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意見】《野梨樹》：年度最美的土耳其電影，悲而不喪
文 | LORENZO
在2011年憑藉《小亞細亞往事》拿下評審團大獎、2014年憑藉《冬眠》拿下金棕櫚后，土耳其電影大師努里·比格·錫蘭帶著新作《野梨樹》再次殺回戛納主競賽。儘管最終無緣獎項，但它已然成為我心目中最喜歡的一部錫蘭。
作為最後一部放映的主競賽片，《野梨樹》毫不遜色於之前放映的電影，在爆款頻出的第七十一屆戛納電影節展示出壓軸的氣度，獲得了媒體的一致讚譽。（下文有劇透）
英國《衛報》給出滿分，《綜藝》則說：“這是錫蘭又一部畫面豐富，且充滿了令人驚嘆的語言密度的精雕細刻的作品。” 筆者認為，《野梨樹》溫暖且動人，而且相比《冬眠》，錫蘭在《野梨樹》里新的嘗試為電影帶來了全新的觀感，是一部毫無疑問的傑作。
影片《野梨樹》的故事主線是：雄心勃勃勢要成為作家的大學畢業生思南，回到了他的家鄉，他思量著接下來要做的，是成為像父親一樣的老師，還是選擇去服兵役，以逃脫令自己困頓的故鄉。
他的父親伊德里斯負債纍纍，痴迷於賭博，卻試圖掩藏自己的惡習。而母親阿蘇曼則用無窮無盡的電視節目麻醉自己。思南為了出版自己的小說想方設法籌集資金，然而在家鄉遇到的好友和故人，以及在籌資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強大阻力，讓他對未來產生了深深的失望，他與父親的關係也愈發緊張起來。
在《野梨樹》這部作品里，錫蘭描摹出了鄉村對年輕人造成的困境。思南的家鄉是恰納卡萊港口附近的一個村莊，該村莊因靠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利波利戰役戰場以及古城特洛伊而成為旅遊目的地。
片中思南鑽進的特洛伊木馬，就是為了拍攝電影《特洛伊》而造的。在這個遠離城市的鄉村，一個長滿野梨樹的地方，人們如同思南父親所說和野梨一樣，他們“不適，孤獨，扭曲”。
鄉村折損了年輕人飛翔的翅膀，曾經遠大的夢想終於在這裡停滯不前，思南口口聲聲說著要去大城市，不要腐爛在這裡，說的是土耳其的社會現實。土耳其的八千萬人口之中，有兩千萬生活在伊斯坦布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去大城市尋求出路。故鄉最終成了夢中的野梨樹，可望而不可即。那是土耳其一代人的鄉愁和困境。
困境之下，思南試圖找到出路，籌資出書。在和市長以及沙土老闆的求贊助之後，思南看到了市長假民主，真推諉的腐敗，也看到了沙土老闆假知識分子，真投機取巧的虛偽。這兩個人物適當地增加了錫蘭的政治訴求，暗諷了當今土耳其“獨裁者”埃爾多安統治下，愚民政策背後對知識文化的普遍漠視。
錫蘭是語言的大師，在《冬眠》里，他用契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般的寫作風格讓作品出現了不少精彩的對話橋段，男主和妹妹及戀人的兩段對話都在半小時左右。
這部《野梨樹》里錫蘭依然沿用了這樣的敘事風格，男主角思南和名作家以及兩位伊瑪目的兩次對話，也基本都佔到了一個小時的篇幅。在對話里，錫蘭利用語言藝術讓思南和名作家對寫作的目的和功利性進行探討，不斷的交鋒和對壘讓人物之間的矛盾升級，而思南與兩位伊瑪目關於宗教和信仰的討論，又讓電影有了極高的現實意義。
