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特供·原鄉人|外婆與「中國公主圖蘭朵」的春節往事
1994年的中國農曆春節,在義大利威尼斯街頭,一個臉上一半畫著京劇臉譜一半畫著義大利國旗的中國老太太走在滿街都戴著面具的狂歡節人群中,那是我的外婆。當時她作為北京市文化局主管戲劇創作的工作人員,剛剛和北京京劇院的30多名演員一起抵達威尼斯,他們即將在義大利九個城市進行為期40天的《圖蘭朵》巡演。那一年外婆58歲了。在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後,即將退休的她,終於干回了老本行。
1935年,外婆出生在上海,是長樂路一戶上海人家裡最小的女兒,上面有一個哥哥和三個姐姐。因父母外出工作,在4歲時,外婆就被家中大姐送去上了小學,9歲則通過英文口試跳班考上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中初中一年級,不過當時這所教會學校學費高昂,外婆最終放棄,轉去位於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的肇光中學。

1949年,14歲的外婆以同等學歷考入由戲劇教育家、劇作家熊佛西創辦的上海戲劇專科學校(原上海實驗戲劇學校),這所當時還在四川北路橫浜橋一帶的學校就是如今上海戲劇學院的前身。而外婆之所以報考這裡,完全是看中了該校不用考數理化的“優點”。這對從小喜愛電影、音樂,偏科嚴重的她來說非常重要。甚至對別人來說的重大歷史時刻,在她心中都是以電影來記憶的。
“我那時候喜歡英美電影,經常逃課跑去美琪大戲院、大光明戲院看,什麼《蝴蝶夢》啦、《思凡》啦、《簡愛》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1949年5月24日上海市區解放前一天,我跑去看勞倫斯·奧利弗主演的《哈姆雷特》,也叫《王子復仇記》,那是最經典的版本了。等我從大光明電影院出來往家走時,看到路上貼滿了歡迎朱毛的標語。”(編者註:
上海市區是25日解放的,但白渡橋外是27日解放的,因此以27日定為解放日,外婆看電影是24日。)
在劇專上學期間,發生了朝鮮戰爭,學校的師生集體創作了話劇《美帝暴行圖》並在小劇場演出,後來又由當時還是電影新人的謝晉導演拍了電影,外婆也小小地“觸電”了一下。期間,外婆被電影廠選去在夏衍編劇、陳鯉庭導演的《人民的巨掌》里飾演一個在上海弄堂的曬台上晾衣服的小姑娘。“有我參與的那部分劇情是特務逃跑,中途會跑過一個曬台,我在那兒晾衣服。那次我才知道原來拍電影這麼麻煩,一場戲要NG好多次。”

雖然排演的故事都與外婆喜愛的英美電影題材差之千里,但那段日子依然是外婆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那時我們上學就像玩一樣,打腰鼓呀,唱歌呀,排演話劇呀,每天都很開心的。”



1952年,18歲的外婆從戲劇學校畢業,成為了新中國最早分配工作的一批大學生。雖然第一志願填的新疆,但最終外婆被分配到了北京。“肯定要服從分配的,而且我也願意去北京,那時候也想去北京見毛主席。”

當時從上海到北京的火車,還要經過南京的火車輪渡,全程大概需要三天兩夜。“我們那批一同去的大約有20多個同學,分配到文化部、廣播局和總工會三個系統。我的同學王扶林(編者註:87版《紅樓夢》、90版《三國演義》總導演)當時就被分到了廣播局。”
建國初,人們的工作生活總與政治活動密不可分。被分到文化部下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這所劇院在2001年12月25日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併為了中國國家話劇院)的外婆也不例外。
那時,美國還未從朝鮮撤軍,外婆也就與劇院的其他同事一起成為第三屆朝鮮戰爭慰問團成員,前往朝鮮慰問志願軍、之後又前往中俄邊境的興凱湖慰問志願軍傷病員,回京后還參演了青藝以朝鮮戰爭中鐵道兵築起“鋼鐵運輸線”為題材的話劇《
鋼鐵運輸兵》。
“我年紀小,一般都演孩子。《鋼鐵運輸兵》里我演個少先隊員,當時劇院還讓我到中山公園對面的女一中(現北京市161中學)體驗生活。結果到了學校,其他同學真以為我也是學生,還問我數學題怎麼解,我哪會做,就只好說我是從上海剛轉學來的,但老師讓我朗誦高爾基的《海燕》時,我朗誦的就特別好。”

