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亂稅
編輯 | 黃雲騰
設計 | 托馬斯
經由崔永元的幾條微博,影視行業的“清洗”運動似乎正在到來。
昨天,崔永元在中國傳媒大學自己的授課教室內,宣布自己的“復仇”行動還未結束。在包括《三聲》(微信公眾號ID: tosansheng)在內的數十名媒體面前,崔永元用實際行動表明自己已經觸及到了核心問題。他表示自己已經受到人身威脅。繼前日公布了一份演員夫妻金額高達7.5億的合同給媒體后,崔永元在昨天透露對方已經託人帶話要“滅掉自己”;同時,繼無錫地稅之後,國家稅務局已經找到崔永元,“他們需要的,可能我會提供”。
事情進展到這個地步,崔永元也表示自己的行動已經不僅僅是私怨,“不是報私怨,那叫為民除害。”
這意味著行動的進一步升級。在過去一周時間內,崔永元針對《手機2》劇組的矛盾不斷發酵。直指娛樂圈陰陽合同、明星高片酬和避稅套路,范冰冰、馮小剛、劉震雲等人因此被先後捲入其中。國稅地稅也先後表態,稱如發現違反稅收法律法規的行為,將嚴格依法處理,並將開展對影視從業人員高額片酬的調查,依法查處違法違規行為。
一場私人恩怨演變成席捲行業的風暴。國內影視業市場化初期的問題正在爆發,行業混亂的資源分配由來已久。
市場的反應最為直接。牽涉其中的影視股開盤即大跌,華誼兄弟接近跌停,唐德影視跌逾8%,華策影視跌逾5%,另外其他影視股如光線傳媒也跌逾9%。6月3日,僅僅華誼兄弟一天蒸發的市值就達到23億元。
陰陽合同

“這個事情現在沒辦法確定,”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影視行業和其他行業一樣,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避稅”。一般陰陽合同是單純意義上的金額“大小合同”。小金額合同和影視公司簽訂,繳納25%企業所得稅,大金額合同和明星工作室簽約,稅率一般3%或6%。
作為本次事件最先引發輿論風暴的討論點,“陰陽合同”成為行業亂象的一個縮影。
業內人士介紹,“陰陽合同”指就同一事務簽訂兩份合同或兩份以上合同。明星與合作機構簽訂的“陽合同”用於提供給稅務等部門“核查”,作為繳稅主要依據;“陰合同”是明星們與合作方私下裡再簽一份金額遠遠高於“陽合同”具有法律約束的合同來逃避稅金。
在與多名業內人士的交談中,《三聲》(微信公眾號ID: tosansheng)發現多數製片人聽說過這種合同的存在。
“合理避稅和用陰合同逃稅是兩個概念,” 一名電影公司CEO對《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表示,陰陽合同在前幾年比較普遍,但稅務加強稽查力度后,演員和製片公司簽署的合同都越來越正規,“犯不著為省稅錢給自己公司找麻煩。”
關於娛樂圈陰陽合同和避稅行為是否違法,多名律師稱要根據具體情況,逐個分析。
“合同中所謂的逃稅和偷稅是民間的俗稱,偷稅是刑法上的概念,是存在主觀故意,和有預謀準備的,”一名經濟領域的律師稱,如果確認“陰陽合同”屬實,那麼簽訂方就可以被認定為“已經知曉自己的行為”,是明顯的偷稅行為。
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陳曦證實了這一說法。她認為如果該合同內容屬實,屬於明顯違法行為。同時,陳曦認為業界目前很少會存在陰陽合同的做法。“早期有,但是這種行為存在很大法律風險,明顯的偷稅漏稅行為,達到一定金額,要承擔刑事責任。”陳曦解釋說,從保密邏輯性來說,“陰陽合同”的做法也不合常理。通常藝人的演出合同是經紀公司或者工作室等第三方和出品製作方簽署的,多方接觸信息會增加泄露的可能性,“這個(陰陽合同)風險很大的。”
事實上,多位製片人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目前業內藝人演出簽約方式主要有三,藝人個人名義、工作室名義和影視公司名義。
