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川普式悲劇」、投完票吃熱狗：請收好這份澳洲大選觀戰攻略
堪培拉澳大利亞議會
記者 | 劉芳 發自澳大利亞悉尼
5月18日，澳大利亞將迎來第46屆聯邦議會大選。今年的大選將選舉產生議會眾議院全部151個席位，以及參議院76個席位中的40個。競選主要在代表工商業主利益的執政黨自由黨和代表勞工階層利益的工黨之間展開。民調顯示，目前工黨總體暫時領先2-4個百分點。
澳大利亞眾議院席位按選區人口比例產生，任期3年。而在參議院中，全國6個州每州固定12席，另外2個地區各2名。各州參議員任期6年，每3年改選一半，各地區參議員任期3年。選舉勝出黨派的領袖自動成為總理。
雖然與英美等一樣均為實行民主制的英語國家，但澳大利亞的聯邦選舉卻有著本身獨有的特點。
強制性投票
澳大利亞聯邦大選自1924年開始實施強制性投票，是目前唯一一個強制公民投票的英語國家。對澳大利亞政府來說，投票和稅收、義務教育等一樣是一種公民義務。而為了使民眾積极參与投票，政府可謂煞費苦心。《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裡赫特爾（Tacey Rychter）將其形象地比喻成“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
所謂胡蘿蔔，指的是給選民提供極大便利。首先，聯邦選舉和州選舉一樣都定在周六舉行。其次，投票方式多種多樣，包括郵政投票和海外大使館投票等。正如來自維多利亞州的哈里爾（Damien Hurrell）所說：“投票中心是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組織的，他們到處都是，工作人員也很多。這意味著等待時間一般都不超過幾分鐘。甚至有投票小組訪問監獄、醫院和療養院，以便所有有投票權的人都能投票。”
而由於許多投票點都設在學校、社區中心和教堂等人群密集場所，因此投票之後在投票站外吃免費熱狗，也成了澳大利亞文化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年，圖片社交平台Instagram還推出了“民主熱狗”的小貼紙，讓年輕選民分享自己在投票當天的動態或自拍。更貼心的是，點擊這些貼紙還會看到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提供的詳細信息。
Instagram的政治和政府事務總監塔斯-帕克(John Tass-Parker)表示：“澳大利亞人每天都在Instagram上分享100多萬個故事，所以我們增加了這項有趣的功能，鼓勵人們表達自己的意見，並獲得更多的信息。”
當然，除了美味的“胡蘿蔔”以外，澳大利亞政府也會祭出“大棒”。18歲及以上公民如果不出席投票，將面臨20澳元（約合100元人民幣）以上的罰款，而如果再不支付罰款就可能要蹲監獄了。截至2019年1月，澳大利亞總人口約為2520.9萬，其中18歲以上保守估計約佔七成。
據公開資料統計，全世界共有11個民主制主權國家實行強制投票，包括盧森堡，比利時，新加坡等。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下，澳大利亞聯邦大選的投票率自1925年以來從未低於90%。相比之下，美國自1968年以來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均低於60%。
當然，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無缺的制度。強制性投票制度也一直伴隨著爭議聲。反對者認為，強制性投票侵犯了公民自由權，也會導致大量無效的空白選票，後者在澳大利亞又被稱為“驢票”（donkey vote）。
支持者則認為，當有較高比例的公民參與投票時，其選舉產生的政府所作的決定更具合法性。對於這個移民國家來說，強制投票是幫助這些群體迅速融入社會大家庭的一種手段。《衛報》專欄作家奧爾康（Gay Alcorn）在今年3月撰文稱，澳大利亞的強制性投票制度使這個8年裡換了6個總理的國家避免了“川普式悲劇”。因為事實上，川普在2016年當選時只贏得了美國所有選民25%的選票。而在當年英國脫歐公投的案例中，真正投票支持脫歐的也只佔所有選民的37%。
更重要的是，強制性投票使政治討論聚焦於中心議題而不是極端話題。墨爾本大學歷史學教授布雷特（Judith Brett）表示：“強制投票會降低衝突的情緒。在美國，性和種族話題常常被用來刺激選民，但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議會民主制
澳大利亞大選還分別融合了英國議會制和美國聯邦制的特點。
西澳大利亞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陳傑對界面新聞介紹道：“澳大利亞是議會制投票。具體來說，今年大選是指在下議院151個席位中選出主要政黨組成政府，議會任期為三年。在澳大利亞，政黨領袖個人能說會道不能確保他/她能當總理，主要還是看一個政黨的政策是否合理。政黨領袖的個人魅力和政黨獲選沒有必然關係。”
澳大利亞並不完全照搬英國的議會民主制。陳教授表示，英國議會兩院中的貴族院採用世襲制，不參加選舉，權力較小。而的美國參議員均由選舉產生，權力較大。在上院的設計中，澳大利亞借鑒了美國參院的選舉制度，所以在這次聯邦大選還有40個參議院席位也參加競選。這也是有時在眾院獲得多數的大黨需要聯合一些怪裡怪氣的小黨組合成聯合政府的原因。
