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范冰冰千萬片酬背後的影視創作焦慮：誰來對崔永元負責？

作者：耿凌波

這兩天，淡出大眾視野許久的崔永元，又一次以一個“反骨仔”的形象回歸。不僅在官方認證的個人微博上爆料范冰冰簽訂“大小合同”6天4千萬片酬，更炮轟馮小剛、劉震雲翻臉無情是“渣子”，徐帆公開談丈夫出軌“不知恥”，十餘條微博下來，可以說將娛樂圈裡“不能說的秘密”悉數公諸於眾，在全網範圍內引發了激烈的討論。然而，這並不是崔永元第一次如此發揮自己的“名人效應”。

自從化身反對轉基因“鬥士”大戰“方舟子”之後，從前風趣幽默的“小崔”便在“放飛自我”的路上一去不復返，掛人、爆粗、對罵、撕逼……堪稱“佛擋殺佛，神擋殺神”。但對於信仰“中庸”的中國人而言，這種“以暴制暴”的極端行動卻異常刺眼，甚至讓伴隨著互聯網成長起來的一輩，每每提起“崔永元”三個字，都會產生不由分說的抵制情緒。這一次，“小崔”依然會被輿論嘲解嗎？

《手機》：劉震雲的轉機，崔永元的危機

正如著名影評人李星文評論此次事件，“已經有點個人恩怨的感覺了，外人很難去做一個精確的判斷”。

起因是2003年的一部喜劇電影《手機》，講述了事業如日中天的電視主持人嚴守一，因為手機經歷了生命中一系列危機和轉機，片中對於人性的探討十分深刻，而主角多次出軌並扶持出軌對象的橋段，也成為許多觀眾茶餘飯後的談資。這部堪稱馮小剛從業生涯中舉足輕重的作品，捧紅了范冰冰、成全了劉震雲，卻讓崔永元經歷了一場長達15年的噩夢，有太多人將他認定為“嚴守一”的原型。

這讓崔永元個人的家庭、性格、事業都由此產生了突變，在接受騰旭新聞記者採訪時，他曾提到，“是《手機》讓我變得粗糙”。

通過崔永元的描述我們得知，《手機》開拍之初馮小剛方面曾主動與其接洽，進行素材採集，甚至還曾向後者建議出演或擔任編劇，但他考慮到公職在身便拒絕了。直到影片公映，對嚴守一與崔永元的聯想紛至沓來，嚴重影響到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他這才意識到馮小剛嘴裡所說的“驚喜”具體是什麼，好在當時《手機》的編劇劉震雲前後與其主動道歉了三次，才將事情平息了下來。

但不久前的一個消息，卻將崔永元的“憤怒”重新激起。今年5月10日，馮小剛在微博上公布《手機2》的海報，正式宣布電影開拍，同時曬出原班人馬照片。第二天，范冰冰也在微博表示，時隔十五年再次參演《手機2》十分開心。這讓先前因為《手機》“受傷不已”的崔永元徹底坐不住了，尤其在與劉震雲溝通無效之後，他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將外界的視線重新帶回到2003年的那場對壘當中。

從范冰冰、馮小剛、劉震雲、徐帆到劉震雲女兒，無一不落、各個擊破。5月28日，崔永元在微博公布了一份演藝合約，暴露了范冰冰諸多涉密信息。第二天，崔永元再發微博，暗指范冰冰拍戲簽兩份合同，小合同千萬酬勞，而大合同則有五千萬，但工作時間只有4天。隨後范冰冰方面公開發表聲明，表示崔永元既破壞了商業原則，又涉嫌侵犯合法權益，不放棄追責權力，將這場“撕逼”推向了高潮。

影視創作的邊界設在何處？

本已經沉寂了十五年的陳年舊事，卻在雙方激烈的爭辯中重新掀起“腥風血雨”，我們不禁要問，電影《手機》是否真的存在“影射”嫌疑？而影視創作的邊界又該設在何處？

對此，著名影評人李星文表示，“說影射就嚴重了，我相信馮小剛拍《手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把崔永元搞臭，或者想把崔永元的隱私給揭出來公諸於眾，我覺得他沒有這個心理動因。”在他看來，《手機》這部作品更多的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調侃，“在一種似真實非真實之間，找一種文本的樂趣。”但不否認，是帶著一些“惡趣味”的，只不過相較當前網路上流行的“惡趣味”而言，《手機》先行一步。

但是在業內編劇高大拿看來，“2003年的時候國內談話節目還是比較少的，尤其在《手機》上映期間，那種《有一說一》的節目形式，包括嚴守一主持的風格，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崔永元”，雖然夠不上“影射”，但卻實實在在地是變相蹭熱度。“劇本畢竟是虛構，在創作原則上不算違規。但因為有前期對崔永元的素材採集和接觸，負面的聯想一出來，在道義上肯定是說不過去的”，高大拿如是說。

“比如《手機》中間有一場嚴守一去培訓的戲，當時央視的名嘴李詠、王小丫、鞠萍、董浩等，把葛優飾演的嚴守一圍在中間，獨缺崔永元的設定，給觀眾留下槽點和八卦空間。”儘管那一幕中，呈現出的工作狀態也不全都是積極的，但主持人“自己演自己”，總給人一種自嘲式的幽默。“就像過去寫文章論戰，我寫對你的回應，私下也應該通知你或寄樣稿給你。崔永元被採集了素材，但對真實內容沒有知情權，火大也有情可原”。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反思，“我們對於知識版權的界定還是太寬泛了”，高大拿告訴娛樂獨角獸，“當年電影《手機》公映之後，國內誕生了一大批拷貝《實話實說》的節目，在濟南電視台甚至有個欄目就叫《有一說一》”，在國內大家都覺得沒什麼，甚至觀眾也看得津津樂道，“那如果發生在美國，是不是就會有人出來訴知識版權侵權？”歸根到底，國內法律、維權對這方面的限制還處在相當初級、模糊的階段，“中國還是草莽社會”。

馮小剛和觀眾誰該背鍋？

對此，李星文的見解和高大拿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他看來文藝作品與現實生活應該是嚴格分開的，最重要的是，觀眾要有這種常識。“你要相信戲劇的假定性，不去把電影和電視劇中描述的故事，直接和現實中人去對應。哪怕他相似度再高，也不應該做這種聯想和嵌套。”但在當前，“觀眾的趣味、觀眾的素質，確實沒辦法進行嚴格的區分。甚至在互聯網的影響下，網友普遍的思維方式和樂趣所在，就是專門去找這種黑才酸挑的噱頭和素材。”

因此，用李星文的話來說，就是“誰疼誰知道。尤其是崔永元作為一個神經比較敏感的，遇事心理反應會比較大的這種性格和人格，在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他可能比一般人的痛苦還要深得多”。所以他一再強調，大眾不應該去參與事件的發酵，更不能看過電影后就進行一些不必要的聯想，做出惡意中傷甚至在別人傷口上撒鹽的這種事情”。

確實，當前國內觀眾市場成熟度普遍偏低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在觀眾進行自我反思的同時，崔永元和《手機》劇組的事件，也為整個影視行業敲響了警鐘。提醒廣大導演和編劇，在追求藝術成果和商業成功的同時，也應該考量作品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影響和責任。同時，也應該在今後的從業過程中，更加重視工作細節的處理，以避免再次造成今天崔永元與其家人所面對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