當年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前身是延安青年藝術劇院,擁有一批老革命演員和原來在重慶大後方的知名演員。“那時候被分配到首都的國家劇院是令人羨慕的,但是比起分配到省市話劇團的同學,實踐機會要少得多!他們很快就在團里挑大樑,而我只能演演小孩……”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劇院大體上分為三個劇組,以排演劇目的不同而區分:演員們戲稱那些排外國戲的演員是“高飛的鳥” ,劇目諸如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易卜生的《娜拉》等;演配合政治現代戲的自嘲為“工農兵演員”;還有一個中間地帶就是排演被稱為“五四以來優秀劇目”的作品,如夏衍編劇的《上海屋檐下》、田漢編劇的《麗人行》、曹禺根據巴金同名小說改編的《家》等,而外婆就屬於排演這種劇目的演員。
1954年春夏,她參演了由夏衍編劇,洪深導演的《法西斯細菌》,該劇是夏衍1942年於重慶創作的一部抗日題材作品,描寫了一位潛心於細菌學研究的科學家,在日本侵略軍燒殺搶掠的殘酷事實面前,終於從不問政治到走入反法西斯鬥爭行列的覺醒過程。外婆飾演的是科學家的女兒。1954年的這部話劇也是戲劇家洪深生前執導的最後一齣戲。

