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大佬哈維·韋恩斯坦性醜聞中的秘密協議
北京時間 4 月 17 日凌晨，第 102 屆普利策獎在哥倫比亞大學揭曉，《紐約客》的羅南·法羅 (Ronan Farrow)、《紐約時報》的朱迪·坎特 (Jodi Kantor) 和梅根·圖伊 (Megan Twohey)，因對包括好萊塢最具影響力的製片人在內的相關性侵報道，獲得了最具分量的“公眾利益服務獎”。
除了記者以外，羅南·法羅讓人難以忽視的另一個身份是，他是知名導演伍迪·艾倫 (Woody Allen) 與知名演員米婭·法羅 (Mia Farrow) 的兒子，因為原生家庭的影響，羅南·法羅一直堅持著為受到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女性們爭取權益。
橙雨傘與談性說愛中文網聯合翻譯了羅南·法羅的《哈維·韋恩斯坦的秘密協議》這篇文章。謹以此文，獻給站出來勇敢發聲的人們，以及所有關注支持著這些事件的你們。
2015 年 4 月 20 日，菲裔義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蘭娜·古鐵蕾斯 (Ambra Battilana Gutierrez) 坐在曼哈頓中城的辦公室，在她面前擺著一份 18 頁的法律協議。
她的律師告訴她，簽署這份協議對她和她的家人來說有益無害。
為了換取哈維·韋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的一筆百萬美元的酬勞，古鐵蕾斯同意永不公開談論那次事件——韋恩斯坦摸了她的胸部並試圖將手伸向她的裙子。
《紐約客》網站截圖，模特Ambra Battilana Gutierrez
“我甚至都不明白我要用這些文件做什麼”，她在第一次討論自己簽署的那份協議的採訪中告訴我， “我真的迷失了方向。我的英語非常糟糕，那份協議中的所有詞句對我來說都非常難以理解，我想即使現在我也不能真正理解所有內容。”
她回憶說，在桌子對面，韋恩斯坦的律師在她拿起筆時明顯地顫抖。
“我看到他顫抖著，我意識到這件事有多嚴重。但後來我想我需要供養我的母親和兄弟，以及我的生活已經被摧毀了，我的確這樣做了”，她告訴我，“當我簽下協議的那一刻，我深深覺得那是錯的。”
韋恩斯坦使用了諸如古鐵蕾斯簽署的那份非公開協議一樣的手段，以逃避至少二十年來對其性騷擾和侵犯的指控與問責。
他對僱員，商業夥伴以及提出指控的女性使用了同類型的協議，而這些女性通常比韋恩斯坦更年輕、更弱小，並且在雙方的律師的壓力下籤署了協議。
韋恩斯坦也隱瞞了部分寫入這些協議的付款。
韋恩斯坦兄弟，圖左為鮑勃·韋恩斯坦
在19世紀90年代的一個例中，與哥哥共同創辦了電影工作室 Miramax 的鮑勃·韋恩斯坦 (Bob Weinstein) 支付了二十五萬英鎊（大約相當於今天的 377 萬人民幣），分配給兩名指控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和性侵犯的英國女僱員。這筆資金來自鮑勃·韋恩斯坦的個人銀行賬戶，以隱瞞 Miramax 及其母公司迪斯尼的高管、以及哈維·韋恩斯坦的妻子。
在一次採訪中，鮑勃·韋恩斯坦承認了這些個人支出，但表示哥哥向他隱瞞了背後的原因。
“關於這筆款項，我只知道哈維告訴我的是什麼，基本上他說的是他和兩個女人鬼混，她們向他要錢。”鮑勃·韋恩斯坦告訴我，“他不想讓他的妻子發現，所以他問我是否可以寫一張支票，我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沒有跡象表明任何性騷擾。”
韋恩斯坦夫婦，圖右為 Georgina Chapman
2017 年 10 月 11 日，Chapman發表聲明：“我為因這些無法饒恕的行為而遭受巨大創傷的女性感到心碎。我選擇離開我的丈夫，目前照顧孩子是我的首要任務。這次我要求媒體給予我隱私空間。”
