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戰場上，亞洲哪個國家最能打？
作者：ruo
都說今年是奧斯卡的“小年”，但於亞洲電影而言，或許可以稱得上是“大年”了。
第91屆奧斯卡提名已於近日公布，是枝裕和的新作《小偷家族》為日本贏得了第13次“最佳外語片”提名，黎巴嫩也憑藉《迦百農》首次入圍奧斯卡，而在此前公布的初選9部作品大名單中，還有韓國的《燃燒》和哈薩克的《小傢伙》兩部亞洲電影在列。《燃燒》雖然沒能最終入圍，但已經創造了韓國電影奧斯卡征途上的最佳戰績。
就在這場一年一度屬於“英語電影”的遊戲中，唯一以“非英語電影”為評獎對象的“最佳外語片”獎，引得全球電影人趨之若鶩，近些年更有越發火爆之勢。特別是在《黑豹》七獲提名的這屆奧斯卡獎上，“最佳外語片”獎項的決逐竟被襯托得更具含金量了。
相對盛產文藝片的歐洲電影，亞洲電影一直處於“弱勢”地位。縱觀歷年“最佳外語片”的獲獎影片，義大利提名31次，得獎14次，法國39次提名，12次獲獎，但亞洲的佼佼者日本僅有13次提名，4次獲獎。
此外，雖然日本電影從該獎項設立初期就獲得了關注，但直到新千年以後，亞洲電影才開始在作為“競爭項目”的“最佳外語片”獎上有所斬獲。（註：1950－1956年“最佳外語片”作為“榮譽獎”頒發給指定影片，並沒有提名，這期間日本電影曾三度獲獎）
奧斯卡歷史上，像今年同時有兩部亞洲電影入圍最佳外語片的情況有過四次，其中2009年的日本電影《入殮師》（與以色列影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一同入圍）和2012年的伊朗電影《一次別離》（與以色列影片《腳註》一同入圍）最終登頂。
更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同時有中國台灣電影《喜宴》、越南電影《青木瓜之味》和中國香港電影《霸王別姬》三部亞洲電影入圍，但呼聲甚高的《霸王別姬》最終遺憾落選，至今被視作奧斯卡獎歷史上的遺珠之一。
本文就來聊聊奧斯卡獎與亞洲電影的那些事兒。
P.S.最佳動畫長片 日本在亞洲一枝獨秀：
最佳動畫長片從2002年74屆奧斯卡開始評選，日本在“亞洲選手”中一枝獨秀，2003年宮崎駿的《千與千尋》獲得75屆最佳動畫長片。今年細田守的《未來的未來》再次代表日本獲得提名。
此外2006年《哈爾的移動城堡》、2014年《起風了》、2015年《輝夜姬物語》、2016年《記憶中的瑪妮》分別提名了最佳動畫長片。
最佳動畫長片方面，亞洲其他國家的作品暫時沒有提名過。
1.什麼是最佳外語片？
奧斯卡獎起始於1928年， 但最佳外語片獎是從1947年第20屆才開始設立的。設立之初並非競賽單元，曾先後作為特別獎（1947年-1949）和榮譽獎（1950年-1056）每年頒發給指定的一部作品，意在提高奧斯卡獎的關注度，但隨著美國電影工業的全球性擴張，這一美國本土的權威獎項漸漸發展成國際共識。
這一變化，也推動了最佳外語片轉變為競賽單元，獎項含金量和認可度也隨之高漲。1957年第29屆奧斯卡獎的最佳外語片義大利電影《大路》（La Strada）是首部由競賽產生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而在這之前的九屆奧斯卡獎上，最佳外語片分別三次授予了義大利、法國和日本電影。
在這期間被選定獲獎的三部日本作品均為武士電影，分別是黑澤明的《羅生門》、衣笠貞之助的《地獄門》和稻垣浩執導的《宮本武藏》。
亞洲電影奧斯卡成績一覽
在變成競賽單元至今，義大利表現最佳，提名31次，得獎11次；其次是法國提名39次，獲獎9次。與歐洲電影相比，亞洲電影相對弱勢，表現最佳的是日本和伊朗，前者13次提名，1次獲獎，後者中獎率最高，3次提名2次獲獎。
隨後是中國台灣3次提名，1次獲獎，全部來自李安導演；印度也有3次提名，但未能獲獎，但值得一提的是，在1991年中國憑藉張藝謀的《菊豆》首次獲得提名之前，除了日本，只有印度和以色列獲得過提名，後者曾經獲得過9次提名，但顆粒無收。
此外，曾經兩獲提名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中國香港、喬治亞、巴勒斯坦；尼泊爾（與法國合拍）、柬埔寨、越南、哈薩克、約旦（與阿聯酋等國家合拍）都有過1次提名。而韓國作為如今的亞洲電影強國，至今還沒有獲得過提名。
2.美國人的自娛自樂：亞洲電影突圍難
