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2017年全球經濟:靚麗背後的鬆緊遊戲

盤點2017年全球經濟:靚麗背後的鬆緊遊戲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金融危機已經過去10年,全球經濟在2017年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主要經濟體同步增長,國際貿易也因全球需求改善而進一步復甦。隨著經濟周期性轉好,全球貨幣政策整體上來看正由極度寬鬆轉為逐漸收緊,但各經濟體央行的路徑選擇仍有分歧。而由於此輪經濟復甦與歷史相比仍然偏弱,許多國家繼續在財政政策上發力,繼續實施減稅、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等刺激措施。在發達經濟體貨幣、財政和貿易政策或松或緊的衝擊下,中國該如何應對?

全球主要經濟體十年來首次同步增長

全球經濟在2017年獲得較為強勁的周期性增長,投資、貿易、工業生產、企業和消費者信心均得到改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多次上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在10月的報告中將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從7月的3.5%上調至3.6%。

此外,今年全球主要國家十年來首次出現同步增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追蹤的所有45個國家今年料都將錄得增長,這是2007年以來的首次,其中33個國家預期將比上一年加速增長。

在較為有利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下,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的勢頭料將持續,且範圍會覆蓋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10月,IMF預計2018年全球GDP增速將從2017年的3.6%上升至3.7%,摩根士丹利預計明年全球GDP增速將達到3.8%,高盛則將其上調為4%。儘管如此,朝核問題、義大利大選,以及川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等風險短期內仍將給全球經濟增長前景帶來不確定性。

保護主義擋不住全球貿易和FDI復甦

盤點2017年全球經濟:靚麗背後的鬆緊遊戲

2017年全球貿易在逆全球化的阻力下復甦,料將收穫金融危機以來最大幅度增長,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預期也將反彈。

世界貿易組織(WTO)今年9月將2017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速預期從4月的2.4%上調至3.6%,這遠高於2016年1.3%的增速。2012年以來貿易增速持續低於世界經濟增速的局面有望終結,今年貿易增速與全球GDP增速之間的比率有望回升到1.3:1,這一比率傳統上一直處在2:1,但金融危機后的10年裡下降為1:1。

在經歷了2015年的增長后,因經濟增長疲軟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量去年下降了2%,至1.75萬億美元,但2017年全球FDI將溫和反彈,這主要是因為,製造業和貿易改善預期使發達經濟體增速加快,而大宗商品價格反彈預期也推動新興經濟體復甦,全球主要地區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改善增強了企業信心。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今年6月發布的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中稱,2017年全球FDI預期將小幅增加5%,至約1.8萬億美元,2018年將繼續增加至1.85萬億美元左右,但仍低於2007年1.9 萬億美元的峰值。

儘管全球貿易和投資今年明顯復甦,但威脅全球經濟增長的風險依然存在,並可能削弱未來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這些風險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由言語化為實際行動,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等。

WTO也預計,2018年全球貿易增長將不可能維持今年這樣快的增速,第一,2017年的基數較大;第二,發達市場的貨幣政策預期將收緊;第三,中國的財政擴張和寬信貸將得到控制,以防止經濟過熱。鑒於這三個原因,WTO預期2018年全球貿易將增長3.2%,預期區間為1.4%-4.4%。

全球央行政策分歧增加

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紛紛祭出量化寬鬆(QE)、負利率等非常規貨幣政策。2017年,隨著全球經濟穩步復甦,主要央行也隨之開啟或繼續其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不過,由於各經濟體復甦情況不一,全球貨幣政策分歧增加。

因美國經濟復甦較為強勁,勞動力市場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充分就業,美聯儲今年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分別在3月、6月和12月各加息25個基點,此外,還從10月開始逐漸縮減其規模達4.5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

不過,目前通脹持續達不到2%的目標是美聯儲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面臨的最大“麻煩”。儘管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降至4.1%的歷史低位,但勞動力市場供給趨緊尚未反映到薪資和物價上。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孫樹強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稱,在不出現大的負面衝擊的情況下,2018年美聯儲將會繼續推進加息和縮表,但節奏將會視實際經濟情況和通貨膨脹是否達到目標而定。“參議院已通過川普稅改方案,如果未來稅改對美國經濟起到一定提振作用,通貨膨脹達到美聯儲的目標,那麼貨幣政策將會加快緊縮節奏。”他說。