而這三種方法在繳納稅金比例和操作方式上存在明顯差異。
其中,藝人個人名義簽約,需按照勞務報酬計稅。根據相關稅法規定,勞務報酬稅收目前採用分級稅制,稅率從20%-40%不等。藝人高片酬決定了應納稅所得額通常都在5萬以上,處於稅率40%的梯隊。多位製片人表示,通常藝人不願接受40%的高稅率,個人名義簽訂合同的比例逐漸降低。
若以工作室名義簽約,多為個體工商戶或合夥企業,適用5%到35%的階梯稅率。以公司名義簽訂合同,則繳納25%企業所得稅以及對應增值稅和附加稅。
繳稅比例的不同讓合同雙方的訴求點聚焦在“如何降低稅金”上。
以明星個人勞務報酬而言,分次支付來降低稅金的方式較為普遍。從拆分合同上來看,目前主要採取提供一些策劃、宣傳、製作服務的方式,來分拆藝人的演藝收入。分拆之後藝人仍然出演此劇目,但會和各個公司主體簽訂合同,拆分之後應該納稅的金額大幅縮水。
對於分拆業務,律師陳曦指出,如果藝人的團隊的確提供了宣傳劇目和參與策劃的過程,提供了相應的服務,這種分拆業務簽訂合同的方式就是合法的,“是實實在在的合同,不存在明顯的逃稅漏稅的行為”。反之,如果沒有提供實際的服務,就是違法的。
同時,不排除虛報名目的行為。今天,崔永元曝光了另外一份合同,裡面提及韓三平、李連杰,“《大清相國》的拍攝的這個監製,總監製的聘請,請的是韓三平,應該是3000多萬,還有一個是叫《中南海保鏢》,這部電影李連杰拿走了5500萬,但李連杰自始至終都不知道這件事,等於就是拿著人家名義在騙,這一筆就5500萬。”
不過,對一部分從業人士來說,分次支付和業務分拆的方法“都不是省錢的法兒”,一名製片人說,地方稅收政策才是更大的蛋糕。
以霍爾果斯為例,在擁有“企業所得稅免5減5。前5年免收,后5年以獎代免”的優惠政策后,入駐的文化類企業超過2000家,國內一線的影視公司光線、華誼、博納、樂視、嘉映、華策幾乎都在當地註冊了子公司。

混亂的行業
事實上,這種攪動娛樂圈和公眾神經的檢舉或“清洗運動”已經不是第一次。
2011年,台灣藝人林志玲爆發稅務糾紛事件。當時爭議點在於林志玲及團隊主張她的收入屬於“執行業務所得”,依法可扣除所得45%的必要費用(例如置裝、美容、美髮支出);但稅務部門認為她的所得是“薪資所得”。舉例說,林志玲在2008年賺了1000萬,如果是“執行業務所得”可扣除450萬“必要費用”,只有550萬的部分是需要按稅率繳稅的;如果是“薪資所得”,減掉薪資扣除額7.5萬新台幣,還有992.5萬要繳稅。兩者稅額差距顯而易見。

台灣藝人林志玲也曾捲入漏稅風波
1989年,毛阿敏在黑龍江演出5天,收入6萬元,偷稅漏稅近4萬元。曝光之後,總罰款高達60多萬,並被原單位關了3個月的“禁閉”。
金額較大者甚至面臨牢獄。劉曉慶所在的北京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自1996年以來採取不列或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虛假申報等手段偷稅漏稅達1458.3萬元。事後,劉曉慶入獄1年多。
客觀而言,捲入此次風暴的范冰冰已經受到影響。
從6月3日起,國內傳媒股紛紛下跌。僅僅華誼兄弟一天蒸發的市值達到23億元。在受影響的公司中,共同特點是藝人都已經成為公司的重要資產,其中范冰冰在華誼兄弟和唐德影視兩家公司中均有持股。
遭受重創的是出資1479萬元收購范冰冰工作室49%股權的唐德影視。6月4日,股價跌停后,唐德影視發出聲明,“在日常經營過程中,公司均嚴格遵循了相關法律法規,依法納稅。其中,在與上游供應商的合作過程中,存在需由公司承擔代扣代繳義務的,公司均已依法完整履行了相應的代繳義務。”
這種代繳,是矛盾和混亂開始的第一步。