一名前 Miramax 高管表示，鮑勃·韋恩斯坦不知道這些已經向公司報告了的指控的性質，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使用保密協議解決性行為不端的指控已成為慣例。
一些法律專家，包括代表韋恩斯坦指控者的受害者權利律師格洛麗亞·奧爾雷德 (Gloria Allred)，強調受害者實際上可能更喜歡這種協議方式。奧爾雷德告訴我說，她的公司代理了數千名簽署過這種保密協議的人，她提到：“有些人不希望他們的父母、朋友以及她所生活的社群知道。”
但最近對娛樂、政治、新聞和其他領域的權勢人士性侵犯行為的揭露，引發了關於是否應該減少這些協議的使用的討論，特別是當控告者與被告之間存在權力不平衡時。
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協議會使侵權行為繼續並有增無減，有時甚至維持幾十年。喜劇演員比爾·考斯比 (Bill Cosby) 和電視名人比爾·奧賴利 (Bill O’Reilly) 都多次使用秘密協議來解決對其性行為不端的指控。
新聞截圖
上周，國會議員傑姬·斯佩爾 (Jackie Speier) 透露，眾議院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支付了超過一千七百萬美元（大約相當於 10687 萬人民幣）的賠償金，以解決二百六十項騷擾索賠（這一數字包括性侵犯以及基於種族、年齡或其他因素的騷擾）。
斯佩爾正在與兩黨政治家們合作推出聯邦立法，以徹底改變國會處理騷擾索賠的方式，包括為指控員工提供更好的法律諮詢，並解除他們簽署保密協議的長期要求。
以就業問題為工作重點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塞繆爾·埃斯特萊歇 (Samuel Estreicher) 告訴我：“我認為在這類案例中我們遇到的問題是那些呼風喚雨的顯要人物。”
在韋恩斯坦的這類案例中，埃斯特萊歇說：“重複犯罪者可以在保密協議的幫助下，在沉默的掩護下為所欲為。”
塞爾達·帕金斯 (Zelda Perkins)，哈維·韋恩斯坦的前助理，是鮑勃·韋恩斯坦同意承擔支付性騷擾和性侵犯費用的女性中的一位。
即使在二十年前簽訂協議的時候，帕金斯就認識到韋恩斯坦正在以這種模式為所欲為。她努力爭取，獲得了專門用於防止韋恩斯坦繼續傷害女性的條款，這份協議要求韋恩斯坦接受帕金斯選擇的精神病醫生的治療，並告知迪斯尼他未來還有制定這種騷擾協議的可能。
儘管如此，韋恩斯坦的不當行為仍然秘密地持續了數十年。
“在這一點上我想談論的並不是哈維的所作所為”，帕金斯告訴我， “更重要的是這個能夠保護他、幫助他惡行的系統，因為那是我們唯一可以改變的東西。金錢、權力、法律體系給了他幫助，最終，哈維·韋恩斯坦在這條路上樂此不疲的原因，正是他被允許這樣做，這是我們的錯。作為一種文化，這是我們的錯。”
哈維·韋恩斯坦的刑事辯護律師布萊爾·伯克 (Blair Berk) 和本·布拉夫曼 (Ben Brafman)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由於未決的民事訴訟和相關調查，對本文中包含的每個無依據和不真實的影射作具體回應都是不恰當的。我們只需要說，韋恩斯坦先生強烈反對任何暗示他的行為在任何時候違背了法律的說法。
“請相信，我們會在任何必要的時候，在任何適當的法律論壇中作出回應，充分希望韋恩斯坦先生在任何針對其不法行為提出的申訴中獲勝。韋恩斯坦先生斷然否認曾與任何人進行任何未經同意的性行為，任何認為他為自己辯護的行為不正當的看法都是錯誤的。”
古鐵蕾斯告訴我，她長大的過程中，一直目睹著她的義大利父親毆打她的菲律賓母親，在她眼中，父親是個“化身博士”式的人。每當古鐵蕾斯試圖阻止時，她也會被毆打（記者未得到古鐵蕾斯父親對她所說的事情的看法）。年少時，古鐵蕾斯已經開始照顧整個家庭，供養她的母親，幫助弟弟遠離暴力。
1931版《化身博士》
