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來不消停，都是不平等惹的禍？

2018年9月13日，土耳其哈塔伊，土耳其武裝部隊的坦克被派往土敘邊境地區支援部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Robert Muggah，Igarape研究所和SecDev集團聯合創始人；Clionadh Raleigh，蘇塞克斯大學政治地理與衝突教授

世界變得不那麼暴力了嗎？是，也不是。世界秩序的致命因素少了，但變得越來越亂了。儘管阿富汗、敘利亞和葉門發生了大規模流血事件，但與過去相比，大規模戰爭的發生率有所下降。與20世紀相比，現在跨境戰爭和內戰更少了，遭受暴力殺害的人數也下降不少。但當代武裝衝突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以解決。這些衝突形式不同、規模也不盡相同，而正是不同形式的衝突正在加劇世界秩序紊亂。在大多數國家進行全面發展時，是什麼導致了這種特殊情況呢？

持續存在這種低強度武裝衝突的一個原因是武裝團隊的分裂和擴散。現如今的武裝衝突很少是由國家軍隊和一兩個游擊隊引起的。自2010年以來，國內衝突中有一半是涉及10名及以上武裝分子的。在幾個戰區——馬里、利比亞或敘利亞——數百個武裝團隊正在爭奪掌控權。其中一些是出於政治目的，而另一些則純粹出於犯罪心理。現在，大多數叛亂分子、民兵、極端分子和歹徒都不約而同地為了追求權力和利益採用相似的戰術。因此，不僅暴力形式難以區分，連暴力動機也有所重合。

有兩種相悖的趨勢推動了這種棘手的武裝衝突持續存在以及暴力團體的擴散。一是不平等：當更多的人感到被排斥、被剝奪權力時，他們的不滿情緒便會升級造成社會動蕩，甚至徹底的反叛。但這種反叛意圖要轉變成犯罪行為需要組織的支撐。這也就是為什麼第二個因素如此重要：政治精英的優勢和主導地位。多年來，很多新型民主國家和后衝突國家都建立在政治精英複雜的分權管理系統之上。在某些情況下，精英們努力做到和平地解決潛在的暴力分歧，但在其他情況下，他們通過暴力來保護或加強權力。

簡言之，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不是一種失常行為，而是完全理性的。在許多國家，有組織的暴力是政治系統的一個內在特徵，而不是令人惋惜的系統崩潰的徵兆。暴力也有其利用價值，因為它有效地表達不滿並提高某些精英團體的競爭力。雖然這一切對暴力實施者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但幾十年來，政策制定者將有組織的暴力行動視作失敗、脆弱國家的結局。外交官和研究者將其描述成“弱者的武器”，是國家崩潰的結果。因此，阻止和減少武裝衝突的傳統措施通常強調加強國家能力和精英包容性。然而，這些正是能夠擴大競爭性政治暴力的因素。

以剛果民主共和國為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數百萬人在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中喪生。自60年代以來，剛果民主共和國從未進行過和平的政權移交，2019年也不例外。部分原因是因為精英們經常鼓動民兵去保衛他們的利益。其中破壞力極強的一個地區是伊圖裡，位於該國東部，是最動蕩的省份。幾十年來，倫杜族和赫馬族之間經常發生爭執——通常被稱為當地農民與牧民之間的衝突。確實，農田和放牧方面經常存在競爭。但也是因為歷屆政府都長期鼓動種族群體謀取私利，尤其是削弱反動派的實力。從首都金沙薩到布尼亞等省級城市，各地精英都鼓動種族民兵去干預選舉，控制該地區利潤豐厚的礦區。

總而言之，有組織的暴力行動是政治和犯罪精英維持其權力的最具戰略性、效率最高和最合乎邏輯的方式之一。正如大多數和平調解者所知，暴力行動經常用來討價還價，控制利潤豐厚的政治經濟租金。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很多國家的選舉經常伴隨著激增的暴力行動，其中大部分是由群眾引起的。同樣地，即使公共種族暴力被新聞媒體描述成原始仇恨的爆發，但它往往是由精英們精心策劃的。精英們經常將他們的權力轉移給立場可變的暴力企業家——從民兵到黑手黨。許多精英沒有能力也不願意投資改善基礎公共服務——從安全服務到社會福利——這就表示將會有一大批自願參加招募的新兵。