高層人事變動也給美聯儲未來貨幣政策決策增加了不確定性。現任理事鮑威爾將在明年2月接替耶倫出任美聯儲主席,預計將繼續耶倫時代的貨幣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今年11月提名了被認為偏“鷹派”的康奈爾大學教授古德弗蘭德(Marvin Goodfriend)任美聯儲理事,此外,傾向於支持放鬆對華爾街金融機構監管的誇爾斯也在早些時候被任命為理事。美聯儲理事擁有貨幣政策投票權,這些“新面孔”勢必使得美聯儲未來的政策決策與此前有所不同。

面對美聯儲的貨幣緊縮,其他主要央行則“有所為有所不為”。由於擔心通脹上升,加拿大央行今年7月上調基準利率,成為發達市場央行中首個追隨美聯儲加息的央行。因為經濟數據強於預期,加拿大央行9月再次加息。

因脫歐導致英鎊走軟進而推高了進口商品價格和通脹,今年11月,英國央行時隔10年首次上調基準利率。不過,英國央行目前面臨的情況非常棘手,一方面,英國經濟在脫歐陰影下面臨下行壓力,另一方面,英國11月通脹同比增速已達3.1%,如果為對抗通脹而再次加息,經濟下行的風險就會增加。

其他發達經濟體央行則對收緊貨幣政策持謹慎態度。儘管歐洲央行已經將2018年歐元區經濟增速預期從9月的1.8%上調至2.3%,但依然對歐元區經濟復甦持相對謹慎的態度,並表示不急於跟隨美聯儲加息。歐洲央行認為,歐元區通脹在2018年和2019年會低於2%的目標。

在今年最後一次貨幣政策會議上,歐洲央行宣布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000%不變,並預期利率將在較長時間裡保持在當前水平上。此外,歐洲央行還計劃從明年1-9月每月減半購買300億歐元資產,若有需要將延長,這與該行10月議息會議上的決定一致。市場預期歐洲央行在完全停止購債后才會加息,即在2019年末。不過,如果通脹加速上升,歐洲央行可能會加速退出資產購買。

日本經濟今年溫和擴張,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日本經濟已經實現連續七個季度增長。儘管如此,通脹依然遠遠低於日本央行2%的目標。在12月21日的議息會議上,日本央行宣布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1%不變,並決定繼續購買日本政府債券,購債規模維持在目前的每月80萬億日元,以使10年期日本國債收益率維持在近零附近。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會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再次重申,日本央行不著急退出超寬鬆貨幣政策,他還表示,如果通脹達到2%的勢頭減弱,日本央行將考慮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

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央行間的貨幣政策分歧似乎更大。在美聯儲12月13日加息后,中國人民銀行將逆回購和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利率小幅上調5個基點,土耳其央行也將借貸利率上調50個基點。

不過,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央行則逆美聯儲而行。俄羅斯央行本月將基準利率下調50個基點,降幅超出此前預期的25個基點,這已經是俄羅斯央行今年內第六次降息。為刺激經濟復甦,巴西央行本月也將基準利率下調50個基點,這是巴西央行連續第10次降息。

美國“減稅大禮包”衝擊全球

儘管貨幣政策正常化是過去一年市場關注的焦點,但全球財政政策也因為美國的“大動作”而吸引了全球目光。12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減稅法案。除了可能刺激美國國內經濟增長外,美國稅改也會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可能引發全球減稅潮,並改變全球資本流動格局。

有關大幅削減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影響還存在爭議。有經濟學家表示,在目前美國經濟所處的階段實施減稅對其經濟增長意義不大。美國經濟復甦已經進入第10個年頭,實際GDP也首次追趕上了潛在GDP,此時實施財政刺激可能並不會得到川普政府預期的刺激消費和投資的效果。

