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位美軍四星上將看來，槍支暴力才是美國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
2019年8月5日，美國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人們在美國步槍協會總部門外舉行燭光守夜活動，悼念上周末兩起槍擊案遇難者。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劉芳
作為軍事和經濟實力排名第一的超級強國，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嚴峻的國家安全威脅是什麼？伊朗問題，朝鮮半島問題，還是核軍備競賽？美國海軍陸戰隊四星上將、前駐阿美軍及北約部隊最高軍事長官約翰·艾倫（John R. Allen）8月5日在布魯金斯智庫撰文指出，槍支暴力才是美國面臨的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
2007年4月16日，艾倫作為海軍陸戰隊指揮官在伊拉克安巴爾省參加戰鬥，那是當時伊拉克最危險的地區。有一天，他接到來自美國的電話，說他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讀書的女兒還活著，但她的一位閨蜜被槍殺，眾多好友正在重症手術室掙扎。那一天，32名大學生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中失去生命。艾倫說，這遠遠超過了當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事中的死亡人數。
作為前駐阿美軍及北約部隊指揮官，艾倫提出的問題振聾發聵。他指出，“如果在一周內有36名美國人被基地組織、“伊斯蘭國”（ISIS）或任何我曾與之戰鬥過的恐怖組織殺害，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會命令軍隊進入外國領土斬除威脅，但當這種威脅來自內部時，美國卻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是，激進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正在美國迅速蔓延。艾倫認為，川普的種族主義言論“加劇了這種態勢，阻撓了立法者的行動並固化了整個社會的分裂”。
這位四星上將指出，在打擊ISIS的過程中他曾親眼目睹網路是如何被用來招募恐怖分子的。當下，美國人正在被像8chan這樣的網路平台變成激進分子，尤其是對社會不滿的白人男性。而美國對這些暴力激進行為的容忍 ，是一個“直接的、不斷增長的國家安全威脅”。
美國的槍支暴力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它又是如何成為國家安全威脅的？
首先，從民間槍支數量上來說，美國是世界上人均擁槍最多的國家，也是槍支致死人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Small Arms Survey根據聯合國和澳大利亞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世界上民間槍支總量大約為8.57億。其中美國位列榜首，每100人擁有120.5支槍。第二名為葉門，每100人擁有52.8支槍，不到美國人均的一半。從人口來看，美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總數的5%，但其擁有的民間槍支數量卻佔到世界總量的45%。
在如此多的槍械中，大殺傷力的攻擊性武器在市場上泛濫。艾倫在文章中警告稱：“必須立即採取預防措施，阻止犯罪分子獲得大殺傷力的攻擊性武器。沒有任何普通人需要在生活中攜帶我在伊拉克使用的武器裝備。同樣，普通民眾也沒必要使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們使用的步槍。”
從美國官方統計來看，2017年美國共有39773人因槍支喪生，為2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其中60%左右為自殺。《衛報》援引Jama Network在2018年8月發布的調查結果稱，在美國每10萬人中有12人死在槍口之下。而在日本、英國、德國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這個數字分別為每10萬人中0.2、0.3、0.9和2.1。也就是說，在美國因槍支死亡的概率是日本的60倍。
從世界範圍的統計來看，美國也是世界上由槍支導致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之一。2016年，全球因槍支死亡人數最高的六個國家分別為巴西、美國、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瓜地馬拉。當年排名第三的墨西哥的死亡人數（15400）不及美國人數的一半（37200）。
非營利組織Gun Violence Archive的數據顯示，自今年1月1日至8月6日，美國共發生33484起針對他人的槍擊案（不算自殺），造成8890人死亡，17569人受傷。其中因槍擊傷亡的0-11歲的兒童為397人，平均一天有1.8名兒童遭受槍擊。
在所有槍支暴力案件中，針對平民的大規模槍擊案又是在美國尤其突出的一個問題。
2012年12月，一名槍手走進康涅狄格州紐敦市的桑迪胡克小學，在殺害20名兒童和6名成年人後飲槍自盡。當時，很多分析人士認為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會成為美國控槍的一個轉折點。
然而，Gun Violence Archive的數據顯示，自桑迪胡克慘案以後，美國已發生2000多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定義為4人或以上被槍擊，不包括槍手本人）。截至8月6日，美國今年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為253起，平均一個月31.6起，相當於不到一天發生一起。
對此，艾倫感嘆說：“作為一名老兵，我曾經被以保衛國家的名義派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但現在美國人在國內比在這些地方更容易經歷槍支暴力，這讓我心碎。”
除了在數量上驚人以外，美國政策制定者對大規模槍擊案原因的嚴重誤讀也令研究者感到絕望。