上學期間,外婆曾收到過很多求愛信,這讓她很苦惱,既不敢答應,也不敢拒絕,怕失去友誼,該如何處理?外婆將這些困擾向當時派到學校搞思想改造運動的工作組成員求助時,這位小小年紀就入黨的來自新安旅行團(編者註:1935年成立的少年兒童革命團體,1953年在上海同其他兩個文藝團體合併成為上海實驗歌劇院)的小老革命勸導外婆,“你還年輕,建設祖國是首要任務,還不是時候考慮個人問題。”但就是這位不讓外婆考慮情感問題的人,在1955年成了外公。
外婆的工作和生活,似乎一直在被各種政治運動所影響著。1955年反胡風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接著文化部直屬文化藝術單位六千餘人下放江蘇揚州和吉林通化的農村勞動鍛煉,外婆屬於“三門”幹部(家門、學校門、單位門)沒有接觸過勞動人民,是需要鍛煉的。彼時,外婆下放到了揚州寶應縣,開始學習育苗、插秧等種田全過程。
下放期間,正值大躍進時期,這批下放幹部中一部分有專業特長的文化藝術人才被集中起來辦文化藝術學校,“那時候在揚州江蘇農學院,我和之前下放到揚州興化的北京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的黃素影搭檔教表演,我還記得我們最喜歡去揚州得勝橋的富春茶社備課。”外婆回憶道。
1959年,外婆回到北京,正趕上了中央單位下放北京的機構調整,回不了青藝的她被分配到了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但隨著文革的到來,文化局形同解散,外婆再度下放,事業再度中斷。
雖然總能在動蕩的生活中找尋樂趣,但外婆也直言那些年,她“什麼事兒也沒幹成”,“那些年我對前途很迷茫的,不知道將來能做什麼,唯一的期望是去印刷廠當一個排字工人,根本不敢想以後還能回來搞業務。”
1972年,因延安文藝座談會30周年文藝匯演結束后需要有人將匯演節目編纂出書,平時工作中人稱“筆杆子”的外婆被再動啟用,並調入北京出版社,成為了一名編輯。此後,外婆陸續從事了兒童文學,中短篇小說,戲曲電影等多個門類的編輯工作,並刊發過鐵凝處女作《會飛的鐮刀》、劉心武中篇小說《睜大你的眼睛》等作品。
“鐵凝當時在河北,她和我通信時一直喊我叔叔,
因為我的名字像男的,直到後來見面才知道我是阿姨。劉心武則是北京十三中的老師,後來也進入出版社,和我成為同事。”
1978年,文革后的第一本文學期刊《十月》創刊,作為創刊編輯之一,外婆刊發過白樺(本名陳佑華)的《苦戀》、葉楠(本名陳佐華)的《巴山夜雨》等電影劇本。“白樺和葉楠是孿生兄弟,長得非常像,可這兩兄弟的劇本境遇卻截然不同。我印象特別深的是,《苦戀》挨批的同一天,葉楠的《巴山夜雨》拿到了第一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
此後,外婆還主持了《徽班與京劇》《中國京劇有聲大考》
《中國戲曲志·北京卷》、《北京地方志·文化藝術卷·戲劇》等傳統戲曲的資料收集整理和編寫工作。
直到1986年,外婆才再度調回北京市文化局,並具體負責北京各院團文藝創作的工作,那個三十年前在上海弄堂曬台上一遍遍表演涼衣服的小姑娘,終於又回到了她事業的起點,只是那時外婆已經50歲了。而她與“中國公主圖蘭朵”在義大利的緣分還要再等八年才到。
1991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主辦的戲劇類期刊《新劇本》的主編徐恆進在義大利訪問,訪問之餘,他主動聯繫上了位於羅馬的阿根廷劇院,向劇院經理推介中國京劇。雖然劇院經理很感興趣,但當時國際上劇院的運營模式和演出排期慣例是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就確定好全年的演齣劇目和時間,極難臨時更改,雙方的交流也只停留在互留聯繫方式的階段。
但出人意料的是,到1992年初,原定5月在阿根廷劇院演出的團體突然告知前者因事遺憾缺席,阿根廷劇院就想起了一年前中國人的那次毛遂自薦,並迅速發出了邀請。就這樣,1992年5月外婆帶著北京京劇院一團的《盜仙草》《三岔口》《秋江》《十八羅漢斗悟空》四個折子戲來到了羅馬。
演出期間,羅馬劇場協會的總經理伽利略在羅馬大學戲劇系馬洛蒂教授的建議下,向外婆提出了一個大膽而有開創性的合作項目:由羅馬劇院投資請北京京劇院以京劇藝術來再現義大利作家卡羅·哥茲(Carlo Gozzi)於1762年創作的劇作《圖蘭朵》,並約定在1993年2月在羅馬首演。
回憶當年的見面細節,外婆笑言,“那時我們一邊談,伽利略一邊拿出火柴棍在桌子上擺,我看他擺的圖形是易經的卜卦,就問他是不是在占卜,看這次的合作能不能成功? 我和他說你別算啦,咱們一定能合作順利。”
《圖蘭朵》的原始作品,是一篇名為《杜蘭鐸的三個謎》(即《卡拉夫和中國公主的故事》)的短篇故事。這個故事最著名的改編版本是義大利歌劇作曲家普契尼於1924年作曲的同名歌劇。而伽利略向外婆提出的是要以比普契尼的歌劇版早200多年的卡羅·哥茲劇作版來進行京劇改編,實際上當時中國並沒有這部劇作的中譯本。
為了達成合作,外婆緊急向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呂同六先生求助,請他翻譯劇本梗概。(編者註:呂同六先生於2005年去世,他是榮獲義大利總統頒發的騎士勳章、爵士勳章和科學與文化金質獎章三大殊榮的惟一一位中國學者。)
對於當年的合作細節,外婆在日記中有詳細記錄,其中在寫到羅馬劇場協會將為這次的委約作品投資為十七萬美元時,還在數字後面用“嚯!天文數字”來表達自己的興奮之情。“那時候我們排一部戲才兩萬人民幣,而義大利給我們提供的真是一筆巨款。”外婆如今回憶道。

