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意見】《寄生蟲》：一篇符號滿溢的社會學檄文

文 | 彭鄭子岩

本文涉及大量劇透，沒看電影就別讀了。

儘管國內觀眾已經有好幾年無緣在大銀幕上看到韓國電影了，但並不妨礙這幾年間韓國電影屢攀高峰，連續四年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去年李滄東自編自導的《燃燒》以3.8分（滿分4分）刷新了戛納電影節場刊評分新高，不過遺憾的是最終顆粒無收。僅僅一年之後韓國電影便捲土重來，在今年的戛納電影節上，同為韓國導演的奉俊昊便憑藉新作《寄生蟲》斬獲了韓國影史首座金棕櫚。

即便不是影迷，對奉俊昊的名字想必也不會太陌生，他的代表作《殺人回憶》很可能開啟了新千年裡多數觀眾對韓國電影的第一印象，這部電影之後也成為了不少中國青年導演競相借鑒的犯罪類型片標杆。並且奉俊昊還是少有的有多部作品在國內上映過的韓國導演，2007年，他的第三部長片《漢江怪物》曾在國內上映，進軍好萊塢之後首部作品《雪國列車》也曾在2014年登陸國內院線，收穫了超過7000萬票房。

即便拋開金棕櫚的光環，觀眾對於奉俊昊作品的期待從來都只高不低，特別是在與好萊塢合作的兩部作品並不算特別成功之後，重新回歸本土故事的《寄生蟲》更是讓人調高預期，當然金棕櫚加持則讓這種預期到達了頂點。

這也不難解釋為何當《寄生蟲》的網路資源出現了，影迷們一度有一種過年的感覺。然而在第一波觀影高潮之後，評論迅速開始兩極分化，奉俊昊或類型片的擁躉們高呼戛納英明，另一方則認為一向將藝術置於商業之前的戛納怎麼能將最高榮譽授予這麼一部表意淺顯的商業類型片，這其中最核心的爭論便是在於電影對於社會表達的深度問題。

在看完《寄生蟲》之後其實也不難發現這種分歧的來源，就如同健康飲食愛好者也不會否定吃垃圾食品的快感一樣，作為深諳商業類型片元素的導演，在《寄生蟲》里奉俊昊可以說是將類型元素的花活輪番使用了一遍，這種幾乎無門檻的設計讓整個觀影過程異常痛快，但問題就在於無門檻之後也讓整部電影直白到失去了回味的可能。

電影的前半段通過使用盜匪片中的快速交叉剪輯來呈現宋康昊一家四口打入朴社長家的過程而顯得節奏輕快易於進入，但一個小時以後電影畫風突變，幾乎是瞬間充滿了懸疑驚悚元素，層層解密更是吊足了觀眾的胃口，直到最後的反轉出現，《寄生蟲》的每一處設計不可謂不高明，這當然也反映出奉俊昊一向說擅長的文本創作與嚴密的邏輯鏈條。

要著重強調的是在這裡所提到的邏輯問題其實與現實邏輯無關，有不少人糾結於電影中富人一家如同白痴一般的行為表現完全與現實脫節，又或是富家小弟明明已經識破了地下室發出的摩斯電碼卻無動於衷，歸根結底在於作為觀眾是否接受了導演一開始帶來的強設定和高概念，換言之《寄生蟲》中所展現的情景本身就屬於超現實，在抽離了多數現實場景之後，導演想要展現的自然就是兩方的直觀對比。

這也是為什麼前面會說整部電影的表達過於直白，為了反映階級分化與貧富差距就設計了地下室、半地下室與兩層豪宅這樣直觀的物理區隔、代表了窮人一家運數的山水石、富人一家從大人到小孩都能覺察出來的窮人氣味、以及串聯著前後兩波“寄生蟲”的失敗台灣古早味蛋糕店投資。應該說社會學專業出身的奉俊昊從一開始就將這些符號一一設置妥當，只待隨著劇情全盤托出，即便是觀影經驗再少的觀眾也很難在看完全片后對主題產生誤解，而這種過於精準的表達卻毫不意外的犧牲掉了電影文本產生多義性的可能。

毋庸諱言，《寄生蟲》對於韓國當下的貧富懸殊與階級分野甚至對立進行非常細緻的刻畫，至於最後宋康昊那激情一刀更像是直接插到韓國社會麻木的軀幹上，通過精巧的商業技巧去包裹一個社會議題其實也是奉俊昊電影一向的特點，而當他從來能引領這一類型的視聽語言時，其實社會議題的表達也更具有了普世價值，這大概也是《寄生蟲》為何能夠成為獲金棕櫚電影中的難得的票房爆款的原因。

