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只想離開：一個年輕模特和他的古巴夢

何塞·卡洛斯為品牌拍攝的照片。圖片來源：Instagram

哈瓦那新城維達多區23街是年輕人的聚集地，在這裡每隔幾百米就有一家電影院，裝潢優雅別緻的咖啡館和酒吧比比皆是。這些年輕人打扮入時，許多人穿著標有Supreme等潮牌的T恤，腳蹬阿迪達斯的運動鞋。酒吧和餐廳里，液晶電視屏幕循環播放著來自歐美和西語國家的流行歌曲，就算來到哈瓦那老城的小餐吧，也能看到珍妮弗·洛佩斯的經典MV。

全球化並沒有遺忘古巴，歐美文化存在於哈瓦那的每一個角落。

今年，古巴開展了一系列令全球矚目的政治經濟改革。勞爾·卡斯特羅邁下了國家元首的寶座，並主持開展了規模空前的修憲工作。雖然87歲的他仍保有古巴共產黨第一書記的位置，是古巴實際上的一把手，但這一系列行動無疑標誌著未來古巴社會和經濟進一步開放的可能。

而在網路相對封閉的古巴，年輕人的聲音和生活狀態卻甚少為外界所知。從各種角度來說，他們都在與自己的父輩、與革命年代漸行漸遠：他們因為理想的生活方式與實際的生活水平不對稱而感到苦惱；他們對外面的世界心懷嚮往，一心一意只想離開。

第一次見到何塞·卡洛斯（Jose Carlos）是在哈瓦那遊人如織的老廣場上，他是廣場上一間西式酒吧的酒保，在廣場上拿著菜單招攬客人。身材挺拔、面容英俊的他被派遣到這個崗位上並不奇怪，然而，他的主業實際上並非酒保，而是模特。

“我的照片上過《紐約時報》，”他說，他還曾在古巴國內一些主要時裝周上走過秀。他拿出手機，展示了幾張他在秀場和雜誌上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穿著新潮入時，其中不乏大牌設計師的作品，和身著制服做著酒保的他判若兩人。

卡洛斯來自聖塔克拉拉，一個古巴中北部的小城。這座城市被譽為“革命之城”，古巴革命的關鍵勝仗在這裡打響，切·格瓦拉的遺體也長眠於此。巧合的是，這座城市也是現任古巴國家元首迪亞斯-卡內爾的故鄉。

但在卡洛斯心中，這座城市更是一座充滿活力的城市，古巴國內極富盛名的聖塔克拉拉大學就位於此地，大量的年輕人讓這座城市的夜生活豐富多彩，也讓它的文化更加多元。同時，古巴規模第二大的國際時裝周也在聖塔克拉拉召開。正是在聖塔克拉拉讀書期間，卡洛斯開啟了自己的模特生涯。

“我父親是開餐館的，我在那裡幫忙，”卡洛斯對界面新聞記者說，“每年時裝周期間，都會有很多設計師和攝影師來我們這裡吃飯。有一天他們對我說，你可以去時裝周試試。”

17歲的卡洛斯走上了聖塔克拉拉時裝周的T台，他發現自己深深地愛上了時裝和秀場。在聖塔克拉拉，他先後走過四次秀。除此之外，還有不計其數的攝影師來到這裡，卡洛斯也曾和他們合作，拍攝了一系列雜誌硬照和廣告片。

大概很少有人會把模特這個職業和古巴聯繫起來。模特是在19世紀中葉法國高級定製時裝漸漸發展起來時產生的一個行業，後來隨著模特經紀公司的產生，其範圍也漸漸擴大至高級定製時裝設計之外，但總體來說還是主要為大牌時裝設計師和時尚雜誌服務，其本質非常商業化。1990年代，超模的誕生更讓模特明星化，對模特個人的關注度一度壓過其展示的時裝，模特的薪酬也一路飆升。

模特行業進入古巴的日期不太確切，但有文章指出大約在1990年左右，哈瓦那Miramar區一家名叫La Maison的餐館定期上演的自製時裝秀開啟了古巴時尚業的新時代。那時古巴還沒有所謂的時裝產業，所有時裝都是本地設計師的DIY作品，走秀的觀眾也絕非專業人士。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才被發掘出來，越來越多的時裝秀在古巴出現。被稱為“古巴時尚教母”的格麗塞爾·拉夫拉達（Grisel Labrada）為此做了許多貢獻。