回京后外婆便開始組織京劇院創作《圖蘭朵》,邀請四川自貢劇作家魏明倫改編劇本,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導演林兆華擔任導演。
創作上,為了真正實現以京劇形式來展現劇作,京劇版《圖蘭朵》在原著上進行了大膽的改編,劇中的核心內容,圖蘭朵公主提出的三個抽象的謎語,被改成了三道較為容易用京劇“唱、念、做、打”來展現的考題:第一題考力量、第二題考智慧、第三題考武藝。
在演員選擇上,因出資方羅馬劇場協會希望能夠由青春靚麗的青年演員飾演主要角色,女主角圖蘭朵最終選擇了北京崑劇團的刀馬旦演員楊鳳一來飾演,無名韃靼王子則由京劇演員葉金援飾演。其他角色則通過在京劇院內考核表演功底來選拔,這在以往把海外演出當福利輪流分配的國有院團里,自然也引發不少爭議。

那時候,雖然改革開放已進行了十多年,但在傳統的戲曲界,很多陳舊的觀念依然難以撼動。外婆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外請導演和京劇院內部從藝術觀念、工作方法、態度、作風等方面的差異形成了一系列矛盾。那種封閉的、保守的、陳舊的觀念像頑疾般在整個集體中散發蔓延,尋求共同語言真難。”

儘管困難重重,1993年京劇版《圖蘭朵》還是如約前往羅馬首演。 在飛往義大利的飛機上,外婆在日記中寫道,“義大利觀眾將在我們的演出中看到一個不同於歐洲舞台上圖蘭朵,是哥茲原著所創造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公主——一位既冷酷又熱情,既有男性的陽剛、瀟洒,又有女性的溫柔、嬌媚;文武兼備、能歌善舞的圖蘭朵。我們將在舞台上展現中國戲曲藝術中獨有的絕技和舞蹈——矮子功、褶子功、翎子功、出手、變臉、噴火等等。”


在《圖蘭朵》前往義大利首演前,羅馬大學戲劇系馬洛蒂教授曾來到北京觀看綵排,他向外婆透露梅蘭芳大師1935年曾在前蘇聯瓦赫坦戈夫劇院看過他們演出的根據哥茲劇作改編的《圖蘭朵》,梅先生當時表示很喜歡這個演出,並願意扮演圖蘭朵。

而北京京劇院正是在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所創建的四個京劇團以及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趙燕俠等京劇表演藝術家所建立的北京京劇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回憶當年,外婆說,“沒想到我們能實現梅蘭芳大師半個世紀前的願望,這是我們的幸福和驕傲。”
1993年2月12日,中國京劇版《圖蘭朵》在義大利進行了世界首演。首演結束后,羅馬劇場協會的總經理伽利略非常激動,他對外婆說,平時劇場的首演活動總讓他生氣,而這一次的《圖蘭朵》卻讓他興奮。當外婆告訴他想看劇場的音樂會演出時,他則大方對外婆承諾,“你可以隨時來我的劇場看任何演出,因為你是劇場一半的主人!”
不過在當天的日記里,外婆也記錄了首演時的一些不足,“楊鳳一的頭面被颳了一下,順德的嗓子‘橫’了,樂隊的音樂不準等。”

當地的義大利《新聞迴音》評價說,中國京劇院把哥茲的《圖蘭朵》按東方傳統手法重新編寫,將中國傳統藝術與義大利古典面具藝術相結合,既依據了原著,又不生搬硬套,產生了一種出人意料的效果。劇中,色彩絢麗的服裝、奇特的臉譜、武技表演、舞蹈與音樂都非常出色,演員演技精湛,公主的冷酷,蘭兒的痴情、侏儒的風趣、皇帝的威儀都表演得惟妙惟肖,中國舞台藝術是非常專業化及高水平的。
首演之後,外婆曾於當年9月再度前往義大利,與伽利略等人就第二年即將開始的巡演版本進行改進方案的探討,並確定了第二年在義大利9所城市巡演的時間。因1993年的演出第一站是威尼斯,羅馬劇場協會希望《圖蘭朵》能參加2月在威尼斯舉辦的狂歡節,而那個時間正是中國的農曆春節。
1994年2月9日中國農曆春節,臉上畫著油彩的外婆走在威尼斯狂歡節的人群中,這已是她第三次來到義大利,雖然《圖蘭朵》已是二度上演,但當她到達威尼斯,並聽聞此前在劇場演出的墨西哥芭蕾只有八個觀眾時,還是深感售票壓力。儘管沒有準備任何狂歡節面具,但外婆急中生智,畫上臉譜帶上樂師,就跑到了街上為《圖蘭朵》宣傳。“我們化上妝上了廣場,鑼鼓一敲,嘿,我們的隊伍在西方面具的狂歡隊伍上,大放異彩,出了風頭,當然,為了這個我們犧牲了一頓晚宴。”