從奧斯卡頒獎禮每況愈下的收視率不難看出，人們開始厭倦這場超大型的公關遊戲已經很久了，但論及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獎項，除了歐洲三大電影節，似乎第一個想到還是奧斯卡。就如同它的知名度一般，它可以成功幫一部電影吸引到全球觀眾的目光，但它絕非是對電影藝術的最高嘉獎。
說到底，奧斯卡還是美國人的自娛自樂。類似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決定一切——“短平快”的評獎規則就是最好的體現。然而奧斯卡獎並不是選美國總統，面對相對更複雜一些的電影藝術，其簡單粗暴的評審規則一直飽受詬病。
奧斯卡獎的全稱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Academy Awards，簡稱學院獎）”，它與其他大多數電影獎項最大的不同是：沒有評委，所有獎項均由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會員投票選出，一人一票制。
2018年，共有928人獲邀加入評委陣容，這一人數創下了歷年之最。這也令奧斯卡學院會員的總數攀升至8298名。這些新成員來自59個不同的國家，其中包括中國演員劉德華、張艾嘉、日本演員金城武、新加坡演員黃經漢、泰國演員周洪、韓國演員裴斗娜、河正宇、金敏喜和印度演員阿里·法扎爾、沙魯克·汗等。
除了演員，在編劇、導演部門受邀的中國成員有知名作家嚴歌苓、導演婁燁、趙婷，其他國家成員有J·K·羅琳、李滄東、洪常秀等。
雖然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每年都在新增會員，並且亞洲會員也有很多，但和美國本土會員相比，顯然是小巫見大巫。截至2018年6月，這一奧斯卡獎投票團體中的有色人種比率仍然不到20%。
這也決定了非英語片、特別是反映東方文化的作品在被美國評委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難度。所以縱觀獲得過最佳外語片的亞洲作品，像《卧虎藏龍》《入殮師》這種傳遞普世價值觀的作品更容易有所斬獲。而《飲食男女》《喜宴》這類東方內蘊深厚的作品則很難獲得垂青。
3.公關是王道：《霸王別姬》輸給西班牙艷情片
也正是這樣的投票制，導致奧斯卡越來越演變為一年一度的大型公關遊說活動。
所謂公關遊說，其實就是一種“合法化的受賄”。幾千位擁有投票權的奧斯卡會員，真能坐下來看完所有提名影片的能有幾位？能看完五部最佳外語片提名影片的又能有幾位？想讓會員抽出時間給你的電影，知名度、話題性才是王道。
1990年中國選送了張藝謀執導的個人第二部長片電影《菊豆》，但後來又出爾反爾想撤回該片，遭到奧斯卡主辦方的拒絕。這一來一回反倒助長了《菊豆》在美國的知名度，最終成功入圍。該片也幫助中國內地首次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而當時的張藝謀此前只拍過一部《紅高粱》，江湖地位尚未站穩。
有數據統計好萊塢的電影公司每年花在奧斯卡評委身上的公關費用總額在30億上下，擁有超強人脈的關係人士絕對是每家電影公司不可或缺的存在。最擅長公關作秀，比大製片廠還敢砸錢的韋恩斯坦公司的盛極一時，就是最好的佐證。
就算不考慮“外語片”的金錢實力，每年頒獎季，美國本土電影尚且爭得你死我活，外語片的發揮，更多情況下會受制於美國發行方的分身乏術。當年《霸王別姬》的含恨落幕，就是因為發行方米拉麥克斯忙於為《鋼琴課》宣傳，讓發行《四千金情人》的索尼經典找到了可乘之機。而相同的問題還出現在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代表香港出征那一年。
不過今年同時入圍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語片獎提名的《羅馬》，倒是為Netflix省了不少事。
4.飽受詬病的規則：運氣比實力更重要
除了外語片的先天弱勢，奧斯卡的評審規則也將許多真正優秀的非英語作品擋在了門外。
“一國一片”的迷之“報送”
奧斯卡規定，每個國家只能選送一部影片參加最佳外語片的競賽。首先，對於電影高產的國家，像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在本國的首輪廝殺就已經十分慘烈。而這種制度在一些評審過程並不透明的國家和地區，並無公平性可言。
