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芬蘭前總理埃斯科·阿霍:諾基亞為什麼衰落?

圖片來源:Vesa Moilanen/Lehtikuva
現年63歲的埃斯科·阿霍(Esko Aho)曾是芬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作為芬蘭“中間力量黨”(Suomen Keskusta)的黨魁,他在1991-1995期間擔任總理,並成為促使芬蘭加入歐盟的關鍵人物。離開政壇以後他繼續保持活躍的狀態,曾先後擔任芬蘭國家創新基金主席、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諾基亞執行副總裁等。
北歐小國芬蘭,以其高度工業化、自由化的市場經濟體而聞名於世,曾孕育出諾基亞等世界級公司,並率先開展了“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創新性社會實驗。在2017年12月,芬蘭迎來了它建國100年的紀念日——1917年它從俄國的治下獨立,並在其後的幾十年裡,成為俄羅斯與歐盟政治交鋒的前線之一。
日前,在赫爾辛基召開的生物經濟投資大會(BioEconomy Investment Summit)上,界面新聞專訪了埃斯科·阿霍。他認為,諾基亞的衰落與歐洲碎片化的數字市場環境不無關係,歐盟的互聯網企業想要保持國際競爭力,單一數字市場的缺乏是硬傷。此外,在他看來,歐盟成員國的身份確實會讓一部分芬蘭人利益受損,但我們更需要關注大的圖景,歐盟的存在有邏輯上的必要性。他還表示,中國投資在歐洲總體上是受歡迎的,芬蘭經濟和中國經濟有很多層面的互補性,但貿易往來需要保證賽場的公平。
以下是採訪實錄。
未來應該有一個“生物經濟的矽谷”

界面新聞:芬蘭有豐富的林業資源,林業管理也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在您看來,芬蘭林業如今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阿霍:芬蘭林業的歷史一直都伴隨著轉型的發生。最開始時木材被用於供暖、建材。然後是機械製造,再然後是造紙、發電、包裝材料,現在是生物材料。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在未來的工業生產中發揮木材的所有這些用途,而芬蘭也證明了它擁有不斷改變自己的能力。全球經濟未來需要找到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生物經濟是選項之一。
有人提出過,應該有一個“生物經濟的矽谷”,把不同形態的資源放在一起,以促進生物經濟的發展。受過良好訓練的人才、承擔風險的能力、風險資本和一定的監管環境、有遠見的消費者,最後是商業與政府的合作,大學也需要被吸納進來。我們需要把這些資源都放在一起,而芬蘭瑞典這樣的北歐國家有最大的優勢來做這件事。
也有一個問題:當你面臨轉型時,你的遺產其實有時會讓前進更加困難。在芬蘭和瑞典,我們必須要理解顛覆式變革的重要性。從林業到整個生物經濟領域,都需要更加前瞻。到目前為止,我感到我們一直有點太束手束腳了。我們一直在嘗試解釋:為經濟目的而砍樹不會破壞環境。但今天要關注的問題並不是“不做壞事”、而是“要做好事”。當我們從依賴化石能源的經濟轉型成為生物經濟,你不只是在做一件“中立”的事情,而是在做一件“好事”。你能夠讓地球往更可持續的方向改變。這是一條很重要又不容易被理解的信息:對許多歐洲人來說,森林就是公園,如果大量將木材用作商業目的就會影響森林的其他功能。那是錯誤的,我相信我們可以輕易地在森林的經濟功能和休閑功能中找到平衡。
諾基亞的衰落部分歸咎於歐洲碎片化的數字市場環境
界面新聞:芬蘭作為國家的創新力也很引人注目,孕育出了像諾基亞、Rovio(編者註:“憤怒的小鳥”遊戲開發商)這樣的世界級公司。您曾擔任過芬蘭國家創新基金會SITRA的主席,在您看來,芬蘭有著怎樣的機制來促進創新?