川普在8月5日的講話中就稱，“扣動扳機的是精神疾病和仇恨，而不是槍”。在8月4日槍殺9名民眾的24歲白人男子貝茨（Connor Betts）也被曝“疑似患有精神疾病”。這再次將精神疾病與大規模槍擊案糾纏到一起。
隨著近年來大規模槍擊事件在美國變得越來越常見，精神疾病和槍擊案件之間的聯繫被FBI、法醫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和流行病學家廣泛研究。
杜克大學醫學院（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教授斯旺森（Jeffrey Swanson）曾在一份報告中表示：“試圖找到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並將矛頭指向這種單一解釋是很有誘惑力的。對無辜的陌生人大開殺戒顯然不能被稱為心理健康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都有精神疾病。”
2018年6月，FBI行為分析小組（Behavioral Analysis Unit）對63名槍手在犯罪前的行為和心理狀態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這63人不符合任何單一的可辨認的行為模式。在63人中，75%沒有發現可診斷的心理問題，25%有可診斷的心理疾病（如抑鬱症），只有3人被診斷為精神疾病（如雙相、分裂症等），僅佔總數的4.7%。
在行兇前的各種壓力因素中，有39名槍手曾出現抑鬱、焦慮等情緒問題。但FBI指出，這些情緒與“可診斷的心理疾病”不同。
從兇手的種族來看，63%為白人，16%為黑人，10%為亞裔。從性別來看，95%的兇手為男性。其中，64%的案件中有至少一位明確的行兇目標，剩下近四成為隨機作案。
2016年，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資助的項目追蹤了2002-2011年間81704名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並分析了他們和槍支暴力之間的聯繫。結果顯示，這些患者每10萬人槍支暴力犯罪逮捕率為213.9，幾乎與一般人口的比率217.4持平，甚至還略低。
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在2015年3月發布的權威報告也認為，1990年代以來主要流行病學研究顯示，精神疾病與自殺風險的增加密切相關，但絕大多數精神疾病患者對他人沒有暴力行為。
例如，麥克阿瑟暴力風險評估研究（MacArthur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Study）對1000名精神疾病患者持續1年的追蹤發現，僅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且不對毒品或酒精上癮者的暴力行為風險，和社區里的其他人持平。
至於川普在8月5日演講中提到的“可怕的電子遊戲”導致大型槍擊事件，就更加缺少數據支持。由美國特勤局和教育部在2004年對30多起校園槍擊案的調查發現，僅有12%的槍手對暴力電子遊戲感興趣。
如果說居高不下的槍支數量和對槍擊案複雜成因的片面解讀還可以被認為是社會問題的話，那麼自2017年以來種族主義在美國乃至全球肆無忌憚的蔓延切實將槍支暴力推向了國家安全威脅的高度。
2018年，美國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記錄了1187起白人至上主義的仇恨宣傳行動，比2017年整整增加了182%。同年，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追蹤的仇恨團體達到1020個，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比川普入職時增長了30%。
今年7月23日，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國會作證時承認，在過去9個月調查的100多起本土恐怖主義案件，大部分都與白人至上主義有某種形式的聯繫。雷向參院司法委員會表示，本土恐怖主義數量與2018年相比有所增長，與國際恐怖主義數量持平。
《時代周刊》的作者萊文（Brian Levin）指出，白人至上民族主義反映了主流政治的日漸野蠻。在主流政治中，關於國家安全和移民的辯論已經淪落成了利用大眾恐懼和偏執心理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利用網路傳播的白人至上主義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而這些激進思想甚至會出現疊加效應。如在8月3日驅車10小時到達美墨邊境埃爾帕索縣（El Paso）槍殺22名平民的克魯西烏斯（Patrick Crusius），便聲稱自己是受到在紐西蘭清真寺大開殺戒的塔蘭特（Brenton Tarrant）的啟發。
不論是在歐洲大陸還是英國，白人至上主義呈同樣的上升趨勢。倫敦警察廳（Metropolitan Police）前反恐負責人羅利（Mark Rowley）在2018年10月對《金融時報》表示：“右翼威脅從沒像現在這樣有組織過。以前時不時會有人受到這種言論的驅使，犯下恐怖主義行為，但我們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有組織的右翼威脅。”
對於川普政府不願意重視本土恐怖主義的事實，現任和前任高級政府官員陸續予以印證。這些官員透露，一年多來，白宮一直在拒絕國土安全部官員提出的要求，不願將打擊諸如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國內恐怖威脅列為更優先任務、詳細寫入《全國反恐戰略》。
上周末兩起致命槍擊案后，日本、烏拉圭、委內瑞拉相繼發出赴美旅行警告。日本外交機構的公告還將美國稱為“槍支社會”。此前，法國，紐西蘭和德國也發出過旅行警告。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以艾倫為代表的眾多美國軍界和情報界高層心急如焚。艾倫在文章中寫道，當政客們不能通過法律採取必要的行動來保護美國人民時，他們的擔憂和悲痛的言辭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不能承受這個怪圈惡性循環下去，”他寫道，“如果我們沒有準備好竭盡所能來結束這個周而復始的悲劇，那麼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應該感到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