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時刻》《伯德小姐》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的?
一年一度的奧斯卡頒獎季來臨,8部呼聲最高的大熱片諸如《伯德小姐》、《至暗時刻》和《泥土之界》的導演們分別談了一下自己在各自片中拍過的最難的戲。
達倫·阿羅諾夫斯基,《母親!》

當拍攝到這部電影的最後三分之一的時候,也就是一個陌生人造訪之後的情節,因為需要拍攝一個連續的場景,我們把它稱之為“狂熱的夢”,我和我的創作團隊就遇到了迄今為止最棘手的事情。要想拍攝完成,就需要每個部門的相互配合,在無序中創造有序。每一個部門都必須把這30分鐘的每一刻都定位在一個確切的位置。我在《夢之安魂曲》中曾拍攝過這樣的場景,當時老人的房子分裂開來,冰箱隨之活過來了,但這只是一個兩分鐘的鏡頭。在電影《黑天鵝》中,我們在拍攝主人公變成天鵝的那場三四分鐘的戲時,卻是一個持續30分鐘的混亂拍攝。這要求你腦海中得構思好每一幀的故事畫面並讓它們變得合情合理。血是如何噴濺到她的臉上,以及以何種模式來進行——你可以事先來設計好,但你得將它付諸實踐,才能做出令人讚歎的畫面。動手去做,置身其中,電影就這麼搭建起來了。
西恩·貝克,《佛羅里達樂園》

“我們電影拍攝起來太困難”,這話每個人都會說,大家也都膩了。但我不得不說,它的拍攝過程真的異常艱難。我們拍的是35mm,在烈日下取景拍攝,要抓住孩子能夠投入拍攝的有限時間,並且對於我來說,拍攝周期真的太短了。每一天都在出現新的問題,而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電影最終的一整組鏡頭。儘管它在腳本里都已經設定和規劃好了,但我要做的是如何掌握節奏以及定準基調。想要弄清楚哪些是需要保留的,哪些是不需要的,這本身就很不容易。所以這就用了幾天的時間。我本來想要用5天的時間來拍攝這個整組鏡頭,但由於經費問題,我就只有兩天半的拍攝時間。對我來說,這真的太不容易了。
格蕾塔·葛韋格,《伯德小姐》


我們在電影中間設置了一個音樂劇。在製作前,有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我們要如何在日程緊湊以及經費緊張的情況下拍攝一出完整的音樂劇?”我說:“我不希望把它打造成為一個精美的音樂劇,我希望它就和你在高中時排練的音樂劇一樣,更不需要它像《歡樂合唱團》那樣。我的一個朋友康納·密茨凱維奇(Connor Mickiewicz)特地從薩克拉門托趕到我們的拍攝地洛杉磯,我們和主演們用六個小時的時間完成了四段音樂劇的拍攝。他是薩克拉門托的戲劇老師,對於這樣的排演形式他早已駕輕就熟。我們用了一天的時間來做規劃,幾天的時間來排練,並在一天內完成了所有的音樂場景的拍攝。我們上演了一出迷你音樂劇,還讓西爾莎·羅南跳了不少方形步。
托德·海因斯,《寂靜中的驚奇》

兩個男孩兒,Ben(奧克斯·弗格雷 飾)和Jamie(賈登·邁克爾 飾)第一次相遇的場景就設定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里展示狼群的櫥窗前,儘管博物館允許我們在裡面拍攝,但是卻不允許我們晚上把設備留在那裡,因此,我們每天都要把設備搬進去再搬出來,這也給我們的拍攝造成了很大的困難。除此之外,因為博物館的規定,我們只能在周末拍攝,我們連續拍攝了四個周末,每次兩天——其餘的場景我們會在工作日拍攝完成。因為我們劇本上有5頁的場景都需要在那裡拍攝,而且這些內容對整個電影的走向起著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並且都是近景拍攝,因此我們在那裡進行了大量的拍攝工作。在戲中,Ben是一個失去聽覺但是能說話的男孩兒,而另一個男孩兒傑米Jamie因為曾就讀於20世紀70年代紐約市公立學校,因此能夠用手語交流,而Ben卻沒有學過手語。他們為了彼此能夠交流,想了各種辦法。於是,每次Ben說話的時候,Jamie都要記得寫下自己的回答,兩位男孩得記住大量的對話,對於他們來說工作量很大。
理查德·林克萊特,《最後的旗幟》