到1990年代末，古巴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包括模特經紀公司、雜誌、設計師和模特的完整時尚生態，而La Maison如今也已改頭換面成為哈瓦那的“時尚之家（La casa de moda）”。同時，也有許多歐美經紀人和雜誌來到古巴進行拍攝和發掘新星，這讓一部分古巴超模在國際上活躍起來，在國外打拚出了一片天地，包括小有名氣的90后模特瑞切爾·瓦洛里和籃球“飛人”喬丹的妻子伊維特·普利托。

2016年，香奈兒來到哈瓦那舉辦的一場大型時裝秀，甚至邀請到了卡斯特羅家族一同觀看，掀起了古巴時尚業的小高潮。

大學畢業后，卡洛斯來到哈瓦那。這座大都市的機會和資源是聖塔克拉拉無法比擬的，但在這裡，他也體會到了模特生活的艱辛。

“這裡有很多設計師、攝影師，有來自美國的攝影師，還有雜誌，”卡洛斯說，“它（哈瓦那）顯然更好，城市更大，人更多。但我沒錢拿。”

在古巴，尤其是在哈瓦那這樣的大城市，工資低是時尚業的硬傷。工資低並不意味著他們無法生活——他們的薪資很可能比古巴人平均收入高，但現實依然殘酷，因為時尚是一個需要大量資本投入才能有相應產出的行業，而古巴官方限制了工資的天花板，也限制了模特們能對自身做出的投資。他們需要購買服飾，保持身材，維持與雜誌和設計師的聯繫，在古巴這樣一個網路限制較大的國家，一個普普通通、沒有人脈的模特想要做到這些難上加難。

“所有的才華都在這裡，只是如何包裝和營銷的問題，”哈瓦那經紀公司總經理迪恩·伯恩斯坦（Dean Bornstein）說，他的公司在古巴本土經營大約75名模特的業務，聘請古巴模特進行一場商業拍攝的報酬大約是一天1250美元起，而文字採訪則更低。

和世界頂級模特相比，這點報酬微不足道，在這個行業中，一天能賺1萬美元以上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但古巴模特們手中的薪水，卻喂不飽他們幻想中的品牌服飾和生活方式。

“大家都覺得這些人（模特）特別厲害，我特別喜歡，但我們得連續站著工作12小時，我們也要吃飯。我們要去健身房，請私教，這很艱難。”卡洛斯略帶無奈地說。

作為一個名氣不高、主要依靠個人攬私活為生的模特，卡洛斯只能在Instagram上聯繫從國外來到哈瓦那拍攝的攝影師，時不時可以拿到100美元一天的酬勞。在家鄉聖塔克拉拉走秀時，他的處境甚至更加拮据：主辦方付給模特的報酬是每天10美元。

“這很瘋狂，我知道，但這就是重點：如果你是個模特，你得打兩份工，”卡洛斯說，“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看到照片的人都會覺得我是個特別棒的超模，但我其實什麼都不是，我只是喜歡走秀和時裝周，但什麼錢都拿不到。”

現在卡洛斯身兼三職：除了拍攝和走秀工作，他還是一個小學的西班牙語和歷史老師，另外還在酒吧兼職酒保。這當然和他在美國、歐洲的一些同行相去甚遠，因為模特這個職業並不能養活他。儘管如此，他依然熱愛做模特。本著古巴人特有的樂觀精神，他在努力維持生計，養活模特這個夢想。

“我們得交房租，我們得買飯吃，我現在的房子里有三個室友，”卡洛斯說，“這裡（古巴）所有人都有些麻煩事，但我們總是在微笑，所有人都說好，過得很開心。”

樂觀歸樂觀，卡洛斯在為未來做打算時，還是希望能擁有更好的機會。對於一個有夢想的年輕人，哈瓦那的舞台太小了。他認為最好的機會還是在國外。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當然想出國了！”卡洛斯毫不掩飾自己的渴望，“對我來說，紐約時裝周是全世界最棒的時裝周，我們總在網上看，倫敦、米蘭、紐約、巴黎，但最棒的還是紐約。很多人，很多名人會在時裝周上出沒。我最喜歡的牌子是Gucci，我喜歡LV，我喜歡香奈兒和Bulgari，山本耀司，還有阿瑪尼……可是他們都太貴了。”