不僅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微小,經濟學家認為減稅還會給美國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除了使美國聯邦赤字在未來10年增加約1.5萬億美元外,減稅還會給美國帶來通脹上升、利率上行、貿易赤字擴大的風險,此外,還會大幅減少美國未來實施財政政策的空間,因為,在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已然高企的情況下,這次減稅意味著下一次危機到來時政府實施財政刺激的空間減小。

美國稅改之所以為引發全球關注,是因為大幅削減企業稅以及對跨國公司海外收入的減稅將在全球產生外溢效應。減稅法案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將企業稅從此前的35%大幅削減至21%,這意味著美國從OECD中企業稅最高的國家變為稅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將幫助增強美國企業的競爭力,改善美國的營商環境,從而為其他國家造成減稅壓力,進一步推動已經開啟的全球減稅潮。

例如,日本政府在美國參議院通過稅改法案后表示,正在討論一項鼓勵公司加薪和投資以提高生產率的政策,途徑是將相關公司的稅率最低減少至20%。自安倍晉三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至今,日本企業整體實際稅率已經從37%下降到了29.97%。在從明年4月開始的2018財年,該稅率預計將繼續下降至29.74%。

實際上,為刺激經濟增長,最近幾年許多國家都在醞釀減稅。根據OECD今年9月發布的報告,2016年,在OECD 35國再加上南非、阿根廷這37個國家中,共有12個國家降低了企業稅,或者通過減稅法案,其中很多減稅是作為其長達數年稅改的一部分。持續削減企業稅使得OECD 35國的平均企業稅率從2000年的32.2%下降到2016年的24.7%。

報告還指出,2017年,共有8個國家實施了減稅,平均減稅幅度達到2.7個百分點,其中,匈牙利的減稅幅度最大,企業稅率從接近20%大幅降低至9%。

美國稅改中另一項重要內容是將跨國公司的海外利潤納稅轉為“屬地制”。這一規定疊加削減企業稅,可能對全球資本流動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對界面新聞表示,美國減稅法案最終獲得通過,將在中期內提振美國國內的投資回報率,從而促進其他國家的資本從美國流動。

中國該如何應對“川普新政”?

2017年全球經濟復甦離不開中國經濟的貢獻。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6.9%,結束了去年的下降態勢。不過,第三季度GDP增速微幅放緩至6.8%,並且,經濟學家預期這種趨勢很可能在四季度延續。

在全球經濟復甦的大背景下,2017年,中國對外貿易額有望取得兩位數的增長,這將扭轉2015與2016年對外貿易額下滑的勢頭。不過,由於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川普上台後將貿易保護主義“大棒”頻頻揮向中國,不僅對進口自中國的鋼板徵收“雙反”關稅,還對中國知識產權發起“301調查”。此外,川普還在其任期內的首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描述為戰略競爭對手,指責中國實行旨在削弱美國的經濟侵略政策,並提出要加強在經貿和投資方面對美國經濟利益的保護。

對外經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崔凡對界面新聞表示,川普當政期間以及今後,中美貿易摩擦都可能增多。一方面,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美國製造業回歸,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呈現橫向化趨勢,相互競爭的產業增多,出現貿易摩擦難以避免。

但是,雙方政府都有責任管控摩擦,使得中美經貿關係能夠維持大體平穩發展。中美之間經濟合作的空間非常大。目前,中國正在致力於進一步開放,今年已經下調了很多消費品的進口關稅,今後還可能逐步降低汽車關稅。同時中國已經公布了金融、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的投資開放時間表。

“中國願意向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進一步開放迅速增長的中國市場。但是,中國也希望美國遵守WTO承諾,對於違反WTO承諾的行為以及單邊主義行為表示堅決反對,並對違規行為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崔凡稱。

對於美國大幅削減企業稅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張明表示,如果中國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那麼從中期來看,川普政府減稅的確有可能導致中國的資本外流加劇,並進而造成人民幣貶值壓力。

他認為,要應對美國減稅,中國可採取的措施,一是也進行減稅,二是通過加快結構性改革來提升國內的投資回報率,三是在短期內通過加強資本外流管制來防範資本大規模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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