阿霍:首先,水平較高的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在那些關注國家對創新投資力度的排行榜上,芬蘭、瑞典、以色列、日本是常常上榜的典型國家,現在也包括了韓國。其次,良好的教育系統為創新提供支持。在今天的芬蘭,我們成功地讓許多大學生成長為了企業家,也培養了一個強大的創業者社群。每年11月,我們都會在芬蘭舉辦SLUSH會議,這是歐洲地區最大的創業者大會。傳統上主要是大公司來給創新投錢,現在創業者社群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再次,良好的政商合作,大學能夠很好地與公司協作,這給創新提供了很多機會。最後,芬蘭是一個小國,容易把事情辦成。在這樣的國家裡,所有事情都相對簡單。這對創新有好處,因為創新總是發生在那些你可以簡單而快速地做事的地方。芬蘭當然也面臨挑戰。我們的整體市場非常小——只有550萬人,我們像個孤島一樣。我們必須為保持競爭力而奮鬥,但直到現在我們做得還算成功。
界面新聞:您剛才提到了老牌優勢產業在轉型中可能面臨困難。作為芬蘭最有名的一家世界級公司,諾基亞在過去這些年裡逐漸失去了作為移動通訊業龍頭老大的位置。您曾經擔任過諾基亞的高管,在您看來,什麼原因導致了諾基亞的衰落?
阿霍:諾基亞的故事一直以來都伴隨著轉型。諾基亞的歷史最早開始於林業,當時是一家造紙公司。商業中你需要實時應變。移動通訊業剛起步時,諾基亞是商業上的最大贏家。那部分要歸功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芬蘭擁有非常良好的生態系統,有利於移動產業的成長。比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對研發的投資、對市場的准入、對推廣諾基亞產品很有利的歐盟GSM標準。在那時,硬體是移動通訊業的核心,百分之七十、八十的附加價值都基於硬體。諾基亞的硬體做得非常好。它還革新了移動通訊業,使手機從奢侈品變為普通商品。
但是,當軟體在手機行業里越來越占統治地位、數字化內容跟手機設計綁定在一起時,問題就來了。諾基亞當然也有自己的決策失誤,但根本問題還是,歐洲、芬蘭無法再為這個產業提供最好的生態系統。歐洲的軟體開發落後於美國,數字化內容或多或少都是美國生產、美國驅動。這是諾基亞最終失去了競爭力的原因。後來,諾基亞不得不把它的手機產業賣給微軟。但與此同時,諾基亞也繼續在往前走:成為了全球網路事業(network business)的領頭羊。由於那些徹底的變革,作為公司的諾基亞被挽救了。否則它很有可能整個消失,就像發生在很多同類公司身上的那樣。
所以,並不能說是由於諾基亞“犯了什麼錯”而導致的結果。我想,矽谷能夠為成長於90年代末的數字科技發展提供比歐洲好太多的環境。那裡有數字化內容,可利用的風險資本,大量的研發投資,單一數字市場。而在歐洲,市場是非常碎片化的,現在仍然是這樣。我認為所有這些因素導致了諾基亞的衰落,它們並不掌握在諾基亞的手中。
界面新聞:當時芬蘭或者歐盟有沒有意識到這種客觀環境的改變?是否有採取措施?
阿霍:在商業里,投資相關的產品跟政府決策聯繫更緊密,所以政府能發揮一定影響力。但消費產品不一樣,只要消費者還有疑慮,政府能做的其實很有限。唯一一件政府可以做的事,是整個的歐洲政府可以創建數字內容的共同市場。所以,單一數字市場可以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之一。但歐洲人覺醒得太晚了。實際上到今天為止,歐洲仍然沒有單一數字市場(single digital market)。如果想要在歐洲提供一個數字服務,你需要在不同國家去拿不同的許可。
歐洲重新進入增長期,民粹運動風頭不再
界面新聞:您是將芬蘭帶入歐盟的關鍵人物。近幾年來出現了很多關於歐盟的擔憂。您如何看待歐盟的未來?