故事主角傑基爾博士發明了一種化學藥劑，只需吞一點，他就能變成另一個肉身——尋歡作樂、放縱自己的矮小丑陋的海德先生，再服一劑藥水，則又變成了受人尊敬的傑基爾博士。
“因為過去的創傷，只有一些極其重大的事件才會觸動我”，她說，她首先關心的是保護其他婦女免受暴力侵害。在失去了求助於刑事司法的選擇后，她只簽署了秘密協議。
在古鐵蕾斯與警方聯繫后，韋恩斯坦組建了一個由高級辯護律師、前執法機構官員和幫助富人阻撓刑事調查的私人調查員所組成的人際網路。
她不知道的是，韋恩斯坦的律師聘請了 K2 情報機關——一家由企業情報巨頭朱爾斯·克羅爾 (Jules Kroll) 創立的公司，並委託其代理人確保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塞勒斯·萬斯 (Cyrus Vance) 不會對韋恩斯坦提出指控。
韋恩斯坦的辯護律師之一埃爾坎·阿布拉莫維茨(Elkan Abramowitz)，他的客戶包括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 (Andrew Cuomo)，他也在一家曾聘用萬斯的公司做合伙人，負責監督 K2 的工作。
據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這家情報公司聘請義大利私人調查人員挖掘關於古鐵蕾斯過往性史的信息（K2 一位發言人說，該公司在古鐵蕾斯案中的調查工作只是在網路和公眾記錄中搜集她的過去）。
調查人員發現，作為 2010 年義大利小姐選美比賽的年輕選手，她參加過由義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主持的 Bunga Bunga 派對，在此派對中，貝盧斯科尼被指控嫖妓。
貝盧斯科尼
義大利調查人員還稱，古鐵蕾斯參與了賣淫（被問及她是否對紐約客刊出的這些指控感到不舒服時，古鐵蕾斯說：“當然。”她斷然否認曾經從事賣淫活動。她說，當時她很快離開了貝盧斯科尼的派對，並在後來貝盧斯科尼被控濫用權力、和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時，出席作證。貝盧斯科尼在兩項罪名的指控中皆被宣判無罪，但後來在單獨的賄賂案中被判有罪）。
曾在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工作過的現任和前任 K2 的員工向檢察官轉達了私人調查員關於古鐵蕾斯的信息。
兩名 K2 員工表示，這些聯繫人是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和高價私人調查公司之間的“旋轉門”文化(a “revolving door” culture) 的一部分。
為韋恩斯坦工作的律師，還在面對面的會議上向檢察官提交了私人調查員調查結果的檔案（萬斯辦公室發言人瓊·沃萊羅 (Joan Vollero) 說，與辯護律師的這種互動是站得住腳的）。
根據兩位執法人員的消息，地區檢察官性犯罪部門負責人瑪莎·班什福德 (Martha Bashford) 後來質問古鐵蕾斯時，對貝盧斯科尼和她的個人性史進行了不同尋常的敵意討論。
“他們就像是韋恩斯坦的辯護律師一樣”，其中一位執法人員告訴我（來自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一位來參加此次調查的人員認為，會議側重於古鐵蕾斯在義大利的過去，且表示班什福德表現得很專業而非敵對）。
古鐵蕾斯記得自己被一系列盤問所困擾。她認為紐約市警察局更能幫助到她，應警方調查人員的要求，她曾在與韋恩斯坦的會面中刺探過韋恩斯坦，並偷偷錄下一段談話，談話中韋恩斯坦承認自己曾經猥褻過她。
紐約市警察局
“這很奇怪”，她告訴我，“我，就是，‘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只要看證據就好了’。”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古鐵蕾斯向警方指控韋恩斯坦兩周后，地區檢察院辦公室宣布不會提出指控。
