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攝影記者之死：「鮮花山谷」里的憂傷

2012年4月17日，法新社喀布爾辦公室，沙阿·馬雷（中）和他的同事勞倫斯·巴萊特（右）擁抱剛獲得普利策獎的記者馬蘇德·侯塞尼（左）。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多年以後，當卡迪佳·馬雷（Khadija Marai）談起父親沙阿·馬雷（Shah Marai）時，她會如何面對自己未滿月時那場奪走了父親的爆炸？當翻閱父親冒死留下的1.8萬幅戰地攝影作品時，她又會作何感想？

4月30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發生的連環自殺式爆炸案中，法新社喀布爾記者站首席攝影記者沙阿·馬雷不幸遇難。那時，他最小的女兒卡迪佳剛剛出生15天。卡迪佳出生時，忙於工作的馬雷不過買了一塊蛋糕帶到辦公室慶祝。誰都沒料到，這個家庭在迎來新生命僅僅兩周后就要承受生離死別。

這場連環爆炸案共造成25人遇害，其中包括9名記者。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宣稱對事件負責。在喀布爾附近霍斯特市的另一起爆炸中，還有一名來自BBC的年輕記者遇害。這是新聞界的黑暗一天：至少從2002年起，從未有如此多駐阿記者在同一天遇難。

在世界新聞自由日（5月3日）的前一天，總部設在日內瓦的“新聞標誌運動”發布報告說，2018年前四個月，已有44名記者在18個國家遇難，這一數字比去年同期增長了57%。按照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的統計，2017年全年有82名記者因公殉職。對記者這一職業來說，阿富汗已排在敘利亞和墨西哥之前，是全球最危險的工作地。

“沒事哥們，我在這兒了”

4月30日早晨8點，喀布爾市中心被爆炸聲驚醒。

在美國駐阿使館背後一條戒備森嚴的街道上，一名騎著摩托車的自殺式襲擊者引爆了身上的炸彈。爆炸點附近的阿富汗情報部門辦公室也是主要襲擊目標。在這次規模較小的襲擊中，共有4人遇難。

41歲的馬雷和幾位電視台同行接到消息后迅速趕往現場，在爆炸點附近架起相機。15分鐘后，另一名偽裝為攝影記者的自殺式襲擊者混進記者群，引爆了第二枚炸彈。

“我聽到後面有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我就被撂倒在地上，”馬雷的好友、路透社攝影記者奧馬爾·索巴尼（Omar Sobhani）說，“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沙阿·馬雷的屍體。當時我就知道他死了。”爆炸現場附近，一位顫抖的電視台記者正對著另一位攝影記者做現場直播。他的隨行攝影師已經遇難。

就在爆炸發生幾分鐘前，馬雷還給一位沒能及時到達報道現場的同事發了一條WhatsApp消息：“沒事哥們，我在這兒了（No worry man, I am here）。”這位遲到的記者逃過一劫。

在馬雷22年的攝影記者生涯中，他總是為自己能第一個到達現場而自豪。從1990年代的阿富汗內戰到後來的塔利班統治時期，武裝衝突從未在阿富汗停止，而他一直留守喀布爾，忠實記錄著這個爆炸、槍聲和傷痛已成日常的國度。

“看不到出路，這是一個焦慮的時代”

馬雷生長在喀布爾當地一個失明的家族，他的兄弟、母親、甚至子女都患有眼疾。馬雷是家族中少數幾個視力完好的人，也因此成了養家糊口的主力。

他從為法新社擔任司機開始了職業生涯，一開始他主要執行秘密拍攝任務。主流新聞媒體在戰時的阿富汗很難立足，於是像馬雷一樣的本地攝影師得以大放異彩。多年來，他貢獻的數以萬計的影像作品深深影響了西方世界對阿富汗戰爭、以及這個國家的印象和看法。

馬雷的推特賬號上幾乎全是關於阿富汗衝突和法新社報道的內容。令人唏噓的是，他的推特頭像還是在2014年記者薩達爾遇害后他接受電視採訪的截圖，上面的字幕寫著“記者之死（Journalist deaths）”。沒想到一語成讖。