5月18日，新一屆總理將在自由黨領袖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工黨領袖肖頓（Bill Shorten）之間產生。陳傑認為，兩人在大選中發揮的作用並不會很大。他說：“2016年美國大選，川普和共和黨的基本綱領並非一致，完全沒按常理出牌。而這種現象在澳洲大選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各黨內部要協調一致，個人能發揮魅力的空間不是很多。”
通常來說，澳大利亞聯邦競選活動共進行6周。相比之下，美國2016年的總統競選活動持續了596天，而2020年的下一次競選預計將持續1194天，相當於澳大利亞30多個選舉季。
對此，悉尼大學政治學教授、《民主的生與死》一書的作者基恩 (John Keane) 認為，編寫澳大利亞憲法的作者們預見到太長的競選周期會讓濫用權力和政府中斷佔據上風， “因此必須對競選活動規定嚴格的時間限制。”
在更細節的層面，如計票方式和捐款規定上，澳大利亞也有著截然不同的設計。例如，澳大利亞的選票為偏好投票制（ranked voting），投票者需在所有候選人的名字旁按偏好性寫出序號，否則選票作廢。陳傑表示，民主選舉也是數學遊戲，因為不同計票制會使同樣的選舉結果產生出完全不同的獲勝者。
環境、經濟最受關注
在每一次聯邦選舉中，人們最關心的議題都因黨派、年齡而有所不同。在澳大利亞國家電視台（ABC）於2019年4月所做的一項調查中，29%的受訪者認為環境是首要問題，而在2016年這一比例僅為9%。緊隨其後的是包括政府支出和稅收在內的經濟問題，有23%的受訪者將其排在重要議題的第一位。
從調查結果來看，環境議題的重要性體現在兩個關鍵性群體中。首先，在尚未決定要投票給誰的選民中，環境問題（30%）大幅領先經濟議題（19%），是他們關注的焦點。而在18-34歲的千禧一代中環境問題也以壓倒性的比重（39%）成為最關切的話題。
在所有政黨中，第三大黨綠黨始終將環境議題放在首位。
綠黨在悉尼Bennelong選區的華裔候選人Zhang Qiu Yue對界面新聞表示：“英國和愛爾蘭在不久前宣布氣候緊急狀態，我們也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和天然氣出口國，我們對全球變暖負有責任。根據綠黨的氣候政策，我們希望在十年內徹底擺脫煤炭和天然氣完全轉變成新興能源，到2040年實現零排放。”
在經濟議題方面，分析師和經濟學家們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前景持審慎態度。雖然自由黨和工黨都表示根據預估澳大利亞會保持預算盈餘，但這些預估的前提正在發生變化。
前澳大利亞央行分析師Li Chen對界面新聞表示：“預算盈餘的預估是基於政府從煤鐵銅所得稅收在未來兩年內不會發生變化的假設之上的。而這是一個大膽的主張。我們知道，中美貿易摩擦肯定會抑制全球經濟增長潛力。較弱的增長將抑制總體需求，因此肯定會抑制對煤炭、鐵礦石和銅的需求。”
在兩大黨不同經濟政策方面，Li Chen也向界面新聞做了分析。他說：“自由黨聯合政府承諾將延續對高收入者減稅的政策，分為三個階段實施。同時他們將保持目前的負扣稅（negative grearing）和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 tax）政策。而工黨則希望通過取消以上稅收漏洞創造每年數百億美元的額外收入。”
從所有單項經濟政策來看，Li Chen認為工黨提出的育兒補貼或將對澳大利亞經濟前景產生變革性的影響。
根據工黨目前的提議，中低收入家庭將獲得工黨政府總共40億澳元的育兒補貼。這意味著家庭收入低於6.9萬澳元的家庭將獲得幾乎免費的育兒服務，從全國來說這項政策會使88.7萬個家庭受益。Li Chen認為：“這將使許多在家全職育兒或從事兼職和臨時工作的婦女得到解放。通過全職工作，她們將獲得更多可支配收入，而更多可支配收入將增加經濟需求。同時，較高報酬的工作也與較高生產力相關。經濟需求和生產力水平的增加將提升整體經濟活動。”
除了環保和經濟議題以外，此次聯邦大選是否會影響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和亞太局勢呢？對此陳傑認為，澳大利亞對亞太局勢的影響力每況愈下，所以大選結果對地區格局和外交都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在中國問題方面，這次兩黨在大選中都處於迴避狀態。陳傑說：“事實上澳大利亞在中美之間有太多值得爭議的話題，說出來對誰都不利。”
社交平台成政治工具
不久前，澳大利亞民主博物館和堪培拉大學聯合出版的《民主2025》（Democracy 2025）報告顯示，近年來澳大利亞民眾對民主運行情況的滿意度急速下降，從2013年的71%下降到2018年的41%，為有史以來最低。其中社交媒體散播假新聞被報告列為主要原因之一。
據界面新聞記者觀察，在澳大利亞大選前夕，在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充斥著大量針對墮胎、同性婚姻、移民政策、稅收政策等議題的假新聞，幾乎所有的相關公眾號都在試圖以最誇張的方式吸引眼球，追求流量，從而對幾大黨和他們的政治議題採用了誇張、扭曲、甚至編造的手法。同時記者發現，在因大選而組建的華人微信群中存在著大量人身攻擊、辱罵恐嚇的內容。
就對民眾制度的信任問題，界面新聞採訪了《民主2025》的主要作者，堪培拉大學政治學教授伊萬斯（Mark Evans）。他表示：“信任是使所有人因共同利益而行動的粘合劑。沒有信任，我們就沒有能力應對複雜的長期挑戰。信任也與民主的滿足感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