大多數人在第一時間看完《寄生蟲》后大概都會下意識的聯想到去年兩部入圍戛納的日韓作品——《小偷家族》與《燃燒》，的確，不論是從金棕櫚獲獎的維度還是從韓國電影本身的維度，這種比較都是不可避免的。不過筆者在第一時間想到的反而是去年同樣入圍戛納主競賽以及提名奧斯卡的《黑色黨徒》，作為黑人導演代表人物的斯派克·李經常被稱為是“電影社會學家”，熱衷於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發聲的他一貫喜歡在電影里運用社會學的表達思路，而《黑色黨徒》可以說是他對當下美國社會中右翼保守勢力抬頭的戰鬥檄文。

從《寄生蟲》中其實也不難看出奉俊昊的某種衝動，就像導演自己對《寄生蟲》的總結一樣：“這部電影是沒有小丑的喜劇，沒有壞人的悲劇（this film is a comedy without clowns, a tragedy without villains）。”單從電影所展現的視角來看，沒有一個人物真的做錯了什麼，但最終卻是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讓人心酸的結果。結尾兩位底層男性的拔刀相向可以說是奉俊昊為他的“社會學檄文”寫就的高潮段落，其中包含的意味絕非簡單的底層仇富或者激情殺人，更像是一種階層分野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導致的無法彌合的集體創傷。

可以說也真是這種幾乎赤裸的吶喊讓《寄生蟲》與《小偷家族》、《燃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為金棕櫚得主的《小偷家族》自然還是延續了是枝裕和一向從家庭角度切入社會肌理的風格，儘管整個故事同樣充滿戲劇性但不論節奏還是影像風格都更加作者化，主題討論所劃定的範疇也更側重於家庭倫理而非社會結構，這些條件都決定了《小偷家族》還是力求讓觀眾獲得更多細膩情感層面上的共鳴，而非單純觀影的快感。

而去年同樣得獎呼聲極高的《燃燒》事實上與《寄生蟲》更像是一體兩面的故事，同樣是聚焦於韓國社會中階級固化、貧富不均甚至南北問題這些社會議題，作家出身的李滄東則以村上春樹的小說為基底來構建起了整個故事，但其實從劇情鋪陳上看，兩部電影幾乎都是選擇通過懸疑類型來展現後半段的高潮戲份，但《燃燒》的故事與傳達方式都顯然要更具有文學性。

這種內在的文學性不是因為劉亞仁飾演的男主真的是個創作障礙的作家而產生，而是電影不論是符號與隱喻的設置都更加具有深意和解讀空間，名為“燒大棚”實為富人的殺人遊戲，似有似無的枯井，甚至可以拍出一隻“薛定諤的貓”來幫助男主解謎。

全片最經典的當然屬於是最後的高潮戲，李宗秀衝冠一怒為紅顏捅死了富家子弟本，從基礎表意上看這似乎與《寄生蟲》如出一轍。但只要稍微回味或者去重看最後幾場戲，就會發現這個結局其實並非真實發生更可能是出現在李宗秀的小說中，因為從他最後真的開始創作，電影的封閉敘事突然就被打破了，文本一向嚴絲合縫的李滄東顯然是在這兒為觀眾留下了一個值得解讀的空間，多義性也由此產生。

從文本與多義性上，《寄生蟲》確實都在《小偷家族》和《燃燒》之下，而即便是在主題表達方面，長於社會學分析和模型建構的奉俊昊於這部作品中其實也並未帶來更多新鮮的觀點。甚至在他已經對韓國社會的階級固化有所體認的情況下，電影更多還是在以人物的台詞道出那些大家說熟知的道理：“人生永遠無法跟著計劃進行”、“錢像熨斗，能把人熨平”、“如果有錢，我會比他們還善良。”等等，這種“金句”頻出其實也反映出導演在影像上的無力，光靠那些工整精巧的構圖事實上也無法挽救表達上的空泛。

當然在我看來《寄生蟲》放在奉俊昊的個人創作維度其實較《殺人回憶》與《母親》都要略遜一籌，但對於奉俊昊以及它所代表的韓國電影來說，他們多年來的創作與精進自然無愧於一座金棕櫚，重新回到韓國並再次將視角投向他關心的社會的奉俊昊之後應該還會有自我突破的機會。

推薦指數：非常推薦，可以與《燃燒》兩片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