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碎」后，德國媒體展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
2018年12月22日，德國科隆，名記雷洛蒂斯「假新聞」事件后，上市的新一期《明鏡》周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錢伯彥 陳英
“假新聞（Fake News）”——這是川普給《紐約時報》和CNN等美國主流媒體貼上的標籤。如今，在大西洋彼岸的德國，一向以敢說真話、不畏強權著稱的《明鏡》周刊（Der Spiegel）也禍起蕭牆，落入了假新聞的漩渦。
在德國大學新聞學課堂的緒論課上所要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是，一家優秀媒體的評價標準是什麼？德國人給出的三項標準是：自由、獨立和批判（Frei, Unabhaengig, Kritisch）。但一位記者把基本的誠實（Ehrlichkeit）拋到了腦後。
2018年12月18日，一條打假新聞迅速刷遍全德各大網站：《明鏡》周刊著名記者克拉斯·雷洛蒂斯（Claas Relotius）涉嫌捏造多篇新聞報道，其中至少14篇刊登在《明鏡》上的專訪涉及大量偽造新聞材料，其餘四十餘篇報道也在某些報道細節上被懷疑有誇大之嫌。作為自由撰稿人，雷洛蒂斯在過去數年間也曾經給其他媒體供稿，其中至少11篇報道為偽造，涉及媒體包括《南德意志報》、《世界報》、《時代報》等著名德國老牌報紙。
造假醜聞：重創明星周刊
“青年才俊”曾是用在現年33歲的雷洛蒂斯身上的關鍵詞。自2011年碩士畢業之後，雷洛蒂斯就成為《明鏡》周刊的特約記者，2017年更是升任《明鏡》編輯。憑藉四次“德國記者獎”（Der Deutschen Reporterpreis）、2014年CNN年度記者、瑞士青年記者獎（Schweizer Medienpreis für junge Journalisten）以及奧地利雜誌獎（Österreichischen Zeitschriftenpreis）等重要獎項，雷洛蒂斯年紀輕輕就取得了許多同行一生不可企及的成就。
“他的工作（成就）讓我們很難喜歡他，”一位同事在接受德媒採訪時表示，“他的報道太完美了，讓人難以相信是真的。”
“完美”也許就是雷洛蒂斯給自己戴上的枷鎖。在與《明鏡》副總編德克`科布維特（Dirk Kurbjuweit）的最後一次工作對話中，雷洛蒂斯坦言：“我不想搞個大新聞，我只是害怕失敗，我越是成功，我越不允許自己失敗。”會談后，雷洛蒂斯主動宣布辭職並承諾歸還所有記者獎項，之後便再沒出現在公眾或同事的視野里。
雷洛蒂斯離開了，但《明鏡》丟失的聲譽卻難以重塑。12月19日，《明鏡》總編烏爾利希·費希特納（Ullrich Fichtner）宣布成立特別委員會對六十多篇涉嫌造假的報道進行深入調查，除此之外，費希特納還要回答更嚴肅的問題：為什麼這件事偏偏發生在《明鏡》？雷洛蒂斯又是如何騙過了號稱歐洲審稿最嚴的《明鏡》的呢？
“雷洛蒂斯近十年來都逃過了審核，這讓我們感到難堪，說明我們內部組織架構需要立即改進，”費希特納在給全體《明鏡》員工的公開信中寫道，“自從1940年代創刊以來，《明鏡》所秉承的價值觀還從未如此受損。”
德媒自危：編審制度失效
如何避免假新聞再次出現，這不僅是費希特納所領導的委員會關切的問題，也是所有德國媒體關心的問題。雷洛蒂斯不僅騙過了《明鏡》，他在全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南德意志報》刊登的兩篇專訪最終也被證明為徹底偽造。讓人擔心的是，誰又能保證全德國只有一個雷洛蒂斯呢？
費希特納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繼續加強審核制度，除了交叉審核之外，最關鍵的一項舉措是要求每個記者的採訪都需要有攝影記者陪同。