目前,娛樂圈明星在議價時約定稅後價已為常態。前述製片人指出,“比如圈內認可的某明星出場費是多少,這個出場費應該是稅前的。但是明星們都會要求製作公司按照稅後金額全額支付所謂的稅後片酬,明星的個人所得稅由出品方代扣代繳。”
一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如果影視公司沒有代理藝人經紀業務的話, 它就沒有義務納稅,這(交稅)是經紀公司或者藝人個人的事情。”
“總而言之,不管是明星個人還是明星工作室,或者是代理藝人經紀業務的影視公司,這三者無論誰和出品方簽合同,肯定是由簽合同的雙方來商量到底誰交這個稅。”一名業內人士如是說。
這也就意味著一旦影視公司開始代理藝人經紀業務,再與製作方出品方簽訂合同,流程就會變得非常繁雜。“這裡面如果代理的話,可能會有一些內部操作,要看看合同上面是怎麼約定的,”一位製片人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由於前述情況存在,影視行業內合同不規範很普遍,有些轉賬“甚至是個人轉給個人的,行業財務管理鬆散得一塌糊塗”。
另一個維度上,陰陽合同只是一個小切面。在逃稅漏稅這個層面,只是初級玩家的玩法,股權置換和資本運作才是利益收割的高階版。
2015年,李晨與馮紹峰等6名藝人以1000萬人民幣,註冊成立東陽浩瀚影視娛樂有限公司(下稱“東陽浩瀚”),核准日期為2015年10月21日。僅僅一天後,華誼兄弟發布重大資產收購計劃,擬以7.56億元收購東陽浩瀚的藝人股東或藝人經紀管理人合計持有的70%股權。這家剛成立兩天的公司,估值10.8億,賣出70%股權,翻倍驚人。
這種明星低價突擊入股、高價退場的遊戲並不少見。2017年,趙薇旗下龍薇傳媒試圖以51倍槓桿控股萬家文化。最終,證監會介入,以罰款趙薇、黃有龍夫婦60萬元人民幣,禁入證券市場5年收場,否則“金融機構就要承擔30個億的風險”,一位金融人士解釋道。
行業內公司和明星之間歷來有錯綜繁雜的利益聯結。影視圈內,大公司依賴頭部明星起家,以長期合約和片酬入股等方式深度綁定明星個人,中等公司則依賴捆綁明星進行融資,獲取撬動更大資源的本錢或能力。
一名電影公司CEO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 “一些公司流水夠,利潤也達到了”,但是沒有核心競爭力,無法走新三板融資時,此時簽約一線明星就成為最佳選擇,明星的高溢價能力和名氣能夠讓公司順利完成融資。
而影視公司、藝人經紀公司、藝人工作室和藝人本身之間,儘管跳進跳出,還是同一個圈子的人在做盤子。
和范冰冰、華誼兄弟、華誼嘉信捲入這場風暴的原理類似,這種聯結帶來的隱患是,大公司以及頭部明星組成的聯合體一旦觸碰底線,就會產生連鎖反應。
今年年初,同樣涉及范冰冰、唐德影視的劇集《巴清傳》,因主演高雲翔捲入性侵風波,而導致製片方唐德影視股價下跌,劇集播出后延。事件爆出時,唐德影視以21.44元/股開盤, 19.31元/股收盤,跌幅達到9.98%,蒸發市值超過8.5億。
行業的未來
6月3日,國稅地稅先後表明態度,稱如發現違反稅收法律法規的行為,將嚴格依法處理。另外還表示,將開展對影視從業人員高額片酬的調查,依法查處違法違規行為。
早在2017年2月13日,國家稅務總局稽查局印發《2017年稅務稽查重點工作安排》,當時明確提出以股權轉讓、投資公司、基金、證券、演藝公司等行業和領域為切入點,並且統一選取30名企業高管、演藝明星,下發地方稅務局,開展個人所得稅及相關聯的企業所得稅檢查。
事實上,相關機構的動作並不僅僅局限在被曝光的合同里。
有熟悉霍爾果斯註冊公司情況的知情人士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 tosansheng),今年年初,當地政府就通知部分企業開始了第一輪核查,要求企業進行自我核查和整改。同時,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接到通知,被通知的已經是“經過綜合評估”后通過的幸運兒。