相比影片本身的質量，由國家選送影片很可能會受到政治立場或其它一些利益因素的影響。像2008年中國選送了奧運題材的電影《築夢2008》。而像《大唐玄奘》、《戰狼2》，以及中國香港今年選送的《紅海行動》，更容易讓人聯想到出於“政治因素”的考量。
韓國和中國的情況相似，由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組成“神秘”審議小組每年敲定選送影片。在朴槿惠政府倒台後，過去多年的小組審議記錄得以曝光，原來每年選取的最高分影片，實際上是小組成員討論的結果，打分環節是在討論出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也就是說，小組成員需要做的只是讓最終的分數符合討論結果。
據2017年的會議記錄，當年評審成員就曾為了讓《小姐》落選，而刻意抬高其它兩部並無勝出希望的影片在導演執行力一項上的評分。
歐洲“神仙打架”，亞洲小國沾光
奧斯卡還規定只有每年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之間上映，且進行過連續7天商業放映的電影才能選送競爭最佳外語片。
2015年，中國內地選送中法合拍片《夜鶯》角逐最佳外語片，原本被一致看好的《一步之遙》和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另一部中法合拍片《狼圖騰》都未在報名截止日期之前完成至少7天公映，因此無緣“申奧”。當然後者落選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國籍”上的爭議。
而就在前一年，頒獎季大熱的《阿黛爾的生活》也因為法國檔期不符合規定而落選奧斯卡。非常喜歡《阿黛爾的生活》的聖丹斯精選公司主席喬納森·謝赫林就曾經吐槽奧斯卡“是一個可笑、有缺陷的制度，每年都會發生類似的事情，沒能囊括全部優秀影片的奧斯卡獎是尷尬的。”
但也正是這種尷尬，才為許多無名的作品贏得了機會，像《阿黛爾的生活》落選當年，就有兩部亞洲電影入圍提名：柬埔寨的《殘缺影像》和巴勒斯坦《奧瑪》，其中柬埔寨是首次獲得奧斯卡提名。
許多“一國一片”選送制度的擁護者就認為這種制度能夠讓較小國家的電影獲得與電影高產國家分庭抗禮的機會。像亞洲國家喬治亞和尼泊爾都曾經受惠於此。喬治亞更是在1996年和1997年連續兩年憑藉愛情片《花好月圓》和《鍾情的廚師》獲得提名。
國籍不對，《色，戒》被除名
之前提到，中國選送的中法合拍片《狼圖騰》被主辦方退回，奧斯卡方面認為該片的法國團隊參與過多，不符合參選奧斯卡外語片的規定。對於“報送國”的規定，主辦方明文規定：
“報送國必須證明，電影的創作控制權要大部分掌握在該國公民或居民手中”（The submitting country must certify that creative control of the motion picture was largely in the hands of citizens or residents of that country.）但在實際操作中，對於一部合拍片的“創作控制權”是很難說清的。
實際上，在20世紀70、80年代，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對於合拍片的國籍判斷一度十分鬆懈，象牙海岸、阿爾及利亞和瑞士都曾將有本國參與的法國電影作為本國電影報送，並且都獲得了提名，其中瑞士與法國在1984年合作的《危險行動》（Dangerous Moves）還捧得了小金人。
1992年烏拉圭電影《世界上的某個地方》（A Place in the World）報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但三天後被退回，給出的理由和《狼圖騰》一樣。現實是，在此前報送金球獎的時候，《世界上的某個地方》還是一部阿根廷電影，但因為在報送奧斯卡時，阿根廷選擇了另外一部電影，該片的導演只得去說服烏拉圭進行官方報送。
《世界上的某個地方》導演在影片被撤銷提名后，申請了仲裁，結果是奧斯卡主辦方沒有違規，只不過是他們之前對於影片國籍的判斷太過鬆懈。在那之後，奧斯卡在1993修改了規則，對於主創國籍有了更明確的解釋。