阿霍:歐盟的存在有邏輯上的必要性。它的功用並非是人們臆想出來的、而是基於真實的經濟需求和社會需求。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困難是很難在國家層面去解決的:環境問題,全球貿易問題,研發挑戰,安全挑戰、特別當它跟移民有關的時候。很難想象,單個的國家能夠獨自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合作,而歐盟是面對挑戰的正確方式。英國脫歐以後,我們更能確信這一點:英國的經濟表現開始落後於其他的歐盟成員國了。儘管英國人不能對歐盟感到完全滿意,但留在歐盟對於英國來說是有道理的。歐盟內部現在也有很多的選項,但基本前提是,要擁護歐洲一體化。
界面新聞:脫歐的發生讓您感到驚訝嗎?
阿霍:是的,我非常驚訝。因為英國很明顯地從歐盟成員國身份中受益。比如,英國金融業的發達部分是基於它的歐盟成員國身份。但當公投出現時,意外總會發生。選民並不是為了公投設定的議題而投票,他們是在為政府而投、或者是為別的什麼而投。不幸的是,脫歐公投發生的時候正好是歐洲移民挑戰非常尖銳的時候。我想那可能是不列顛的大多數會投給離開的原因之一。
界面新聞: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芬蘭加入歐盟的時候,國內也有反對的聲音。比如芬蘭的林業發達,但加入歐盟可能會損害林業、農業的利益。當時說服民眾加入歐盟是一件難事嗎?
阿霍:歐盟成員國的身份確實會讓一部分的芬蘭人利益受損。機會會變少、商業模式也需要改革,才能在歐盟中生存下來。但你不能只看某些特定的利益群體,而需要關注大的圖景。大圖景上來看,民眾是希望加入歐盟的。今天回頭去看,我想每個人都會承認這個事實:如果沒有加入歐盟,農業和食品行業可能會遭受更大衝擊。
界面新聞:近年來歐盟許多國家都湧現出極右翼崛起的現象。在芬蘭,“正統芬蘭人黨”(True Finns)也得到了很多的關注。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阿霍:在社會變革迅速、經濟面臨挑戰的時期,民粹運動也總是在擴張,這很典型。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下行伴隨著飛速的數字化進程,這加劇了人們的擔憂。很多人確信,未來不會像他們希望的那樣好,他們沒有對未來做好準備,他們會失去工作。他們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居住的地方遭受了許多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很典型的是,極右翼和極左翼都能很輕鬆地從民粹運動中獲益,然後再將這些東西轉化到政治的決鬥場里,以爭取更多支持。但幸運的是,歐洲重新進入了增長期,剛剛開始,我們馬上能看到這些運動便風頭不再了。
當前的“無差別基本收入”實驗不能讓人信服
界面新聞:芬蘭現在正開展著為期兩年的、關於“無差別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社會實驗。這項實驗被認為是應對人工智慧浪潮、改善現有福利制度的一項激進嘗試。很多歐洲國家也熱議過“無差別基本收入”實驗,但它為什麼能首先在芬蘭落地?您如何看待這項社會實驗?
阿霍:芬蘭能夠首先開展這項實驗,我想主要是由於這裡的社會保障傳統。有一些嘗試總是好的,但我並不確信它真能解決問題。它的基本思路是,不再需要對公民挨個進行資質的審核,而是給予無差別的全民資助。它的出發點是,未來將沒有足夠的工作留給人類。
但是,在我們需要面對的那個未來里,並不是沒有工作,而是有不一樣的工作。人們如果想把現在的工作方式轉化到未來確有困難,所以他們需要新的技能、新的平衡,他們需要有遷移的能力以得到新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橋樑以完成這種轉化。人們有依靠工作生存的能力,這對社會來說非常根本。我想這比直接付錢要更重要,單純的付錢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以前在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也有過類似的討論。人們擔心會失去工作,甚至擔心人類的勞動在未來不再被需要。短期來看,確實可能是個問題:人們迅速地失去原有的工作,而創造新工作又需要花時間。但長期來看,新科技在事實上創造的新工作,不會比它取代的舊工作少。我仍對此感到樂觀:未來社會裡人類勞動仍然有價值。還是應該找到一種異於“無差別基本收入”的制度,幫助人們離開那些正在消亡的工作、並轉移到那些當下的、甚至是未來的工作。關於這種制度的正確動機應該是:它是一種用來推進改革的工具。
俄羅斯還是歐盟?芬蘭並不一定需要選邊站
界面新聞:100年前芬蘭從俄國的治下宣布獨立。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芬蘭與俄羅斯的關係一直很受關注。芬蘭近年來在考慮加入北約,您認為這是一個聰明的舉動嗎?