有一場戲是給博士(史蒂夫·卡瑞爾 飾)的兒子舉行葬禮,我們當時是要在墓地拍攝完成,但因為要有很多移動拍攝的部分,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保證整個場景的基調準確無誤,這就使我們的拍攝變得異常艱難。除此之外,因為情節設置,我們還要經過批准,才能夠拿到折旗的權利。旗在摺疊后只露出藍色的星星部分。如果疊對了,外面就只剩13顆星來代表最早建國時的13塊殖民地。它就變成一個小三角形,沒有象徵流血的紅色部分,只有藍色。這是最理想的摺疊效果。要不然,你就都要重新做一遍。它需要多鏡拍攝,如果沒有疊出來,就要把它展開,找到恰當的摺疊方式,然後再繼續。這無關乎時間,而是想要最終能夠呈現出完美的效果。而當你一旦涉及到軍事的相關情節時,你就真正會明白精確的意義。也許正像這個世界一樣,你在一點一點的使它變得正確。
迪·里斯,《泥土之界》

最難拍攝的場景發生在影片的開頭,也就是在為Pappy挖墓穴的那一場戲。由於我們選址拍攝的場地,地下水位較高,不利於挖掘墓穴,給我們影片的實際拍攝造成了很大的困難。而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保持悲傷肅穆的情感基調,並且在後期處理得更為得當。而這個場景所展現的就是整部電影的主題:我們既可以選擇埋葬我們的歷史,又或者去埋葬一種存在於世的方式。而對於我們來說,如何把它準確地體現出來就變得尤為重要。由於天氣原因,我們不得不輾轉多天,進行數次拍攝。為了烘托氣氛,我們需要陰天,我們需要灰色,我們沒法在天氣晴朗的環境下進行拍攝。這是影片開場的第一個場景,它是主角出場的鋪墊,所以這個場景至關重要。除了坦克和私刑的兩場戲之外,墓地的拍攝對於整個電影的拍攝和製作來說,是最艱難的部分。
安迪·瑟金斯,《一呼一吸》

在我們第二天啟程去南非拍攝之前,我們在英格蘭拍攝的最後一天真的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們把拍攝時間盡量壓縮,因為我們只有25分鐘去拍攝那場最關鍵的戲:夕陽西下,當一家人齊聚在山坡上,而羅賓(安德魯·加菲爾德 飾)卻要告訴他們,他即將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此刻我正在和攝影指導羅伯特·理查德森(Robert Richardson)一起研究如何拍攝,而安德魯此時已經等待了六個小時,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排練。我們必須直接投入拍攝。然而最終,我們做到了,最後呈現的拍攝效果很棒。一鏡到底,至多就兩次。無論如何,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刻的拍攝著實讓人驚恐萬分。
喬·賴特,《至暗時刻》

溫斯頓·丘吉爾(加里·奧德曼 飾)與他的戰時同盟的首次會面就是10頁的對話;那場戲里需要17個人圍坐在一起討論。對於電影製作來說,這看起來似乎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對於身為導演的我來說,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把這一組鏡頭塑造成一段張力十足、充滿戲劇衝突的電影片段。為了那場戲,我們緊張地拍攝了三天。但是我們在那個房間卻足足待了兩個星期。我們在那個房間裡面進進出出,整個房間除了戲就是戲,儘管辛苦,但演員們都非常支持,沒有一絲抱怨。我們一點一點地拍攝,在加里的領導下,劇組的每個人都加入其中,參與創作。後來在剪輯中,我很幸運能與Valerio Bonelli合作,我們會一遍又一遍地回看每一場戲。 當某一場戲通過的時候,我們高呼“太棒了”,然後在重新回看的時候,又說“這不行”。我們會一遍一遍地回看,直到剪輯出我們真正想要的鏡頭。
翻譯:王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