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30年：如果沒有他，好萊塢多無趣
作者：黃摸魚
編輯：看電影看到死
隨著《好萊塢往事》物料的不斷爆出，昆汀又一次通過“電影”的方式回到了公眾的視野。“替身演員”、曼森家族、李小龍、萊昂納多和布拉德·皮特的空前合作；短短一分半的預告片便已拉滿觀眾對這部電影的期待值。
而鎖定今年戛納主競賽的消息，則為這部新作品的質量又上了一層保險，也使2019年的戛納電影節更有看點。
3月27日是昆汀·塔倫蒂諾的生日，我們不妨重新回顧一下這位電影鬼才的迷影生涯、感受其用膠片解構一切的野心。
1.為“電影”而生，為“電影”而創作——昆汀個人生涯
昆汀·塔倫蒂諾，1963年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東部的諾克斯維爾市。其父母都是電影愛好者，“昆汀”這個名字就來源於伯特·雷諾在《槍之煙火》中所扮演的角色。
4歲時，昆汀父母離婚，其母改嫁了一位作曲家，在繼父的熏陶下，年幼的昆汀涉獵了大量稀奇古怪的文化，也對藝術與電影有了初步的了解。
8歲時，昆汀隨家庭遷居洛杉磯，在好萊塢的大環境下，昆汀對於電影的興趣更上一層樓。在校期間他就嘗試過用照相機拍攝校園和同學們，甚至還因此挨過打。
高中時期，一心想成為演員的昆汀毅然從學校退學，去當地一家電影公司學習表演。但他的表演學習之旅並不順利，他的天賦異稟讓他對老師的教學頗有微詞，甚至會在上課時指出老師表演的失誤，這使他的學習變得艱難。
1984年，21歲的昆汀覺得再也學不到任何新東西，也得不到參演電影的機會，便離開了公司，前往曼哈頓，在一家音像店做營業員。
在音像店打工的日子裡，昆汀看了無數部電影，其最鍾愛的便是西部片和香港電影，吳宇森、林嶺東、劉家輝這些西方人並不那麼熟悉的名字，昆汀卻能侃侃而談。
音像店時期的積累，對他之後的創作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影響。類型片為主的觀影習慣，使得其對類型片元素、類型片敘事結構具有極高的敏感度和較深的理解。甚至《落水狗》的情節與林嶺東的《龍虎風雲》都不少相似之處，這足以見其受類型片影響之深。
這一時期的積累，也潛移默化影響了他的創作風格；既非科班出身，也不靠混跡片場積累經驗，而是依靠大量觀摩影片形成經驗，這都使得昆汀與主流電影創作者截然不同。也正是這種獨特的知識結構，使他的創作不受規則的束縛，甚至在必要時敢於突破電影常識。
1987年，他完成第一個長劇本《真實羅曼史》。僅在一年之後，他又完成了大名鼎鼎的《天生殺人狂》的劇本，這無疑為他打開了電影界的大門。也正是在這期間，他在多部電影、電視劇中客串小角色，一步一腳印地在好萊塢摸爬滾打、積累經驗。
因為《天生殺人狂》，他本可依靠奧利佛·斯通順風順水地混跡好萊塢，可昆汀卻在對這部電影的構想上與奧利佛·斯通鬧得不可開交，甚至一度拒絕編劇署名。
昆汀對《天生殺人狂》的看法是“好玩的、有趣的”；奧利佛·斯通則認為它該具有很強的社會意義。胳膊擰不過大腿，最後這部電影還是成了奧利佛·斯通想要的模樣。
也並不是說誰對誰錯，這件事能反映出的其實只是兩人成長背景的不同和創作思維的不同罷了。昆汀想要的無非是更加純粹、去雜質化的電影，也可以說是更”電影“的電影，最大程度保留電影的趣味性，對他來說最為重要。
1991年，他用出售《真實羅曼史》劇本的稿費拍攝了他的長片處女作《落水狗》，在這部影片中，昆汀個人獨特的創作風格才展露頭角：小格局下的強戲劇衝突、風趣幽默的人物台詞、滿滿的B級片喜劇片元素，四處噴濺的血漿。