雖然日益嚴重的秩序紊亂可能是理性決策的結果，但它會造成極具破壞性的後果。正如在阿富汗、利比亞、巴西和墨西哥看到的，全副武裝的民兵群體憑自身的力量慢慢成為了強大的施動者。儘管精英們經常招募這些武裝團隊去完成任務，但他們也經常找尋法律的漏洞，在合法和非法經濟中投入大量資金。有些人可能是職業殺手——正規勞動力之外的事業忠誠度不高的年輕人。另一些人可能凝聚力和組織意識更強，帶有超越傳統階級、種族或宗教界限的具有吸引力的標籤。回想基地組織、博科聖地、青年黨組織或伊斯蘭國，它們往往通過擴大其數據足跡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

大多數援助組織仍未關注精英在持續的暴力狀況中的作用。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太過“政治化”而且很快就會陷入困境。相反地，援助組織的重點是與新兵合作，想辦法解除武裝，將他們進行遣散和重組。對他們來說，衝突研究人員經常在貧困、欠發達和歷史不滿以及當代有組織的暴力行動的發生和持續之間划條直線。出現了一系列解釋內戰的根本結構性原因，其中很多都是關於貪婪和不滿以及發展中國家的“軟弱”。一個結論是之所以會發生衝突，是因為脆弱的國家缺乏必要的資金。貧窮的國家和人們是暴力行動的始作俑者和受害者，事實證明這一觀點有可能重新被認同。但只有一個問題：它不是真實的。

一種更有說服力的說法是：有組織的暴力行動是由富人和有影響力的人推動、資助並指導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精英們會引發和叫停暴力行動，並且直接從中獲益。精英們不僅是影響武裝衝突發生率和強度的必不可少的因素，還貫穿國家鎮壓到有組織犯罪的全過程。從這個角度看，很快就會發現，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不僅發生在欠發達國家和群體。事實上，中高收入國家和城市的精英們也通過暴力行使其權力。比如，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被警方和准軍事部隊暗殺的人和在整個非洲的戰區喪生的平民幾乎一樣多。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更富有的社會環境中更頻繁，但決策者並不對這種說法感興趣。

如果要防止和減少有組織的暴力行動，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這個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學者們集中關注最明顯最悲慘的表現形式——特別是世界各地戰區的士兵和平民的死亡，這是可以理解的。隨著大規模國際戰爭開始減少，研究人員則轉向內戰和恐怖主義，尤其是在非洲、中東、亞洲和拉丁美洲。因此，衝突和恐怖主義就被視作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國家鎮壓和有組織的犯罪被視作完全獨立的兩件事，受到較少的審查，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最近。然而現如今，國家和罪犯殺害的人數遠遠超過武裝衝突和恐怖主義。比如，2017年，巴西登記在冊的死亡人數超過阿富汗、敘利亞和葉門三地的傷亡人數總和。關於有組織的暴力行動，有個被更多人接受的說法是：思考其解決措施是關鍵第一步。

設法對付如今的正在擴散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需要扭轉舊設想和危險的偏見。雖然極度貧困和根深蒂固的歷史仇恨會激起並維持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但是用精英對政治經濟權力的追求來解釋暴力行動的誘因可能更有價值。可以肯定的是，諸如一個國家的人口統計、社會構成和發展水平等其他因素肯定會影響有組織的暴力行動的過程和走向，但糾正武裝衝突、恐怖主義、國家鎮壓和有組織犯罪行為“根源”的最可靠的辦法是更完善地理解國內政治和精英之間的原始競爭。雖然聚焦現有的權力關係可能會對某些人構成威脅，但制定戰略以長期制止有組織的暴力行動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