作為戰地記者，他的微薄收入要支撐六個子女、三個失明的兄弟和其他幾位親戚。失明的大兒子曾多次請求父親移民歐洲，馬雷的母親也希望他放棄戰地記者這份高危工作，找份小本生意做做。馬雷一笑置之。

雖然馬雷熱愛自己的工作和國家，但面對無休止的平民死傷、狂轟濫炸，他不是沒有過絕望。2016年，在一篇名為《當希望破滅時》的博客中，馬雷寫道：

我渴望回到那些年，美國人剛剛到來的那些年。這座城市在2001年後改變了許多。新的樓房建起來了，寬敞的大路代替了窄小的街道。戰爭的痕迹消失了——除了老達魯曼宮，你在城裡看不見殘垣。商店的貨架被塞滿了，什麼東西都能找到。

但是希望不見了。在塔利班的統治下，生活因為缺乏安全感變得越來越艱難。我不敢把孩子們帶出門散步。我有五個孩子，他們每天都躲在房子里。每天上下班時，我的腦子裡總想著車子會不會埋了雷、自殺式襲擊者會不會衝進人群。我沒法擔這個風險，所以我們不出門。我記得一清二楚，我的朋友薩達爾（法新社駐阿記者，2014年遇害）在酒店裡和他的妻子、兒子和女兒一同被害，只有他的小兒子倖存下來。

我從未感覺到希望如此渺茫，看不到出路。這是一個焦慮的時代。

“壓迫者啊，死者遺屬所受的痛苦終會摧毀你”

馬雷遇害后，法新社評論他“是一名有領袖魅力、有勇氣的記者”，並認為第二次炸彈襲擊就是特別針對前來報道的記者們實施的。

死於喀布爾爆炸的另外幾名記者中，阿富汗電視台Tolonews 54歲的攝影記者雅·穆罕默德·托基（Yar Mohammad Tokhi）正準備本月結婚；自由歐洲電台28歲的記者阿卜杜拉·哈納扎伊（Abdullah Hanazai）是家裡的頂樑柱；另一位遇害電台女記者剛跳槽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正在業餘時間學習大學課程。

在另一場導致40多人喪生的襲擊中，29歲的阿瑪德·沙阿（Ahmad Shah）被槍殺。在BBC阿富汗分部工作剛滿一年的他，成了BBC自1990年代以來在阿富汗遇害的第五名記者。

按照一些行業組織的統計，去年全球遇害記者人數有所降低，不過這並不值得慶幸。來自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羅伯特·馬洪尼（Robert Mahoney）表示，雖然記者死於戰亂中交火的情況少了，但“他們已經成了襲擊者瞄準的目標本身”。

在對外宣布的調查統計中，這些遇難者會化為一串串的數據。但在生活里，他們是活生生的面孔，是兒子、女兒，是父親、母親，是朋友和戀人。

“一起悲劇事件不是從爆炸開始，它始於母親、姐妹和妻子的哭泣——當一個男人活著出門，而三個小時后，被炸碎的身體躺在棺材中被送回來，”阿富汗Tolonews記者法拉赫納茲·弗洛坦（Farahnaz Frotan）說，“今天所有灰飛煙滅的都是有工作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是滿懷夢想的一代——被自殺式襲擊炸成碎片的一代。”

在馬雷的棺材被運回家時，馬雷家裡的女人掩面而泣。“以後誰來照顧我們？”馬雷的母親對著他的遺體說，“我已經失去了你的兄弟和你的父親，但我從來不覺得我是個寡婦，因為我還有你。你是我的一切。你不僅是我的兒子——你還是我的朋友。”

馬雷的同事們放下相機，為死去的夥伴挖出一片安息地。他的遺體被安葬在喀布爾郊區一個叫做古達拉（Guldara）的地方，意為“鮮花山谷”。

這是馬雷長大的地方。他失明的兄弟和兒子在墓邊靜靜坐著，看不見墳墓的樣子。但一鍬鍬土灑進墓穴中的聲音清晰可辨。

“街道每日都被血洗……”伊瑪目在最終禱告中念念有詞，“噢，壓迫者啊，這些死者遺屬所受的痛苦，終有一天會摧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