這部小成本影片當年一經公映，便取得了相當可觀的關注度，世界由此開始知曉昆汀·塔倫蒂諾這樣一個天馬行空的年輕人的存在。
之後的故事則家喻戶曉，1993年昆汀的第二部電影《低俗小說》推出，世界為之震驚；31歲的毛頭小子昆汀第一次來到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便不可思議般地擊敗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紅》、張藝謀的《活著》等名導大作，奪得金棕櫚大獎。
昆汀這部電影的確異想天開：非線性敘事與環狀結構、流行文化的自嘲語調、雜糅的類型元素。昆汀也在《低俗小說》中近乎完美地達到了當初《天生殺人狂》想要的效果：“讓電影好玩有趣。”
它大膽拋棄了電影之外過多的引申，轉而在電影本身的剪輯、敘事結構、配樂、影像風格上將想象力發揮到某種極致，可以說昆汀真正做到了為“電影”而創作。
在《低俗小說》之後，昆汀與他人聯手，合作了《四個房間》和《殺出個黎明》，不光過了一把戲癮，在此期間他廣泛積累了圈內的人脈，也同自己的多年好友羅德里格茲進一步培養了默契。
1988年，昆汀推出《傑基·布朗》，一部犯罪喜劇片，改編自小說《多味果酒》，這也是他頭一次嘗試對小說進行改編。儘管昆汀對文本進行了大幅度改編，但電影呈現出來依然少了些昆汀式的力度，就連昆汀自己也承認：“我的這部影片的故事沒有發生在我的世界里。”
2003年開始，昆汀接連推出《殺死比爾》和《殺死比爾2》；按噸計量的血漿、炫酷的武士道與中國功夫、快意恩仇的武俠故事，和一貫的機關槍式的滑稽台詞，使《殺死比爾》系列成為極具昆汀個人風格的代表之作。
有趣的是，《殺死比爾》也是昆汀圓迷影夢的一次奇妙體驗，他請到了一直青睞的劉家輝來出演角色、袁和平來擔任武術指導，這也正是《殺死比爾》港片氣息的由來。
在這之後，昆汀的創作似乎更加隨性所欲、不拘一格，也開始嘗試各種不同的題材。2007年，與羅德里格茲聯手合導的《刑房》中的《金剛不壞》，他延續《殺死比爾》中對女性的描繪與揣測，並利用章節分割故事，形成一種資料庫檢索式的敘事結構。
2009年的《無恥混蛋》則大膽地用電影去解構、戲謔歷史，在場面調度上做出舞台化嘗試。值得一提的是，沃爾茲在本片中演繹的反派漢斯蘭達上校實在魅力十足，舉手投足間都散發著“完美主義騙子”的腐敗魅力。
2012年的《被解救的姜戈》，昆汀又進駐西部片領域，塑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甚至帶點黑色電影色彩的半架空西部世界。在此片中，昆汀也再次發揮了迷影導演的特長，摻雜了大量“通心粉式西部片”的類型元素。其餘的，則一如既往地快意恩仇、戲謔歷史、血漿四濺。
2015年的《八惡人》，昆汀選擇繼續馳騁西部世界，只不過來到了漫天大雪的懷俄明州。這次昆汀似乎更加接近早期的創作風格，敘事風格又回到了小格局下由多角度、多線索混雜爆發出的強烈戲劇衝突，而舞台化調度在這一部中也終於日趨成熟。
昆汀一直在突破、一直在嘗試，似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束縛到他，除了對電影的熱愛；當他扛起攝影機的時候就只是為了電影本身，這份純粹，即是他寫給電影的情書。
2.類型與反類型、解構與遊戲化——昆汀電影特色
雖說昆汀在拍攝電影的時候更多選擇性過濾掉電影之外的引申，但這並不意味著昆汀的電影是純娛樂化的。
相反，正因他極其專註於電影本身，才最終產生了一種獨屬於昆汀個人的風格特色：在類型與反類型之間的巧妙周旋、解構主義、遊戲化；這些東西恰恰就是潛藏在血漿和粗口之下的珍寶。
類型與反類型