霍爾果斯在這幾年迎來了大量的文娛公司在此註冊
整改通過以點帶面的方式進行。排查和清算在霍爾果斯註冊虛擬辦公地址的公司,並從行業根源上限制一些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業享受優惠,比如電子商務類和貿易類。同時,當地政府也在提高享受政策優惠的轉入門檻和行業框架。
而針對文娛類公司,當地機構似乎“失去了從前的寬容”,要求合同流、物流和資金流的三流合一來證明實際業務和項目的運營。事實上,根據《三聲》(微信公眾號ID: tosansheng)獲得的消息,雖然目前霍爾果斯當地仍推行免5減5的政策,但政府迫切地希望優惠政策吸引擁有實體生產線的重工業型企業和輕資產文娛項目,並非是進行資金走賬的空殼文娛公司。
對於中國目前的文娛產業情況,國外有著更規範的制度可循。一名日本影視產業的製片人助理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 tosansheng),日本電影有著非常嚴格的預算要求和財務體系,每個演員無論主演群演的開支都非常清楚。而在美國,報賬體系和資金分配都必須有合同或者審批流程,明星高片酬的情況存在,但一定聽從律師團隊意見,按照法律要求交稅。
“這件事曝出來后對行業是好事,打壓一下挺好的”,有業內人士對《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說,部分老藝術家的一集片酬只有流量明星的十分之一,“這是對藝術的打擊和行業的不公平,日韓演藝圈都是論資排輩的,新人不可能拿到那麼高的片酬。”
“一個普通電影,純粹用於製作的成本在1500萬到2000萬之間,就已經可以拍出很好的電影了,如果明星成本過高,就只能擠壓宣發和製作的成本,因為投資人的投資總金額不會變化。”一名電影公司CEO稱,明星高片酬已經阻礙了行業的發展。
前述日本製片人助理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日本演藝圈明星再大牌,片酬也不會高於總製作成本的30%,“木村拓哉這樣的國際巨星,一集電視劇14萬左右,一線女星石原里美12萬一集。”這與公開資料中,國內明星演員一集40萬到80萬的片酬相距甚遠。
對於這次曝光事件, 一位業內人士稱這更像是“項目沒成功后,製片方對演員的報復”。他表示,這是影視圈亂象的集中展示,製片方依賴明星演員,明星們收取高額片酬,但種種缺陷使得項目並沒有得到市場認可。
但 “明星市場價就在那裡,你們愛請不請”,有知情人士坦言,目前針對明星高收入的打壓很可能只會讓稅費轉嫁到製片方那裡。“節省成本的方法被關閉后,對製作方而言成本更是大幅提高了”。
明星實際上仍是稀缺資源。對於金字塔尖的部分頂級明星而言,在流量價值可以最大被換算的前提下,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原本就會按市場需求向明星傾斜。
而相應的監管措施很可能仍然會因為這個行業長期以來的封閉性或模糊性無法得到有效執行。“短時間的密集曝光之後呢?國家和行業內部都要拿出有效的執行方案才行。”有人認為行業資源分配問題並不能得到有效整頓,“現在網上除了袁立,都沒有人支持崔永元,明星還是那個價。”
昨天,《三聲》(微信公眾號ID: tosansheng)在和崔永元的溝通中,得到一個重要信息:無錫地稅方面已經聯繫過崔永元,並主動接管了一部分合同。崔永元表示,對於這部分已經被相關機構接管的合同,他“不再管了”,但仍會向網友繼續開放檢舉通道,收集包括劉震雲、馮小剛在內的相關資料。
今天,崔永元會和國家稅務局的工作人員見面,他所期待的,是一個不再黑色的產業鏈條,“我等著他呢,你讓他快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