的風險。當它成真的時候，您對此是什麼感受？
戈爾丁：這很不幸。它是完全可以預見的。我警告了很多次。在《蝴蝶負效應》一書中，我解釋了為什麼全球化會帶來系統性風險，為什麼大流行病是最大的風險，為什麼大流行病可能導致下一次經濟危機。全球化的優勢之處也正是它的危險所在，比如樞紐機場能把人們連結在一起，但也能傳播大流行病。
金融危機也是同樣的道理。大的金融中心在全球範圍內分發資本。所以當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就會導致全球性的危機。我們在網路系統中也看到了這一點。計算機系統用數據連接我們，但這也使我們容易受到計算機病毒的攻擊。
這些都是全球化的蝴蝶效應，我們需要對其進行管理。我們本可以控制它，但我們沒有做到，因此風險一步步擴大。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我們目前正在經歷大流行病。
界面新聞：如您所說，我們本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優勢來應對疫情，但是我們現在正在承受疫情全球化的種種後果。您覺得問題出在了哪裡？
戈爾丁：首先是確定流行病花了很長時間。等我們已經確定它是流行病時，病毒已經傳播開了。關於這一點，我們需要在全球範圍內做得更好。大流行病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開始蔓延。我們需要從源頭識別大流行病並加以遏制，封鎖地區。如果等上幾周才行動，就晚了。我們必須在幾天內做到這一點。
其次，我們需要全球協作來研製疫苗，來減緩大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協作不僅關乎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也關乎對貧困國家的援助。很多國家沒有中國、歐洲和美國那樣的醫療資源來應對流行病。同樣，我們也需要合作來應對大流行病帶來的經濟危機，這種情況可能更加危險。
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部分國家，死於飢餓的人數要多於死於大流行病的人數。為了阻止下一次大流行病，我們需要全球協作。我們需要一支全球力量，能夠確定大流行病，能夠取得重要的技術突破。我們還需要通過世衛組織進行更多的合作。
界面新聞：為什麼說發展中國家會在疫情里更加脆弱？您認為疫情如何加劇了全球性的不平等？
戈爾丁：大流行病與氣候變化一樣，貧窮國家和窮人沒有能力應對。我們在歐洲和美國的數據中看到，窮人和較貧窮的種族中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因為醫療條件差，人們無法社交隔離，因為他們擠在很小的公寓里，或者與其他人住得很近。他們的基本健康和營養狀況也較差。因此，這次流行病正在殺死更多的窮人，而不是富人，雖然富人也很脆弱。
此外，貧窮國家的醫療能力非常弱。他們的呼吸機很少，醫生和護士也很少，測試劑也很少，因此大流行病的蔓延要快得多。人們生活在極端擁擠的環境中，所以也做不到社交隔離。這樣一來，這些國家的死亡率就會很高。
窮人拚命地依靠工作來養活自己，也沒有積蓄。這意味著，當他們無法上班時，政府將無法通過支付最低工資或其他任何方式來幫助他們，安全網路是不存在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在非洲更多人將死於飢餓而不是大流行病。
我們需要制止全球化的蝴蝶效應，需要管理風險，因為這一切對於窮人來說太不公平了。
界面新聞：您還提到了世衛組織在全球協作中的作用。美國總統川普決定暫停對世衛組織的資助，因為對其角色有較多質疑。您認為，世衛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能為全球化困境提供解決方案嗎？
戈爾丁：首先，美國暫停向世衛組織提供資金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決定。這就像是，當大火正在圍困我們的時候，去削減消防隊的預算。對於富裕國家而言，這個決定可能不是那麼重要；但對於非洲和其他貧困國家而言，它們迫切需要世衛組織的幫助。因此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一個錯誤的決定，它增加了下一場大流行病的風險，而下次大流行病可能比這次還危險。
為了阻止大流行病，我們需要國家層面的努力，也需要國際間的協作。大流行病可能來自世界任何地方。實際上，在富裕國家中，這種風險正在日益增加。
我們需要幫助貧窮國家。非洲國家沒有能力在本國制止流行病。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必須在世界各地建設這種能力。我們需要協作和信息共享。世衛組織、或具有這種性質的組織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世衛組織的運轉已經跟不上21世紀了。在以往的幾次地區和全球性的流行病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世衛組織的結構需要激進的改革。它現在是一個鬆散的國際組織，具有聯邦制的結構；而它需要更集中化的管理。任何一個成員國家都不能隱瞞信息，必須共享，還需要對信息共享進行獨立的驗證。它需要信息的來源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即時且可驗證的。
我個人認為，未來的世衛組織應該像北約的部隊那樣，它的力量能遍布世界各地。人們可以快速反應，在幾小時內，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確定是否有流行病並遏制住它。這就要求各國集體提供資金，並把它分配到世界各地。
我們需要一個高效的國際組織來協調應對策略，包括疫苗的開發，基因組的共享，對遏制大流行病的方式的探索。它的性質和世衛組織相似，但比世衛組織要好得多。我們需要改革世衛組織，但在對抗疫情時，我們應當竭盡所能幫助世衛組織，因為它是我們當下的協調機制。此時想通過削減資金來改革世衛組織，是完全錯誤的。