類型片誕生於派拉蒙法案之前的好萊塢，當時製片廠實行發放一體制度。它們通常在自己的院線放映自己攝製的影片，並觀察影廳內觀眾對哪些橋段的反映特別劇烈。依據這種反應的不同，將這些橋段分類歸納，再攝製同類影片時便可直接模仿改編，以簡化電影製作流程。
隨著類型片的發展，類型片的攝製也愈發精細化，從對橋段的模仿逐漸變成了對類型元素的重複，比如驚悚片里的雨夜、黑衣人，動作片里的英雄救美，再到最廣為人知的西部片里的牛仔、左輪、決鬥。
作為在好萊塢開始電影生涯的導演，昆汀顯然有極強的類型片意識，黑幫片《落水狗》《低俗小說》，動作片《殺死比爾》系列，西部片《八惡人》《被解救的姜戈》，幾乎昆汀的每一部電影都可以被歸到一個類型之中。
然而，昆汀的這種類型意識除了來自好萊塢大環境的影響，更多的來自其年輕時期對大量類型片的觀摩。極為龐大的觀影量，使得昆汀的類型化並不停留在單純的對故有橋段的模仿，而是對多個類型進行雜糅，甚至出現了跨文化語境的類型融合。
比如《低俗小說》開場的搶劫與緊隨其後的槍擊，讓觀眾落入黑幫片的概念中。然而在文森特與米婭相遇之後，影片風格忽然轉變，大量雙人對話與細節展示出一種近似愛情片的感覺，當兩人在舞池上翩翩起舞時，甚至頗有歌舞片的意味。
而《殺死比爾》系列則更為明顯也更加大膽：B級片的影像基調、香港武俠片的敘事結構、日本劍戟式的動作戲調度、黑色電影的冷幽默與巧合，甚至在第一部的結尾直接致敬《修羅雪姬》。
雜糅、混搭、戲謔，即使昆汀的類型化已經如此獨特，他也依然沒有止步，在探索類型的同時，他也在同時尋求反類型的表達：《低俗小說》中主線人物文森特莫名其妙的死亡、《被解救的姜戈》中黑皮膚的牛仔，以及《殺死比爾2》中烏瑪·瑟曼一指捅瞎達麗爾·漢娜的另一隻眼睛。
在電影的敘事中，昆汀有意識地通過意外事件來破壞類型元素，或者是直接打破類型片敘事套路，這使得昆汀的電影觀感變得完全不確定化。一方面，影片無處不彰顯著類型片的獨特氣質，另一方面，導演不斷破壞類型、嵌入類型，觀眾觀看類型片習慣性帶有的“預知感”，在昆汀的電影中蕩然無存。
就好像昆汀就坐在銀幕後面嘲笑觀眾：“你看這就是類型片啊，可你真的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嗎？”正如《低俗小說》自詡“低俗”一樣，昆汀以一種極其後現代的叛逆姿態面對大眾：“它融合新潮的、老套的文化，涵蓋各種八竿子打不著的類型元素，你要如何評判它的高下美醜我一概不管，我反正已自認‘低俗’。”
解構與遊戲化
前面提到昆汀電影的類型化與反類型，而實際在類型周旋的過程中，昆汀已踐行了解構主義的手法。解構主義最為本質的即是對於固定結構的“厭惡”，引申到電影語境便是敘事結構。
無疑，《低俗小說》是結構上解構最為徹底的一部經典作品，用“非線性敘事”概括它其實過於籠統，在我看來《低俗小說》是真正嘗試“摧毀”敘事結構的一部影片。
結構必然帶來邏輯化，意味著“故事”是被放在“結構”固定邏輯的一個框架里運行的，無論如何改變框架的形狀，故事的運行也永遠存在一個既定邏輯。
而《低俗小說》所做的就是嘗試“拆毀”框架，它幾乎是衝破了結構的束縛，將故事本身直接搬到觀眾的面前，而此時引導觀眾們觀看故事的將是人物本身，即解構主義中“符號”的定義。
人物作為故事的一個個符號，從結構那裡奪回了詮釋“真實”的權利。然而，每個“符號”產生的個體性的闡述必然不同，這也就必然導致了故事“客觀事實的失真”，故事的敘述也將因此變得毫無邏輯可言。
所以在《低俗小說》中，我們跟隨的不是“事件”，是一個個人物，我們聽人物闡述自己在“故事”中的遭遇，再經由我們自己對比分析，便會發現交叉、錯亂、甚至完全的顛倒黑白，這一切都是源於“結構的邏輯”在這部電影里的缺位。當然作為觀眾，我們同樣擁有“符號”的權利，得以自由拼接這個故事，並向他人闡述。