阿霍:二戰以後,我們跟蘇聯有過一種特殊的關係,那並非總是易事,但我們做到了。蘇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解體之後,我們需要重新定位自己,跟俄羅斯建立一種新的關係,我們再次做到了。我們得以很快地從“冷戰配置” (cold war arrangement ) 進入到“后冷戰配置”。從今天的俄羅斯出現的第一天起,我們就跟它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有時人們會說,我們必須做這樣的選擇:是與俄羅斯交好,還是與歐盟和北約協作。我不那樣認為。我認為它們是互補的。如果我們在歐盟表現良好、跟北約合作順暢,這意味著我們在面對俄羅斯時也會更強大。而如果我們跟俄羅斯關係良好,也可以很好地促進歐洲的發展。
加入北約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沒有一個非黑即白的答案。我們必須考慮,它將如何潛在地改變芬蘭的身份?它將如何改變北歐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這都不簡單。
芬蘭經濟和中國經濟有很多層面的互補性
界面新聞:近年來,隨著中國資本逐漸加大在歐洲擴張的力度,歐洲社會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表示歡迎、另一種表示擔憂。您如何看待中國逐漸擴大它在歐洲的影響力這件事?
阿霍:首先,中國開始擴大它在海外的投資,這是非常自然的現象。過去這三十年裡,中國經濟發展良好,增長迅速,這給予了中國對外投資的能力。對中國來說,歐洲是一個有意思的市場。我認為中國投資在歐洲,一般來說是受到歡迎的,正如歐洲投資也在中國運轉良好一樣。有一個針對所有人的、共同的、平等的“賽場”(playing field),這很重要。
界面新聞:由您主編的、向國際社會介紹芬蘭社會的書《芬蘭手印:一百年、一百個故事》(Finnish fingerprints: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stories)即將發布中文版。您希望通過此書向中文讀者傳達什麼樣的信息?
阿霍:這本書的出版最初是由於2017年是芬蘭建國一百周年。我們希望國際社會能對“芬蘭何以成為今天的芬蘭”有一個更好的理解。如果你去觀察那些20世紀的發達國家,芬蘭、新加坡、日本、挪威的增長是最快的。為什麼芬蘭在20世紀里如此成功?芬蘭社會變革的核心驅動力是什麼?有哪些富有影響力的芬蘭人?這個國家有哪些特別的現象?這本書最初是用芬蘭語、瑞典語、英語發表,然後有了俄語版,現在即將有中文版。
我想,對中國讀者來說,芬蘭太不一樣了。我們很小、很北,我們的經濟非常依賴生物經濟。在這個國家裡,商業、生活、科技進步,如何與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文化生活聯結起來?所以這是一本關於芬蘭故事、芬蘭視角的書。
界面新聞:中國與芬蘭的關係,未來有哪些潛在的增長點?
阿霍:首先,對於想進入歐洲市場的中國公司來說,芬蘭是一個容易起步的地方。芬蘭很小、運作簡單。芬蘭航空也有很方便的航班飛往中國:可以說,途徑芬蘭是中國飛往歐洲最快捷的途徑。在這本書里有一章名為“芬航的絲綢之路”(Finnair’s Silk Road),介紹了芬航的亞洲策略。在2003年的時候,芬航的管理層討論了在中國發展的可能性,並做出了大力投資中國航線的決策。今天來看,它發展得非常好,很多來歐洲的中國人都使用“芬航的絲綢之路”。其次,芬蘭經濟和中國經濟有很多層面的互補性。比如,清潔能源、環境科技都對中國的未來很重要,我相信芬蘭可以給中國的環境保護提供很多可能的解決方案。然後,我們也有很好的供應鏈系統、生物領域、高新技術,這都可以成為潛在的合作點。
(界面新聞駐歐記者王磬發自赫爾辛基,本文是界面新聞“對話歐洲”系列訪談之一,感謝CBCN、European Forest Institute對此次採訪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