兩名執法人員告訴我說，紐約市警察局對這一決定感到困擾，不久之後，該局的特殊受害人部分對曼哈頓最近十起猥褻或強行觸摸提出的指控進行了內部審查。
“他們連我們證據的四分之一都沒有”，針對這些案件，一位執法官員說， “缺少強制性的會面，只有很少的限制性通話。”
然而，消息人士說，“最後這些人都被逮捕了（沃萊羅說，這次審查中所列舉出被逮捕的，多數涉及地鐵猥褻，其中有一些是被警方目擊。她說：“地鐵性暴力的案件通常比其他類型的輕罪的性暴力有更多的證人。”）。”
不論在地方檢察院作出對不指控的決定之前還是之後，韋恩斯坦的幾位律師一直在向塞勒斯·萬斯的政治活動捐款。
消息稱，向地方檢察院辦公室提交 K2 檔案的阿布拉莫維茨自 2008 年以來，已為萬斯捐贈了 26,450 美元（相當於 16 萬 6300 人民幣）。阿布拉莫維茨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個捐款是適當的。
“在哈維·韋恩斯坦進入我的生活之前，塞勒斯·萬斯和我已經做了很久的朋友和夥伴了”，阿布拉莫維茨告訴我，“我對他競選活動的捐助，是基於我對他的信任，他是地區檢察院的可靠人選。”
韋恩斯坦法律團隊的另一位成員大衛·博伊斯 (David Boies) ，在萬斯決定不提出控告之後的幾個月里，給他的競選活動捐贈了一萬美元。
“這些認為我對萬斯競選活動的捐款與那個調查有關係的想法，是荒謬的”，博伊斯還告訴我，儘管他與萬斯關係密切，但從未跟他提過古鐵蕾斯的案件。
博伊斯認為，萬斯的辦公室作出了合理的決定，並指控古鐵蕾斯曾在義大利從事賣淫活動。 “有義大利訴訟記錄，其中描述了多年來她為了獲得許多不同數額的錢，發生過許多性行為”，博伊斯告訴我。
古鐵蕾斯說，博伊斯所提到的任何記錄，都是她指控貝盧斯科尼的證詞，貝盧斯科尼使用他的權力來誹謗她和當時的涉案人員。
“他們說我是一名 Bunga Bunga 女孩，說我傍大款”，古鐵蕾斯說， “他們還會說什麼，說我殺過人？任何認識我的人都知道這些東西完全是假的。”
古鐵蕾斯說，檢察院不控告的決定使她感到震驚。
“我們有如此多證據”，她回憶說，“每個人都在告訴我，‘恭喜，我們阻止了一個怪物’。”
她開始擔心自己的未來。 “我睡不著，我吃不下飯”，她告訴我，包括韋恩斯坦曾經提供過報道的紐約郵報在內的紐約小報，都仿照 K2 檔案中的信息發表了關於古鐵蕾斯的不實報道。
“我做錯了什麼？”古鐵蕾斯說，“我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曝光了發生在我身上的糟糕經歷。”
報道有時會援引古鐵蕾斯模特生涯的照片，這就好像“因為我是內衣模特或其他什麼人，我就是錯的”，古鐵蕾斯說，“曾有人告訴我，‘也許是因為你穿得不對’（古鐵蕾斯當時穿著專業的辦公服裝與韋恩斯坦見面，由於天氣寒冷，她還穿了厚厚的緊身褲）。”
Ambra Battilana Gutierrez 模特生涯時期的照片
古鐵蕾斯現在仍資助著弟弟，但她現在開始擔心自己無法謀生。 “我的工作取決於形象，然而我的形象被毀了”，她說。
古鐵蕾斯諮詢的律師建議她接受協議。 “我感到有壓力”，她告訴我， “我一開始拒絕了。”然而最終，她妥協了。
“我被報紙一邊倒的攻擊徹底打敗，我只有自己，我已經22歲了。” 古鐵蕾斯告訴我，“我知道，如果他能以這種方式控制媒體，我不能與他抗衡。”
古鐵蕾斯說，她知道很多人會嚴厲地評價她，因為她收了錢。 “很多人都沒有同理心”，她說，“他們不會為你設身處地著想。”
我看了古鐵蕾斯的那份有韋恩斯坦簽名的協議的副本，協議里命令銷毀所有韋恩斯坦承認猥褻了古鐵蕾斯的錄音。古鐵蕾斯同意將她的手機和其他可能包含錄音副本的設備交給韋恩斯坦持有的另一家私人保安公司 Kroll，她還同意將她的電子郵件帳戶和其他可用於複製的數字通信形式的密碼交出。
協議上附有的古鐵蕾斯預先簽署的宣誓聲明，會在發生任何違規事件時予以公布。聲明宣稱韋恩斯坦在錄音帶中承認的行為從未發生過。
