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新任主席約翰·貝利談奧斯卡烏龍
不久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新任主席約翰·貝利在訪問中談到學院的未來發展方向時，提到了多樣性、學院博物館、首席執行官道恩·哈德森（Dawn Hudson）以及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大烏龍。
貝利在上周剛過完75歲生日，他是第一位電影攝影師出身的學院主席，也是少數從“低於一般標準”的行會主管躍升到這個位置的人。他並不在那些嘗試預測當選主席的博主的名單上，但他也表示人們不應該對當選結果過於驚訝。貝利一直是委員會的主管，度過了潮起潮落的21年，今年是他在委員會工作的第15年。對於預言家來說，約翰·貝利這個名字可能有點陌生；但對於電影業的行內人來說，貝利早已為人熟知。貝利表示：“我可以說是被來自不同行會的委員選派出來的，他們都極力支持我。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一直有閱讀我的博客，得知我不僅在歷史電影項目以及保存與維護方面很感興趣，而且非常支持多個委員會的工作。”
貝利提到的這些委員會包括：國際外聯（International Outreach）委員會，貝利在任職期間曾與其他委員一同前往肯亞和盧安達的難民營和電影學校；電影學者委員會（the Film Scholars Committee）；尼科爾編劇委員會（the Nicholl Screenwriting Committee）；甚至還包括科學技術委員會（the Sci Tech Council），就是這個組織讓貝利成為了學院“入門級的科技怪咖”。貝利大笑道：“很少有學院主席曾在科學技術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參與過工作。”如果你理解學院名字中“藝術與科學”的內涵，本次的主席當選結果就可能不會太令人意外。與貝利交談就像是在和一個電影狂人交談一樣，他是一個真正沉浸在對媒體的熱愛之中的電影人。這就是他認為自己能夠當選的原因。
而貝利也是外國語言委員會（the Foreign Language committee）的一員，他說：“我的興趣廣泛，而且很多委員會成員跟我的關係都很不錯。行內人都已經認識我很久了，他們知道我熱愛電影，熟知我的博客。如果你把這些細枝末節拼湊在一起的話，我想你就會理解這樣一個當選結果。一切都是有機統一的，雖然我很討厭這個詞，但這就是這麼一回事。”
2015年，當Pete Hammond在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內部預映班展示關於攝影師Sebastiao Salgado的紀錄片《地球之鹽》（The Salt of the Earth）時，請來了貝利作為幕後嘉賓。當時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前任學院主席謝麗爾·布恩·艾薩克斯（Cheryl Boone Isaacs）經歷了有關學院缺乏多樣性的問題，學院成員由此開始從全世界不同領域挑選新成員。貝利可能會更為強調學院的核心工作，即對出類拔萃作品中體現出的藝術與科學元素進行褒獎。對此貝利表示已經做好準備。“當前，學院內的電影製作人對學院並沒有多少歸屬感，即便他們身處其中。和學院外成千上萬的電影製作人一樣，他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學院。我就任的第一天就收到了350封郵件，這些郵件統統不是來自工作室總監或者發行商，而是來自一線電影製作人的。收到他們的郵件是對我當選的最大肯定。”他自豪地說，自己是第一位能獲得如此榮譽的電影攝影師。
談到在攝像機背後卓越的45年職業生涯時，貝利則表現得非常低調。他的作品包括電影《普通人》（Ordinary People）、《盡善盡美》（As Good as It Gets）、《土撥鼠之日》（Groundhog Day）、《美國舞男》（American Gigolo）、《大寒》（The Big Chill）、《銀城大決戰》（Silverado）、《意外的旅客》（The Accidental Tourist）、《迷途知返》（The Way Way Back）等。儘管在幾年前獲得ASC終生成就獎，貝利並沒有獲得過奧斯卡提名。他還提到了其它電影，比如《布魯克林最憤怒的人》（The Angriest Man in Brooklyn）——一部羅賓·威廉姆斯生前幾年參演的電影，以及和他的風格類似的一些準備發行的新電影。貝利說：“我在我職業生涯里默默製作的電影，可能比委員會裡的任何一個人都要多。我是在為我的信念而製作電影。”
