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意見】罪案背後的留白，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作者：愛睡覺的五五
去年，一部和Netflix（網飛）合作的台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讓社長驚覺，台劇似乎開始走出舒適圈，脫離“沙雕”青春劇的桎梏，越來越多的關注現實問題。
今年，台灣公視台和HBO合作的新劇上線，以更犀利的筆觸聚焦敏感限制級題材——
《我們與惡的距離》
故事起源於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引發的連鎖反應。
所謂“無差別殺人案”指的就是：有預謀的行兇，隨機地選擇作案對象，其動機一般是為了報復社會。
劇中，李曉明在戲院隨意開槍射擊，造成了9人死亡21人受傷。
這部劇就是要講這樣一起慘案背後，受害者家屬、施害人家屬和社會各界的反應。
這個題材很現實，現實到直接掀開社會恐慌的高壓閥，因為類似事件並不單純發生在劇本里。
實際上，從2009年至今，台灣已發生6起無差別殺事件，最嚴重的一起，發生在2014年5月21日。
21歲的東海大學大二男生鄭捷在台北捷運江子翠站隨機砍人，事件造成4人死亡，21人受傷。
如此可怕的惡性事件也逃不開媒體“七天定律”：再駭人的突發事件，從開始到結束，在網路上的生命周期也只有七天。
新的事件很快就能蓋過它的熱度，案件背後的故事，鮮少受到關注。
《我們與惡的距離》能關注如此敏感的話題，並且在關照範圍很廣的情況下，劇情緊湊，人物豐滿，編劇呂蒔媛功不可沒。
這個名字你可能還比較陌生，但是她的作品《誰先愛上他的》你一定聽過。
該片在台灣電影金馬獎包攬眾多獎項，也讓大家記住這個電影的編劇。
呂蒔媛笑說：“我自己就是個‘社教派編劇’。”專門寫吃力不討好、議題貌似不商業的有意義題材。
《我們與惡的距離》每一集都會以新聞採訪開頭，由路人說出自己對案件的看法，然後轉到網路媒體大眾評論，給出大眾態度。
還未開始劇情，就先營造出一種輿論導向，帶給觀眾思考，以及想要知道事件全貌的慾望。
整部劇用紀實性手持鏡頭拍攝，給人一種焦慮不安的現實感。
帶著這種感覺，我們會隨著劇情走進每個人物的心裡，探討面對傷害，他們該如何從陰影里走出來。
受害者該如何走出陰霾？
通常，我們提到兇殺案受害人，都默認為是死者或傷者。
喬安（賈靜雯飾）的兒子，就是李曉明兇殺案中的死者之一。
自從失去了兒子，喬安個性大變。
她變得嗜酒如命，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她想用酒精和工作麻痹自己，這也讓她成為一個難以接近的人。
在工作上，喬安嚴格對待員工，一點錯誤就招致她嚴厲的批評，不做到完美就不能交差，導致員工怨聲載道，紛紛辭職。
喬安對待自己更加嚴格，經常加班不回家，甚至會忙到忘記女兒的生日。
於是女兒變得叛逆，也漸漸與她疏離。
與此同時，她和丈夫的感情也日漸冷淡。
丈夫很少回家，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公司渡過。就算偶爾回來，也從不和她睡同一個房間。
喬安的家已經分崩離析，她的一切變化，都因她深深的自責。
原來當初母親節，她和兒子一起在戲院看電影，因為工作電話她離開戲院，留下兒子一個人。忙完工作后，她還忙裡偷閒喝完了一杯咖啡，就是在這期間，李曉明衝進戲院，掃射了劇院的觀眾。
喬安覺得是因為自己沒能及時回去保護兒子，導致兒子在這場悲劇中喪生。
她的一切反常，都是因為沒能從自責的陰影中走出，每一年的母親節，對她來說都是折磨。
當喬安坐在地上，隱忍著淚水，說出自己內心隱痛時，我竟然忘記賈靜雯這麼會演戲。
這是賈靜雯暌違15年接的首部小熒幕台劇，已經年逾40的女神，時間似乎沒有在她臉上留下絲毫痕迹，還讓她的演技更加動人。
已身為人母的她，更能深切體會喪子之痛，也讓她的表演更加真實和富有感染力。
女兒說出：“還不如讓我一起死了！”喬安愣在原地，臉上的茫然若失，讓我深深的感覺到這位母親的痛。
外表強勢，內心脆弱，那層堅硬的殼，只不過是為了掩蓋喪子之痛。
施害者與受害者的界限模糊了嗎？
故事的另一個主角，李大芝，是殺人犯的妹妹。
她原來叫李曉文，哥哥殺了人後，為了掩人耳目，她才改了名字。
那段作為施害者家屬的日子，是她永遠的噩夢。
她們家本來開著一家麵店，小康家庭，幸福美滿，因為李曉明罪案，他們成為大眾口中的“魔鬼”、“惡人”。
當時，父母本打算賠償死者家屬們，但是，在看到那一張張黑白遺像，一片片烏壓壓的人群時，他們害怕了：
這麼多家，如何道歉？怎麼可能賠得起？
他們只能躲起來，承受來自社會各界的惡意。