“韋恩斯坦的保密協議可能是我在幾十年的職業生涯中看到的最高利潤的協議”，熟悉該協議的律師告訴我。
協議簽署后，古鐵蕾斯變得沮喪，並患上飲食失調症。最終，擔心她的弟弟來到了美國。 “他知道我的狀態很糟糕”，她說，他把她帶到義大利，然後去菲律賓以“重新開始”，“我被徹底摧毀了”。
哈維·韋恩斯坦在女性身上使用類似的策略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年前在韋恩斯坦與英國簽署保密協議的助理塞爾達·帕金斯也表示對她的決定感到後悔。最近幾周，她開始與媒體交談，藐視她現在認為不公正的協議。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性事件”，她說，“公開質疑其合法性。”
帕金斯說，在為韋恩斯坦工作時，她經常經歷性騷擾， “從我第一次向哈維妥協開始，我必須時時面對他穿著內褲或完全赤裸的身體”。她告訴我，她必須為他購買避孕套，他的酒店房間會面后，還要去收拾。
“我們必須把女孩帶到他身邊”，她說，“雖然我一開始並不知道這一點，但我仍是一個蜜罐（編者註：有吸引力的人）。”
她說，韋恩斯坦從來沒有成功地迫使她陷入性行為或任何身體接觸，但她稱拒絕的行為讓她 “筋疲力盡”。
1998 年，帕金斯聘請了她自己的助理。她提醒面試者，韋恩斯坦會對員工採取性方面的行為，並拒絕錄用“非常明顯地吸引人的”面試者。最後，她選擇了一位“非常聰明”的牛津大學畢業生，這位助理因為擔心報復而不願在此篇報道中透露姓名。
1998 年，在威尼斯電影節期間，這位新助理從她第一次單獨與韋恩斯坦出差時就心煩意亂，她說他在旅館房間里對她進行過性侵犯。
“她在顫抖，她在哭”，帕金斯回憶說。
帕金斯立即找到韋恩斯坦。“他站在那裡，只知道說謊”，帕金斯回憶，“我說，‘哈維，你在說謊’，他說，‘我不是在說謊。我以我孩子們的生命發誓’。”
那個助理因為太害怕而沒有去警察局，尤其當時是在國外。
回到英格蘭后，帕金斯通知了製片人唐娜·吉利奧蒂 (Donna Gigliotti)，她在奧斯卡獲獎影片《莎翁情史》中與他們合作過。回憶起帕金斯來找她講述這件事，吉利奧蒂告訴我，她是一名外部承包人，“無法在內部報告”。
《莎翁情史》
帕金斯和助手辭去了 Miramax 的工作，並向韋恩斯坦發出即將採取法律行動的通知。
根據前僱員的說法，他們的通知引發了在 Miramax 的一場會議，以及針對帕金斯和助手的電話攻擊。帕金斯說，她辭職的那天晚上，她帶著“逐漸濃重的絕望情緒”，收到了來自韋恩斯坦和其他高管的 17 個電話。
帕金斯給我看了一些記錄在她答錄機上的信息，她保留這些信息是因為她認為她“可能需要這些信息作為保護”。
在這些信息之中，韋恩斯坦在焦慮的懇求和強硬的命令中不斷轉換。
“請，請，請，請，請務必給我打電話。我求你了。”他在一條消息中說。
帕金斯和助理聘請了倫敦公司 Simons Muirhead＆Burton 的律師。
Simons Muirhead＆Burton 的網站
帕金斯表示，事後看來，律師們似乎故意排除了除了和解之外的任何解決方式。
律師告訴這些女性，因為事件發生后沒有立即向警方報案，此時揭露韋恩斯坦的侵犯行為“顯然不是一個好選擇”。
帕金斯說，她詢問律師是否可以將事件報告給當時持有 Miramax 的迪士尼 C.E.O. 邁克爾·艾斯納 (Michael Eisner)，因為她知道當時韋恩斯坦與艾斯納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律師們也勸阻了她。
美國《時代》雜誌封面，Michael Eisner
“他們只是說，‘沒辦法。迪斯尼和 Miramax 會鎮壓你，拖著你和你的家人、朋友，甚至你那已經入了土的寵物，表明你是不可信的，或者已經瘋了。他們會竭盡所能讓你閉嘴’。”
帕金斯說，她感到困惑。
“所以，我們不能去警察局，因為太晚了。我們不能去迪士尼，因為他們不會解決問題。那麼我們告訴誰？成年人在哪裡？法律在哪裡（ Simons Muirhead＆Burton 的執行合伙人拉吉·邁爾斯坎達利 (Razi Mireskandari) 拒絕就談判或最終和解發表評論，稱協議的條款禁止他談論此事）？”