譬如思南與作家之間關於書籍中作者自傳的討論，兩者各執一詞，問答犀利不斷激化兩人之間的情緒，彷彿是文學作品里的對白；而在思南和伊瑪目討論伊斯蘭教的《古蘭經》是否應當字面意義被援引踐行以及是否有助於防止犯罪時，其中一位伊瑪目說“無神論國家的犯罪率很低，可是自殺率很高”，三人之間各有觀點引據，彷彿是一篇學術論文里的多觀點論證。
這樣的語言密度的確讓人難以消化，所以可以理解為何很多觀眾詬病《野梨樹》作為電影，因無法像文字可以反覆閱讀斟酌，一次性的視聽成效大打折扣，或許超越了它所應負載的價值。
然而，筆者不認同這種詬病的理由，既然《冬眠》的語言密度可以被人認可，《野梨樹》為何卻不能，況且《野梨樹》相比《冬眠》，錫蘭有著全新的嘗試。
時隔四年，錫蘭並沒有重複《冬眠》的老路，而是在電影中適時引入了其他元素。在《冬眠》時期他說，“我不喜歡喜劇，我不喜歡笑”，然而這部《野梨樹》不僅有幽默：思南橋上推石；有更加激烈的言語衝突：思南與作家在橋上因文學創作的虛榮和虛偽的討論而導致作家爆發。
有加入夢境的切換：特洛伊木馬的橋段，嬰兒臉上的螞蟻，井內的自縊；還有《一次別離》和《燃燒》里難以知曉的真相：少的那300里拉到底是不是父親拿走了？在這些新的嘗試下，錫蘭的語言已經不再只是契科夫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自成一派，氣象萬千。
僅僅是電影語言的優秀顯然不只是錫蘭的功力。錫蘭的調度和攝影依然在《野梨樹》里體現出大師風範。且不說鄉村的風光被錫蘭用寬屏畫幅一展無遺，在室內和室外的移動場景拍攝中，錫蘭的鏡頭同樣也運轉如行雲流水，來回切換靈動自如。
而在人物和表情拍攝上，錫蘭的捕捉也是極為精準的。有幾幕特別驚嘆的攝影：思南和女友在樹下，陽光透過樹葉灑在人臉上的那一幕；尖叫著怒喝思南的作家臉上的情緒；思南和兩位伊瑪目一邊走一邊討論時的鏡頭；嬰兒臉上的螞蟻和發出悉嗦聲的井繩。錫蘭豐富的影像語言也可以讓詬病其不夠影像化的觀眾閉上嘴巴。
如果《小亞細亞往事》和《冬眠》是敘事為電影情緒服務，這部《野梨樹》則把敘事放在了首要位置。錫蘭終於在這部電影里凸顯了他敘事的能力，而其實整部電影都是在講思南的父子關係。
電影一開始觀眾容易帶入男主角思南的情緒：他嫌惡父親的嗜賭，在巴士前索要零錢的橋段，彩票廳里與其他人的爭執，都是錫蘭為了營造對比而費的苦心。
在籌資出書屢屢碰壁，隨後的考試失利后，思南的情緒每況愈下，終於因為父親的債務和賭博問題跌至冰點。當矛盾在故事的進展中一次次升級，思南的選擇終成定局之後，他的回歸才帶來了影片情緒的高潮。當線索被一點點揭開，父愛變成了書中的註腳，那麼不起眼，卻無處不在。如果此刻再選擇忽視，恐怕結局只能弔死在井裡。
有親人的地方才是故鄉。《野梨樹》里的鄉愁，不僅指的是思南出生的鄉村，更是思南渴望的父愛。可以說，這段父子關係才是《野梨樹》最美的地方。為了讓這段父子關係的分合變得有力量，錫蘭用了最動人的方式來講述親情的意義。這或許是土耳其電影里，除了《我的父親，我的兒子》最好的關於父子的電影。
那張尋狗啟事，那則報紙上的新聞，那一口老井。錫蘭筆下的父親，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心中的鄉愁。
那是我們為了圓自私的夢而撒下的謊，那是我們年少輕狂橫衝直撞后的失敗，那還是我們年華漸老，才懂得親情為何物的如夢初醒。畢竟我們心中或許都有那麼一株，故鄉的野梨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