家屬們來拿著石頭砸門，口口聲聲咒罵他們，他們就躲在屋裡，忍住驚嚇，連燈也不敢開。
因為害怕被人認出來會有危險，他們每次出門都得戴上口罩，捂得嚴嚴實實。
李大芝甚至無法繼續學業，頹廢的她如同行屍走肉。
媽媽逼著她更名換姓，去別的城市開始新生活，罪孽就讓他們夫妻倆償還。
即便到了新城市，李大芝還是習慣性的用頭髮遮住自己的臉，小心翼翼的生活。
房東是個應思悅是個好心腸的大姐姐，時常開導李大芝。
然而命運並沒有放過李大芝，她所工作的新聞台，老闆就是喬安。
雖然李大芝不是罪犯，但她依然沒法面對喬安。
李大芝的扮演者陳妤曾出演過《戀愛沙塵暴》，並因此獲得第52屆台灣電視金鐘獎戲劇節目新進演員獎，其實她是個有著豐富舞台劇經驗的演員，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表演，亦張弛有度。
面對窮凶極惡的殺人犯，一般人都會秉持“我沒必要理解殺人犯，也不關心動機是什麼，更不想知道殺人犯有什麼悲慘的身世。”這樣的態度，但他們的家人是無辜的，我們憑什麼牽連無辜者？
喬安是新聞媒體的前線工作者，他們為了熱度、吸引眼球，會選擇性報導事件，專門挑選大眾喜歡的話題，比如大篇幅關於施害者的負面新聞。
不全面、有失公允的新聞會煽動大眾情緒，而忘了探討案件背後的社會問題。
為了渲染新聞媒體的高壓環境，喬安任職的“品味新聞台”場景，是劇組花了300萬租下的場地，共300坪，除了副控室的新聞畫面，是使用公視節目部副控室拍攝外，其餘都是從零開始，政治組、生活組、娛樂組等，各個部門都安插人員，即便拍遠景，所有座位都塞滿了人，真實場景能更好的帶領觀眾入戲。
作為喉舌的媒體，在利益之下，忽視了自身的社會功能。
電影《發條橙》有句名言“絕對的善與絕對的惡一樣毫無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選擇權。”當我們失去了自我思考和選擇，隨波逐流的表達“善”，這個善還是善嗎？
“無差別殺害”當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這場“無差別殺害”過後的人心。
李大芝的老師曾語重心長的跟她說：“不要挑戰人性。”
施害者家屬的遭遇，重新定義了“惡”的概念，那些打著正義旗號的人，真的是“善”嗎？
伏爾泰曾說：“人人高舉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地走向罪惡。”
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哪裡？
律師王赦便是平衡“罪”與“善”的鬥士。
他辭去高薪工作，為無差別殺人案件的罪犯辯護。
大眾都會遷怒於他，從法庭出來的他，被民眾憤怒潑糞。
他的妻子也不理解他，如果他再為罪犯辯護，就跟他離婚。
王赦試圖證明無差別殺人案件的罪犯有精神疾病，預防犯罪比犯罪之後的懲罰更加重要。
喬安的丈夫也是媒體工作者，但是他被王赦說服，與其共同做更理智的案件分析。
在看待社會問題時，女性更加偏重於感性思維，男性則更加理性。
但是喬安的思考也不是沒有道理，社會體制、教育體制往往制約著王赦他們所設想的局面。
而王赦依然希望施害者家屬能夠配合找到犯人犯罪的原因，也希望他們能夠走出陰影。
飾演王赦的是吳慷仁，曾有媒體稱：“有吳慷仁的地方，就有戲。”無論《麻醉風暴》中想挑戰體制的葉建德，還是《一把青》中為國家為愛情奔走的郭軫，他的表演都可圈可點。
他憑藉《一把青》獲得第51屆台灣電視金鐘獎戲劇節目男主角獎，視帝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表現亦十分不俗。
他試圖說服精神科醫生幫趙曉聰做精神鑒定，因為沒有人願意背負罵名，為殺人犯逃脫死刑。
在醉酒後，兩人各自拋出自己的觀點：
醫生認為：將犯人治癒后，再關起來或殺掉會更好嗎？
王赦認為：將腦袋真正生病的人，關起來或殺掉，意義何在？
這讓社長想起東野圭吾《虛無的十字架》的內容：
所謂的“罪”與“罰”究竟本質為何？
是讓犯人聽到自己的死刑宣判而感到解脫？
還是，讓他重返自由社會、但用盡一生贖罪？
思悅的弟弟因為拍攝電影失敗，導致精神混亂，他私自進入幼兒園，挾持兒童拍片，被警方逮捕。
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潛在威脅卻不可避免。
如此看來，相似案件還在不停發生，預防犯罪的議題該提上日程，但是任重而道遠。
醫生和王赦的問題我們也無法回答，還有母親的質問：如果犯人因精神疾病逃脫懲罰，那死去之人又算什麼呢？
每一個案件背後，都有多個破碎的家庭陪葬，他們將如何走向和解？
可能只有當“惡”的反義詞是“愛”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