珀金斯最初拒絕接受這筆“骯髒金錢”，說她希望給慈善機構，捐贈給強姦受害者。她的律師告訴她，這個想法是不起眼的。
“那時的我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女孩，坐在一個經常有六個男人的房間里，他們告訴我我毫無選擇（她有注意到，自己的一位律師是女性）”，她說，“這完全錯了。”
最終，律師同意協議中的二十五萬英鎊給這兩名前僱員平分。
帕金斯並不知道這筆錢來自鮑勃·韋恩斯坦的個人銀行賬戶。
儘管鮑勃·韋恩斯坦表示，他不知道這筆付款的目的，之前他也一直聲稱，他和董事會其他成員都認為對他兄弟的指控是“非常驚人的”。
然而，幾位前僱員對他的說法表示難以置信。
“鮑勃可能沒有做過這些事情，但他多年來一直在幫忙隱瞞”，一位員工說（上個月，《綜藝》雜誌報道說，一位在韋恩斯坦公司戲劇《迷霧》(The Mist) 中工作的女演員，在 2016 年指控鮑勃·韋恩斯坦性騷擾。他本人否認了這一說法）。
新聞截圖
鮑勃·韋恩斯坦與帕金斯和其助理共同簽署的協議要求，她們的律師、會計師和治療師等任何可能知道這份協議的人，都簽署了他們自己的保密協議。
正如帕金斯所說，一個條款要求她們親自打電話“讓人們閉嘴”。
但帕金斯還成功地要求在合同中增加一條希望能夠改變韋恩斯坦行為的條款。
協議規定，任命三名“經理”、一名律師，以應對在 Miramax 的性騷擾指控。Miramax 有義務提供證據，證明韋恩斯坦接受諮詢三年，或“只要他的治療師認為有必要”的時間。帕金斯需要確定治療師並參加第一次諮詢。
該協議還要求 Miramax 向迪斯尼報告韋恩斯坦的行為，在未來的兩年內，如若韋恩斯坦繼續簽訂性騷擾協議，Miramax 需要解僱他。
但帕拉金斯表示，Miramax “始終停滯不前”。該公司實施了人力資源變革，但該協議的其他部分未得到執行。
她催促了幾個月，然後放棄了， “我筋疲力盡，而且感到羞辱。我不能在英國的這個行業工作，因為關於過往發生了什麼的漫天傳言讓我無處可去。”
最終，帕金斯搬到了中美洲， “我已經受夠了”。
在帕金斯決定公開講述她的故事後，她告訴我，她試圖尋求建議的一些律師事務所不願意代理，有些公司擔心這樣做會破壞大眾對其保密協議的信心。
她說：“看起來，代理我的案件，可能會讓其他顯要的律師事務所陷入矛盾的境地。”
她只能獲得自己法律協議中的幾頁，她的前律師事務所和韋恩斯坦都一如既往遵守一項規定，即她從未擁有完整的協議副本。
韋恩斯坦的協議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嚴格。
在與帕金斯達成協議之前，韋恩斯坦與女演員羅斯·麥高恩 (Rose McGowan) 達成了數十萬美元的和解協議，她曾公開聲稱，韋恩斯坦於1997年在聖丹斯電影節上強姦了她。值得注意的是，該協議並未包含一項保密條款，但麥高恩放棄了起訴韋恩斯坦的權利。
她說她當時想要追究責任，但她的律師卻說服她簽署協議。
“這非常痛苦”，麥高恩說，“我當時認為十萬美元是一大筆錢，因為我那時候還是個孩子。”
韋恩斯坦還經常在他的商業交易中使用保密協議。
今年早些時候，在《紐約時報》最先報道的一個故事中，講述了在聚焦於艾滋病的基金會 amfAR 董事會成員之間產生的一場爭端，關於是否指控韋恩斯坦不正當使用從基金募集資金中的六十萬美元用於他自己的戲劇製作。
韋恩斯坦為該基金會提供了一百萬美元，以換取每一位董事會成員簽署的一項限制性保密協議，該協議禁止成員談論 amfAR 事宜以及韋恩斯坦的“個人”活動。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董事會主席肯尼斯·科爾 (Kenneth Cole) 敦促其他董事會成員簽名，並警告說，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可能會被起訴（在一次採訪中，科爾說，他認為韋恩斯坦將 amfAR 資金用到一家非營利性戲劇組織是“合法的”，他鼓勵其他人簽署協議也是在諮詢律師，確保無風險之後）。