昆汀其次解構的則是文化與歷史，作為一個異國文化的狂熱愛好者，昆汀似乎樂衷於此。《殺死比爾》系列中他就將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大膽解構，並將其以自己的方式詮釋：日本刀的鑄造源於復仇、中國武術的傳授卻無欲無求，昆汀用自己“片面”的觀點將錯綜複雜的兩大文化簡化為只存在“單一差距”的兩個事物。
實際上在被解構后，昆汀作為創作者在電影中便擁有了對兩大文化的“短暫擁有權”，所以他肆無忌憚地惡搞，並製造一系列事件，讓兩大文化以客觀的形式進行對抗。
當然，這個對抗過程，也不過是為了營造更強的視覺噱頭，以及滿足昆汀的“惡趣味”，其對兩大文化的認知，也清晰地體現出昆汀對中國武俠文化似乎更加鍾愛。
對於歷史的解構在《無恥混蛋》里展現得淋漓盡致。在這部電影中，“歷史”絕對是其次的，昆汀反而是在用電影創造歷史，人物前史的虛化、極其舞台化與設計感的場面調度、誇張的人物表演、迷影文化的嵌入、對真實歷史人物的戲謔，昆汀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告訴你“這都是假的”。
影片《無恥混蛋》脫胎於歷史，但同時也粉碎歷史。昆汀從一個名為“二戰”的盒子里拿出來一大堆歷史的碎片，然後把盒子燒掉，讓你只能看這些碎片。碎片在這裡也其實就是“符號”，昆汀只不過是又一次把詮釋“真實”的權利還給了這些碎片罷了。
但這種行為卻恰恰同這部電影的敘事相呼應，我們仔細回想一下，《無恥混蛋》中我們好像又是跟著人物在走，它不過是昆汀的又一次“陰謀得逞“罷了。
昆汀的電影充滿血漿與暴力，可卻鮮少有人抱怨於此，甚至將他抬高到”暴力美學“的層面。這正是因為昆汀電影中刻意的遊戲化設定使得觀眾將影像與真實隔離，標準的cult片《金剛不壞》便是最好的例證。
影片兩段式的故事，就像是昆汀做的兩場實驗，資料庫檢索式的結構給了昆汀一個實驗箱。裡邊有常量：變態飛車男、美腳黑人女、白人傻白甜，當然也有變數：猛女和那把手槍。昆汀將這些變數與常量分兩次”排列組合“設定在莫名其妙的一個環境里（體現為一點前史都不交代），讓它們在其中自由反應碰撞。
所以看完兩段故事後，觀眾會很直觀地感受到，前後改變什麼，最後就會變化什麼，這就是得出的所謂結論。而在觀影的過程中，因為創作者遊戲化、實驗化的“胡亂設定”，觀眾會認定影像的虛假化。
那麼自然，斷肢亂飛、鮮血噴涌也只會讓觀眾清楚地認識到這不過是塑膠玩具和血袋的把戲罷了。恐懼感會讓我們遠離一切事物，也只有當恐懼感消失時，我們才能調動所有的感官，做出最直觀的反映。而昆汀電影中的很多血腥暴力場面，本不就很幽默、很無厘頭嗎？
當然就像拍電影只為“電影”一樣，昆汀並非把解構主義當作教條，其解構的目的依然是為了讓其他因素讓位於電影本身。昆汀也承襲了解構主義的一些精神：反對權威，反對理性的崇拜，反對用二元對抗去解釋一切，同時尊重個體差異、包容開放。
2018年，對於昆汀來說，似乎是個五味雜陳的年份，老東家哈維·韋恩斯坦身陷醜聞，好基友羅德里格茲去拍了《阿麗塔：戰鬥天使》；55歲的昆汀也終於結了婚，妻子的腳還算美，不過可能比不上烏瑪·瑟曼。
不過無論憂慮還是歡喜，昆汀一如既往散發著惡趣味，全身心地投入到《好萊塢往事》的攝製當中。這次，他又有不少新夥伴陪他“玩電影”，希望他依然能玩得開心。以及，《了不起的巴斯特》中居然意外看到了他，一如既往的粗口與油膩。
最後提醒大家一下，電影《好萊塢往事》目前放出的預告片，估摸著和正片也沒有太大關係，大家樂一樂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