更嚴格的審核制度能否杜絕偽造的假新聞？曾與雷洛蒂斯合作的胡安·莫雷諾（Juan Moreno）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作為第一個發現雷洛蒂斯造假的“功臣”，莫雷諾過去一年內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許更能反映《明鏡》內部深層次的問題。
“在我給主編寫郵件表達我對他（雷洛蒂斯）的懷疑后，主編找我談過話，”莫雷諾回憶說，“我和他之間一定有一個人在說謊，而那個人是會承擔後果的。”當時在莫雷諾看來，最後承擔後果的應該會是自己。
儘管同在《明鏡》任職，雷洛蒂斯年紀輕輕就已經是明星記者，而46歲的莫雷諾卻仍然只是個合同工（註：即一年一簽的“臨時工”，德國一般情況下都是終身雇傭合同）。本來莫雷諾只是把表達懷疑的郵件寫給了主編，但很快整個部門就收到了來自雷洛蒂斯的申訴郵件。最終莫雷諾選擇息事寧人，他無奈地表示：“那時我不敢和任何同事說我和雷洛蒂斯有嫌隙，我需要這份事業，畢竟這個圈子太小了。”
莫雷諾透露，在和雷洛蒂斯共同撰寫新聞稿時，兩人從未見過面，而僅僅通過兩次電話，其後文筆出色的雷洛蒂斯負責終稿的潤色工作。最終由莫雷諾的真實訪談和雷洛蒂斯的虛假特寫合成的終稿，若非對報道背景十分了解的專業人士，普通編輯幾乎不可能發現其中的疑點。
“雷洛蒂斯太聰明了，他知道《明鏡》內部審核的每一個流程，”時至今日，莫雷諾依然對雷洛蒂斯的天賦表示肯定。“在他的申訴信中，他甚至出示了他和當地政府機構的郵件記錄以及他拍攝的視頻記錄。”最終，細心的莫雷諾在視頻中的汽車反光鏡中發現拍攝者並不是雷洛蒂斯本人。
德美論戰：事態被政治化
《明鏡》作為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雷洛蒂斯造假案的影響很快就超出了事件本身。第一個傳媒界之外的指責聲來自美國駐德大使。造假案被披露的次日，美國駐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就致信《明鏡》周刊主編：“美方嚴正關切事態的發展，因為雷洛蒂斯造假的數篇文章中都涉及了美國內政和外交政策。”
除了要求德方透明、公正地調查此案外，格雷內爾還表示：“我們顯然是（德國媒體）偏見的受害者，自從川普總統就職以來，《明鏡》周刊上反美立場的報道明顯增多，如今這一趨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在信的結尾，格雷內爾更是將矛頭直指《明鏡》高層：“顯然這位記者如此供稿，僅僅是因為（雜誌社）高層要求他這麼做。”
一向對政府機構不甚友好的《明鏡》馬上將格雷內爾的私信公布上網，副總編科布維特更是針鋒相對地給美國駐德大使館公開回信：“我們批評美國總統不代表我們持有反美立場，我們的批評只針對坐在白宮裡的那個人的政策。《明鏡》內部對美國沒有任何偏見，美國曾經幫助過德國很多。我們欠那些在虛假報道中被污名化的人們一個道歉。”
雷洛蒂斯此次東窗事發的導火索是一篇名為《邊境獵人》（Jaegers Grenze）的報道，報道詳細生動地描述了美國是如何在美墨邊境部署軍力以防範移民的。雷洛蒂斯作為該文的第二作者向莫雷諾提供了大量採訪內容和視頻文件，正是這些內容引起了莫雷諾的懷疑。莫雷諾為此自費前往美墨邊境與“受訪對象”進行內容確認，最終證明雷洛蒂斯其實從未進行過採訪。
此外，雷洛蒂斯在2017年撰寫的一篇名為《小城中》（In einer kleinen Stadt）的作品也被視為帶有強烈“反美”色彩。在文中，雷洛蒂斯試圖通過刻畫一座美國鄉下小城的群像畫來解釋，為何美國大多數農村人口都投票給了川普：從田野里“墨西哥人滾蛋”的標語，到鄉間小學要求學生臨摹川普的海報——當然，這些都是虛構的。
業內反思：批評與自我批評
除了來自美國的質疑，雷洛蒂斯事件更是沉重打擊了德國主流媒體的信譽。
“騙子媒體，就如同我們所知道的一樣。”《南德意志報》網路版相關報道下方獲“贊”最多的評論反映了當下傳統媒體在人們心中的“不良形象”。類似觀點也出現在了德國右翼民粹政黨選項黨（AfD）政客的口中。雷洛蒂斯案被選項黨政客視為傳統媒體無能的鐵證。