卡洛斯的許多朋友和同行已經紛紛踏上了去海外工作生活的道路，但他自己還沒找到機會走出古巴的國門：出一趟國，需要初始成本，更需要相應的回報，很多時候，他們的報酬甚至無法負擔他們在國外的基本生活支出，還要倒貼自己的儲蓄。這讓他的個人品牌打造倍顯重要，因為只有如此他才能在社交媒體上吸引攝影師和設計師的注意，有更大的可能拿到合作機會，賺到更多的錢。但是收入不高的他要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我的衣服都是在亞馬遜上買的，”卡洛斯說，“我腳上這雙Balenciaga是中國的仿貨，只用25美元。”他指了指隔壁一家裝潢精緻的服裝店，“這是這裡最貴的一家店，一件T恤就標價150美元。太貴了。”

他又指了指他手上阿瑪尼的手錶說，這是他的朋友去厄瓜多代購回來的。

“在網上，這隻表的價格可能有450美元。我一個住在厄瓜多的朋友在賣這隻表，我說我只付得起300美元，他說可以。但還是很貴。我們在商店裡買衣服根本買不起，只能靠從國外代購。”

目前，計劃經濟仍占古巴經濟體系中的主流，進口商品受到嚴格限制。在超市當中，絕大部分消費品都是古巴國產貨，而工業產品包括公交車、安檢機器等等則由政府統一購買。與此同時，私營經濟也正在發展，但古巴人往往承受不起私營經濟帶來的消費價格猛烈上漲，因此許多非正規的“黑市”也在古巴各城市出現，販賣走私商品或者高價轉手正規渠道進貨的緊俏商品。

卡洛斯的進退兩難折射了模特這個特殊群體在古巴的生存狀態。本質上，這是兩種經濟邏輯的一種對撞，是他們在古巴現行經濟制度下的實際生活水準，和資本主義社會為他們的職業制定的要求的一種對撞。這些要求或直接或間接，讓他們在現實和夢想之間無所適從。

卡洛斯的Instagram賬號上現在只有800多個粉絲，在美國，這個數字還比不上一大部分網紅。除了發工作照片外，他最近也開始發一些自己的健身視頻，大部分的配文都是英語。他想和國際接軌，想涉足光彩奪目的國際時尚圈；他有很大的夢想，但他也清楚在古巴很難實現這樣的夢想，在這裡，個人奮鬥和個人成就的故事甚至都沒有太多市場。

“去別的國家要花不少錢，我們賣了房子，賣了車，變賣了所有身家出國移民，但這就是古巴夢，”卡洛斯說，“我覺得這才是古巴夢，是去到別的國家。我認為我在別的國家能生活得更好。”

近幾年，古巴人正加速來到美國。美國政府此前對古巴實行特殊優待的“乾濕腳”移民政策（wet foot, dry foot）：所有在古巴出生、持古巴護照的古巴公民一旦踏上美國領土，無論入境時有無簽證，即能自動獲得資格申請美國綠卡，而那些在過境過程中被捕的人則被遣返。

在2014年底兩國啟動關係正常化進程后，出於對政策可能變化的擔心，移民到美國的古巴人大幅增長，2015年達到了54178名，為20多年來最高水平，2016年繼續升至66120名。但2017年1月，奧巴馬在卸任前突然終止了這一優待政策，當年古巴移民入境美國人數減少至64749名，許多古巴人轉而尋求通過第三國入境。

不僅是卡洛斯，許許多多的年輕人仍在等待著離開古巴，移居海外實現自己的個人理想。一名古巴老共產黨員曾對路透社說，“不幸的是，如果你在街上找十個年輕人聊天，九個會告訴你他們想離開古巴。他們看不見未來。”

發展緩慢的經濟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另一個因素恰恰是古巴引以為傲的全民義務教育系統。

“諷刺的是，古巴有著一個普遍受過教育的人口，但國家卻沒什麼事給他們做。他們幾乎是把自己的職業人口送上了移民的道路，”紐約城市大學古巴研究專家泰德·漢肯（Ted Henken）說。

這一代的古巴年輕人，在開放政策的大潮中擁抱了全球化的果實，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熏陶，他們中的許多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背井離鄉。這些人中，不乏真心熱愛古巴和古巴文化的人；卡洛斯也愛自己的家鄉，愛自己的國家，但為了生活和事業，他仍在尋找離開的機會。

卡洛斯平時最喜歡的音樂是電子和嘻哈。“DJ，嘻哈，說唱，我最喜歡的就是Drake（美國說唱歌手），”說到Drake和肯德里克·拉馬爾（Kendrick Lamar），他情不自禁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