在有色人種連續兩年未獲得奧斯卡提名，引發奧斯卡多樣性問題大討論期間，貝利二話不說提供了資金支持。他認為多樣性要開始從電影行業開始，因此學院也應該找到有相關經歷的人士帶領委員會。“自我開始從事電影拍攝工作以來，我聘請過不同民族、不同社會經濟背景、不同種族的人參與工作，因為這種多樣性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極力支持和讚揚電影學院走向多樣性的方針，因為這是學院能夠做的事情之一。”貝利還指出，業界人士需要從電影工作室開始，特別是從選角導演開始，以不考慮膚色、出身以及性別為前提挑選演員。在新任職的其他委員會主管中，選角導演大衛·魯賓（David Rubin）也參與了學院主席一職的競選，但遺憾地輸給了約翰·貝利。
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頒獎現場，頒獎嘉賓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拿到了錯誤的頒獎信封，而一同參與頒獎的費·唐娜薇（Faye Dunaway）又錯誤地把獎項頒給了《愛樂之城》，而不是真正的贏家《月光男孩》——談到這場大烏龍，貝利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件好事。“這場奧斯卡的大烏龍可以說是一個大雜燴。因為它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而這就是奧斯卡在電視直播的意義，”他說。
“我覺得唯一不幸的是這場大烏龍使得《月光男孩》的製作團隊無法好好享受自己獲獎的珍貴時刻。但這同時也是非常美好的時刻，因為它向全世界展示了《愛樂之城》以及《月光男孩》的整個製作團隊。雖然這兩部電影講述著不同的故事，但是同時世界也看到，兩部電影的製作團隊都是由不同社會、政治及種族背景的人組成的，我們都是一心想要製作優秀電影的兄弟姐妹。我覺得大家發現是一場烏龍的那一刻是奇妙的，搞錯了就是搞錯了。”貝利繼而提到了製片人Mike DeLuca和Jennifer Todd在今年奧斯卡中出色的工作，並希望他們能夠在明年第9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中再次擔任製作人。他相信，挑選五到十部提名最佳影片的方法對於學院來說是一件積極的事情，比以往死板地把數量定為五部或十部要靈活得多。
也許貝利面臨最大的新規劃，就是正在籌建的電影學院博物館，該館計劃在2019年春季或夏季開放，就在貝利任期年滿之前。貝利只有在休整一年後，才能繼續在委員會內任職。貝利一直是該博物館的倡導者，他表示，籌建博物館背後包含著相關人士意義深遠的研究工作和默默付出，現在終於可以把成果向世人展示。貝利預測：“現在的籌建工作進展非常快，成果明顯突出。”他將會與學院的首席執行官道恩·哈德森（Dawn Hudson）在此過程中保持緊密合作，哈德森的執行官工作剛剛續約到2020年。
“道恩和我一直在交流，因為她非常熱愛電影歷史。而在兩年前，我就提出啟動一個叫做《電影膠片中的電影》（Films on Film）的項目，利用電影學院檔案中心的資源，以來自學院的瑪格麗特·赫里克圖書館的資料作為補充材料，向人們展示這個龐大館藏里的35毫米電影膠片——對此道恩馬上表示支持和肯定。這是一個沒預算的項目，也不會得到報酬，但她說：‘好，就這麼辦吧，這是一項美好的工程。’我們的夥伴關係由此開始。我們認真研究了推進或阻礙學院及其項目發展的任何事情，我非常激動並且看好這個項目。”
此外他還說自己的妻子卡羅邀請了哈德森周日到家中共進晚餐。“我很高興能夠與哈德森交談，不僅僅是學院里的事務。道恩來自阿肯色州，卡羅來自俄克拉荷馬州，而在加州長大的我則是出生於密蘇里州中部地區。所以我們三個都是來自中西部地區，感覺非常親切。”
貝利的妻子卡羅·利特爾頓是一名電影剪輯師，與貝利結婚有45年了，他們都在學院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估計也是首對在學院主管委員會同時擔任委員的夫婦。對此貝利深有感觸：“在上周二發表提名演講時，我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21年前第一次踏進委員會主管會議的經歷。當時我的妻子卡羅已經在一年前就任主管，也有出席這次會議。我們當時的主席亞瑟·希勒（Arthur Hiller）說：‘女士們，先生們，我很榮幸地告訴你們，今晚我們學院主管委員會迎來了自創始成員Douglas Fairbanks和Mary Pickford以來又一對夫妻’。對歷史極為敏感的我，思緒立刻追溯到90年前的1927年，和學院的這兩位前輩突然產生了共通之感，”貝利自豪地回憶道。而現在他將要準備主持在3月份的第90屆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
所謂因果相隨，對電影的執著和堅持，也許就是約翰·貝利能夠當選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主席的原因。
（翻譯：陳伊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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