界面新聞：美國當局對於國際組織的態度反映了全球化在當下遭遇的一些挑戰。疫情之下還有另一個挑戰：口罩等醫療物資的進出口，讓人們對於當前的全球供應鏈感到了不安。近期美國和日本都宣布，正在考慮將工廠挪回自己國家，或者至少挪出中國。這給供應鏈上企業帶來了一些動蕩。如果各國都開始將工廠遷回本國，對於全球化來說會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嗎？
戈爾丁：供應鏈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醫療是其中一個。我認為沒有必要將工廠搬回本國。我們可以有其他的應對方式，比如確保國內庫存。瑞士就是這麼做的。瑞士人會在家裡備上醫療用品。這是確保物資供應的另一種方式，不僅是醫療設備，食品等其他應急物資也是如此。
但是碎片化的供應鏈正在發生變化。我認為，2019年是供應鏈碎片化的頂點，這種變化和大流行病沒有多大聯繫，主要是受其他因素的驅動，比如機器人技術、自動化技術、3D列印技術，從而實現了在附近進行生產。疫情只是會加強之前已經存在的趨勢。
供應鏈的關鍵問題不是勞動力價格，雖然這是生產線外包到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原因。供應鏈的關鍵問題是設備的可用性，包括計算機系統、機器人、自動化、3D印表機等等。這涉及到資本的價格，而不是勞動力的價格。在發達經濟體中，為這些設備融資是更便宜的。
許多消費者希望自己在網上買的東西能快速送達，最好當天或第二天就送到。你不想等待它從世界的另一端飛來。因此，不僅僅是及時生產，及時送達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但這加劇了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在美國，而大流行病進一步加劇了貿易保護主義。
我相信，基於中國的市場規模和增長率，未來在中國仍會有大量投資，中國市場的增長潛力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這意味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包括來自美國的公司，都希望在中國投資。但是，越來越多的資金將投向資本密集型產品，以及一些自動化產品，就像在美國那樣。
我的看法是，我們將看到供應鏈碎片化的趨勢會逐步放緩。但這不是逆全球化，因為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投資流動。就像我們今天通過網路視頻來進行這次採訪，它也是全球化的一個方面，它在疫情之下越來越普遍。
我認為我們沒有在逆全球化，但是全球化的本質在疫情當中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發生了，疫情只是加快了它的進程而已。
界面新聞：我們提到了商品和資本的流動，全球化下還有人口的流動。但是在疫情中，我們也看到了一些針對某些種族或某個國家的仇恨與歧視。您對此有何看法？疫情之後人們會更仇視對方嗎？
戈爾丁：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方面，就是對外國人的不信任。所有的全球性問題都需要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來解決。無論是大流行病，氣候變化還是我們面臨的其他威脅，中國都必須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每當威脅出現時，人們都會偏好於向內看、並責怪外來者。這是人類非常古老的反應。但我們常常忘了，這種大流行病是人類的一種共同經驗。它應當使我們團結起來，理解人們的反應，而不是分裂我們。領導人也發出了強烈的信號，表明這種仇視是不可接受的。我們不能因為這個問題怪罪非洲人或歐洲人或中國人或其他任何人。
如果我們想解決問題，就必須加深了解。我們需要對此有頭腦清醒的領導者。仇恨犯罪發生時，警察和執法人員需要來制止。我們已經在世界各地的歷史中看到過，尤其是在歐洲，被種族主義驅動的大屠殺使數百萬猶太人喪生。
我們在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也看到了類似的現象，這是人類行為中非常危險的一面，但我們可以控制它，可以克服它、且必須克服它。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因為這是一個螺旋式下降。當人們被貿易保護主義驅使，人們往往將責任歸咎於外界，這樣就無法與其他國家的人合作了。一些全球性問題正在加劇，無論是氣候變化還是大流行病，但無論怎樣，指責外國人都無法解決問題，只會產生問題。我們需要確保領導者和個體都不能讓這類仇恨犯罪生根發芽。
界面新聞：如果未來不是逆全球化，那麼您眼中的新型全球化會是什麼樣子？
戈爾丁：我們需要進行全球化管理。中國、美國和歐洲處於領先地位，但要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一起管理全球，以減少風險、並抓住機遇。
所有國家都可以從全球化中受益，但是全球化並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好的。有些非常糟糕，甚至非常醜陋。大流行病便是其中之一，還包括網路犯罪、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等等。全球化帶來了許多不好的方面。但是，如果我們為了遏制這些不好的方面而扼殺全球化，那就是在扼殺我們的所有前景。中國之所以取得這樣的進步，就是因為它融合進了全球市場。
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該逆全球化，那將是一場災難，特別是對世界各地的窮人而言，很多人尚未擺脫貧困。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制止那些不好的方面。我們該如何與主要國家合作、在主要的產業里開展合作，來降低負面影響？在目前的大流行病中，我認為思考這一點非常重要。
（古典對此文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