因為“國籍”栽跟頭的還有李安導演的《色，戒》。該片在2008年代表中國台灣申報最佳外語片后，被取消了資格。奧斯卡給出了的理由是“影片不夠台灣”。該片除了導演李安和編劇王蕙玲，主創人員中台灣人比例過低，且該片的投資也不完全來自台灣。
5.亞洲電影與奧斯卡外語片的那些事兒
中國大陸：《菊豆》靠話題上位 《英雄》北美票房口碑雙收
中國大陸曾憑屆張藝謀導演的《菊豆》（1991）和《英雄》（2003）兩獲提名。其實加上1992年代表中國香港入圍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可以說是老謀子在自己的創作巔峰期與奧斯卡獎的三次失之交臂。
《菊豆》的投資來自日本，在報送奧斯卡並獲得西方關注后，中國官方覺得太過敏感，希望將之撤下，但被奧斯卡拒絕了。最終該片沒能在中國上映，張藝謀也“被辭掉”了奧斯卡頒獎禮的邀約。不過這個微妙的插曲，反倒幫助《菊豆》在美國獲得了知名度。但最後獎項還是頒給了一部描寫偷渡者心酸的瑞士電影《希望之旅》。
事實上《菊豆》清奇的故事在許多評委看來很是迷人，但仍很難吸引大部分的投票會員。但論及藝術性，《菊豆》還是在《希望之旅》之上的，不然也不會同時入圍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英雄》是遠離奧斯卡舞台十多年後，張藝謀的一次成功回歸，同時也是導演個人創作的一次轉型。不過該片當時對於秦始皇的塑造引發了巨大爭議，但這並沒有影響到西方觀眾對影片的判斷，在他們眼中，“秦始皇”並不等同於“暴虐”。這一次，對中國歷史的不了解，反倒幫了《英雄》。
該片當年在北美上映爆收超過5000萬美元票房，metascore 評分更是高達84分。影片的美學呈現深得西方觀眾喜愛，但可惜生不逢時，趕上《卧虎藏龍》在2001年剛剛得獎，最終惜敗於並不十分出色的德國戰爭片《情陷非洲》（又名《何處是我家》）。
中國香港：《大紅燈籠高高掛》《霸王別姬》都輸在公關
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1992）和陳凱歌的《霸王別姬》（1994）為中國香港兩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有意思的是，兩部明明都十分有希望拿獎的影片，最終都輸在了公關上！
《菊豆》入圍提名的第二年，張藝謀憑藉《大紅燈籠高高掛》再次入圍，但卻又一次輸給了如今已無人提及的義大利電影《地中海》。但前者在今天卻依然深得西方影評人的追捧。
只可惜當年《大紅燈籠高高掛》的美國發行公司Orion正趕上財政危機，只能將全部資源用在宣傳《沉默的羔羊》上，以至於《大紅燈籠》沒能獲得足夠的宣傳，能獲入圍已經算是走運了。
另一部《霸王別姬》也是命途多舛。90年代，中國官方不願意在西方觀眾面前展現自己的負面形象，以至當年在報送影片的時候，以“政治正確”的《鳳凰琴》替代了藝術價值甚高的《霸王別姬》。
但所幸前者最終代表香港出征，並一舉殺入了五強。只可惜最後還是因為發行公司米拉麥克斯孤注一擲在《鋼琴課》上，輸掉了近在咫尺的奧斯卡獎。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霸王別姬》橫掃了當年金球獎、英國學院獎和戛納金棕櫚大獎等幾乎所有最佳外語片獎，鞏俐還憑藉該片摘得了紐約影評人協會的最佳女配角獎。
中國台灣：《卧虎藏龍》登頂
中國台灣地區的三次提名均來自李安的作品，其中《喜宴》（1994）和《飲食男女》（1995）連續兩年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但作為李安“父親三部曲”的后兩部作品，兩個中國式的家庭倫理故事很難吸引到大部分學院會員手中的選票。
《飲食男女》當年輸給了蘇聯電影《烈日灼人》，後者用溫暖的色調講述了一個大清洗背景的悲劇故事。顯然相比人倫情感，奧斯卡更偏愛能輸出其主流價值觀的人權故事。
而至於《卧虎藏龍》為華語片贏得的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一個最佳外語片獎，只能說該片從形到神，全方位震撼到了西方觀眾。當年《卧虎藏龍》還提名了最佳影片，和今年的《羅馬》有點類似。
《卧虎藏龍》帶有濃厚的文人色彩，視覺上是東方色彩濃郁的寫意江湖，而故事上則刻畫了人性的掙扎。而中式倫理與西方浪漫主義之間的激烈碰撞，也終於讓這個東方故事真正走進了每一位學員評委的內心。
日本：憑《小偷家族》第13次入圍