“2月12日,首演當天,票賣出去了八成,劇場里還有戴著面具的觀眾來看,把狂歡節的氛圍也帶進了現場。圖蘭朵出場時所展現的東方女性的美一下子就贏得了碰頭好,雖然由於合成時間少,燈光音響特技都有不少問題,但看得出觀眾的反應是強烈的。”
“2月13日,下午的演出很熱烈,約有九成座。伽利略來電對演出表示滿意,技術上不滿意。鳳凰的鋼絲拿掉後效果甚佳。”
每個城市每場演出,合成情況,觀眾上座率,演出現場情況等等細節,外婆都詳細記在了巡演日誌中。
在即將退休的年紀,外婆終於可以全身心、不被打擾的做自己最喜愛的事情。而40天義大利多城的巡演也讓外婆深切感受到了中國與世界戲劇之間的差距,學習到國外劇院成熟的商業化運作模式,同時趁著巡演之外不多的休息時間,利用一切機會觀看其他劇團的演出,並與當地藝術家進行交流學習。
從威尼斯轉站布雷契亞時,外婆聽聞義大利戲劇家達里奧·福(編者註:199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正在離自己九十公裡外的皮亞琴察演出由他自編、自導、自演的新戲——一部名為《媽媽!聖
·苦苦迪Mamma I San Cucutti》的時事政治諷刺劇,儘管當時離這部劇開演只有不到兩小時,但外婆還是與林兆華導演一起在開場前趕到了劇場,並最終見到了這位義大利戲劇同行。

“我看到年近七旬的達里奧·福在台上,一會兒模仿主教、一會兒模仿總統,惟妙惟肖。戲進行到一半,突然,幾個警察衝進我們的包廂,對著舞台高聲叫嚷,要他們停止演出,我被這突發的事件震驚了,但舞台上的演員,卻和我旁邊的警察爭論起來,直至將警察轟齣劇場。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警察也是演員扮演的、是演出進程中的一部分。”
外婆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了解到,達里奧·福的政治諷刺劇是一種即興戲劇的樣式,沒有劇本,每天演出時,要將當天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加十分鐘的即興表演,因而也使達里奧·福的政治諷刺劇在義大利各地常演不衰。”
演出結束時已是子夜,外婆到後台向達里奧·福告別,而這位老人毫無倦意,還用演出前林兆華導演送他的中國毛筆為兩位中國客人作畫。外婆在日記中寫道,“在交流中我得知,他年輕時在米蘭藝術學院學習過藝術、建築,投身戲劇創作后,在構思每一齣戲時,劇本、導演、表演、舞台美術的創作幾乎是同步的,甚至連服裝、宣傳海報,也都自己動手設計。這位多才多藝的戲劇家不僅是個藝術上的通才,他的敬業精神和使命感,更令人欽佩。”

這一年的春節,58歲的外婆遠在海外,卻異常高興,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感到自己一生積累的文化知識、藝術素養、外交潛能都在這個《圖蘭朵》的籌劃過程中釋放出來。”
外婆的一生經歷中國巨變,事業面臨諸多起伏,她總對我說“自己沒做過什麼”,但在我眼裡,二十四年前春節時威尼斯狂歡節人群中那個色彩斑斕的身影就是她人生的縮影,她永遠是積極樂觀面對一切困境,努力活得精彩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