amfAR的網站
韋恩斯坦的員工，受到與 Miramax 公司、韋恩斯坦公司簽訂的雇傭合同中保密協議的約束。儘管保密協議是勞動合同的一個標準特徵，但韋恩斯坦的條款中包含了一個關於“聯席主席” ，即哈維和鮑勃·韋恩斯坦兄弟的“關於個人、社會或商業活動”的信息的特殊規定。
就業法專家埃斯特萊歇告訴我，關於韋恩斯坦兄弟個人生活的保密條款是不尋常的， “個人行為以那樣的方式成為合同中的一個部分通常很少見”。
在我與許多員工的交談中，他們表示，這些合同條款，使得他們無法談論他們在公司目睹的可疑行為。
歐文·萊特 (Irwin Reiter) 在韋恩斯坦的公司工作了近三十年，現在是公司的會計和財務報告執行副總裁，此前曾拒絕參與採訪。 提到針對僱員的法律行動，他告訴我，“我希望沒有報復”。
他說，他仍然選擇站出來，是因為他覺得公司的沉默文化值得進一步審視。
他告訴我，韋恩斯坦“非常具有控制力，我認為很多人害怕他，害怕面對他或者質疑他，這成為了一種環境”。
哈維·韋恩斯坦與政界人士的合影
萊特還質疑終身保密協議的公正性。
“終身保密協議不應該是合法的”，他告訴我， “人們不應該對此逆來順受。他造成了如此多的受害者，而這些受害者已經承受了這麼多年，這是不正確的。”
這些合同限制是完全合法的，受害者的權利律師奧爾雷德表示，法院通常會強制執行，並將試圖打破這些限制的嘗試視為“買家的懊悔”。
但最近幾周，立法者和法律專家呼籲對該系統進行改革。
埃斯特萊歇提出，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是負責監督工作場所歧視的政府機構，負責追蹤與性行為不端相關的協議，並對反覆使用這些協議的僱主進行調查。
除了國會女議員傑姬·斯佩爾關於國會僱員的立法之外，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州議員正在推動立法，以減少在性侵害案件中保密協議的使用。
“這些秘密協議使問題長期存在，它們允許富人繼續成為性掠食者”，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康妮·萊瓦 (Connie Leyva) 告訴我，該州已經宣布立法， “我希望我們能在加利福尼亞州完成這項工作，並將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奧爾雷德對將要進行的改革表示擔憂，她擔心這可能會限制受害者的選擇。她指出，“任何同意簽訂協議的人都有選擇餘地”，接受付出的代價和有時相當可觀的收益。她表明，好律師會解釋這些協議的全部影響， “然後客戶做出明智的選擇”。
古鐵蕾斯、帕金斯和其他與韋恩斯坦簽署協議的女性告訴我，她們覺得人們對她們的允諾毫不知情。
古鐵蕾斯說，她希望當時她能夠意識到韋恩斯坦過去曾面臨類似的指控。
事後，當她知道韋恩斯坦對她的所作所為是既有模式的一部分時，她充滿了內疚。“我甚至不能想象那個人還會傷害其他人”，她告訴我， “這讓我發冷。”
#MeToo運動，鼓勵性騷擾或性侵害受害者說出自己的經歷
古鐵蕾斯說，她想警告人們沉默存在的風險：
“人們現在需要真正的改變。
“去傾聽與表達。人們不說，是最糟糕的事。”
本文由橙雨傘公益與談性說愛中文網聯合翻譯，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原文鏈接：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harvey-weinsteins-secret-settlements ，點擊“閱讀原文”即可查看。
作者
Ronan Farrow
電視和平面媒體記者，即將出版的《和平之戰：外交的終結和美國影響力的衰落》一書的作者，紐約客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