憑藉《小偷家族》，日本電影第13次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決逐，亞洲電影強國的地位無以撼動。日本電影也曾是最高獲得奧斯卡獎的亞洲電影，在外語片設立之初的九屆奧斯卡獎上，《羅生門》、《地獄門》和《宮本武藏》三部武士電影被先後授予了榮譽獎。
三部作品分別出自黑澤明、衣笠貞之助和稻垣浩三位為早期日本電影打下堅實基礎的大師之手。其中黑澤明導演的《羅生門》還同時斬獲了當年的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並提名了英國學院獎的最佳影片大獎，而《地獄門》則獲封戛納電影節大獎，同樣也提名了英國學院獎的最佳影片。
而算上《羅生門》，以及《電車狂》（1972）和《影武者》（1981）的兩次提名，黑澤明成為了唯一一位三獲奧斯卡青睞的日本導演。都說奧斯卡是“認人”的獎項，對於業內的大師級人物總會有天然加分。同樣三獲提名的李安和張藝謀亦是如此。
要論通過競賽誕生的“最佳外語片”，日本目前僅有一部《入殮師》，該片是今年《小偷家族》殺入五強之前，日本電影最後一次入圍最佳外語片提名。這兩部影片頗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淡化生死，聚焦人性的善良。不知《小偷家族》最終能否有所斬獲。
伊朗：中獎率最高
雖然日本坐擁13次提名，但伊朗還是憑藉3次提名、2次獲獎，保有亞洲電影的奧斯卡最佳戰績。前面有提到奧斯卡會為熟面孔加分，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就是其中一位。他憑藉《一次別離》（2012）和《推銷員》（2017）兩次捧起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這即便放在美國導演身上，也是十分難得的成績。
在1997年穆罕默德·哈塔米當選伊朗總統后，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一直受到嚴苛審查的伊朗電影終於迎來“春天”，那一年上映的《天堂的孩子》在1999年為伊朗獲得了首個最佳外語片提名。
2012年提名並獲獎的《一次別離》直指伊朗等級分明的社會現狀，細膩刻畫出在西方文化與本土信仰的撕裂拉扯中，伊朗人的真實生存狀態。然而相比《一次別離》，2017年捧獲小金人的《推銷員》格局卻小了許多。
事實上，當年《推銷員》捧獎，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生效不無關係。一貫主張人權平等、反對種族歧視的奧斯卡獎，正是在利用這部影片的獲獎表態發聲。雖然影片的導演阿斯加爾·法爾哈迪和一眾演員都沒能出席頒獎禮，但奧斯卡官方追求的效果達到了。
以色列：九次提名，最擅長拍戰爭
從1965年《薩利赫》為以色列獲得了首個最佳外語片提名，到2012年的《腳註》，以色列一共九次入圍最佳外語片獎的五強名單。此外還有《狐步舞》、《黎巴嫩》等戰爭佳片在申報后沒能入圍。雖然至今顆粒無收，但這些征戰奧斯卡的足跡足以見證這個戰亂國家的電影情緣。
都說十部以色列電影，有九部在打仗，還有一部在準備打仗。“戰爭”已經成為了這個國家的代名詞，也成為了以色列電影的核心。對於這個年輕的國家而言，戰爭史就是國家史，也是電影史。也正因為如此，以色列才能拍出世界上最好最真實的戰爭電影。
韓國：《燃燒》落選，依然零提名
《小姐》和《燃燒》先後被西方觀眾認可，讓至今還沒有一次奧斯卡外語片提名的韓國電影看到了一絲希望。可惜《燃燒》還是在最後一刻落選，影片或許還是敗在太虛了，畢竟奧斯卡是一個需要表達明確立場的舞台。
至於前年在頒獎季大放異彩的《小姐》，韓國媒體一度十分馬後炮的感慨它比《密探》距離奧斯卡更近，但實際上韓國申奧片審議小組也是有自己的考量。從曝光的審議資料來看，2016年的最終決選確實是在《小姐》和《密探》之間進行的，但考慮到《密探》的原創性更強（《燃燒》可能也輸在了原創性上），以及《密探》的出品方是華納，主演宋康昊和李秉憲又都是學院會員，最後的核算結果是《密探》81.5分，《小姐》72.6分。
當年《小姐》落選，還有記者寫文章指出該片是朴槿惠“黑名單”的受害者，但考慮到《密探》的主創都來自“禁片”《辯護人》，所以並沒有這種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