《德國之聲》發表評論文章稱，雷洛蒂斯事件是對真相的背叛，在當下民粹主義者大肆攻擊媒體及民主的時代，這尤為危險。專欄作家桑德拉·彼得斯曼（Sandra Petersmann）撰文稱：“在全球性的無秩序開始佔上風、讀者對複雜問題更渴求淺顯答案的當下，我們記者更不能變成觀念的販賣者。媒體和公眾交流的唯一媒介就是可信度，無事實不成交流，這種交流也是民主正常運作的要素之一。”
彼得斯曼承認，行業現狀對雷洛蒂斯事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涉外獨家報道是這個領域的王冠，即使是《明鏡》也迫切需要這些明星記者的重量級報道來裝點門面，”彼得斯曼寫道，“對於獨家性、快速性以及觀點鮮明程度的渴求是會上癮的，雷洛蒂斯的成功會被視為《明鏡》的成功，但報道的極致卻不能與真相劃上等號，所有審核機制在此次事件上全部失效絕非偶然。”
同樣刊登過雷洛蒂斯造假訪談的《南德意志報》刊文稱：“對於《明鏡》和整個行業來說這都是災難。記者賴以為生的就是讀者的信任。在這個‘假新聞’成為關鍵詞的時代，可信度對於記者而言是生死攸關的話題。如果公眾無法信任媒體，動搖的將是民主的基石。記者的任務是給公眾展現世界的畫面，如果連記者都撒謊，那麼世界都將是不真實的。”
《南德意志報》專欄作家安尼特·雷梅爾斯伯格（Annette Ramelsberger）更是對記者群體提出了質疑：“記者在外採訪往往獨身一人，缺乏來自社會和同事的監督。在學校里每個記者都會學到：如果你說美國總統的壞話，第二天什麼事情都沒有；如果你揭當地市長的短，第二天市長就會來敲門。”
雷梅爾斯伯格指出：“不少記者內心深處把自己看得比採訪對象更重，有時甚至視獎項比社會問題更重，畢竟編輯和讀者都喜歡一個好故事。但記者這個職業的聲望和記者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其實比文字本身更重要。”
作為此次雷洛蒂斯事件中為數不多的倖存者，德國《時代報》刊登的兩篇雷洛蒂斯的文章目前仍未被發現有造假之處。《時代報》負責審核和數據管理的波爾克·馬尤斯基（Polke-Majewski）相信，進一步完善審核機制能夠有效遏制虛假報道：“在網上搜索被訪者的信息、要求出示採訪時的錄音或錄像、提供被訪者的聯繫方式甚至是採訪地點的最新衛星圖，都會加大造假的成本。當然團隊合作是更加可行的方案，多人的採訪和調研隊伍之間的交流所帶來的好處不僅止於防止造假。”
但馬尤斯基也承認，審查機制依然有失效的可能，畢竟雷洛蒂斯的確給《明鏡》出示了訪談記錄和影像，儘管這些都是偽造的。“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如今的報道形式是否仍有效？在報道中突出社會矛盾是否必要？通過報道以期在讀者腦海中呈現一幅生動的畫面，這個目標是否有必要？”馬尤斯基補充道：“編輯和記者之間的合作模式也需要改變，記者應當有權自主決定，在消息來源不確定時放棄獨家報道甚至可以選擇不發稿。”
《漢諾威彙報》（HAZ）總編亨德里克·布蘭特（Hendrik Brandt）在呼籲公眾不要因雷洛蒂斯案而對所有媒體從業者喪失信心的同時，也對整個行業提出了批評：“在對媒體充滿懷疑的一年過去時，由雷洛蒂斯事件劃下句號真是諷刺。就在幾天前，充滿虛偽的委員會還給雷洛蒂斯頒獎，這和大眾尾氣門一樣。”
“雷洛蒂斯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偽造的，甚至讓人懷疑審核的專業性存在與否，”布蘭特在專欄文章《記者望向鏡中》中寫道，“《明鏡》如果僅把雷洛蒂斯掃地出門是不夠的，這隻會給公眾加深一個錯誤的印象：辭藻比細節更要緊，觀點比事實更重要。”
專註於商業和科技報道的《商報》對於《明鏡》的批評則更加尖銳。記者彼得·西本哈爾（Peter Siebenhaar）在一篇評論中指出：“在數字化時代，人們寫一手好文字已經顯得多餘，但在媒體行業卻依然重要。雷洛蒂斯就能寫一手好文字，因此他拿獎就像收集郵票一樣容易。雷洛蒂斯的漂亮文章（美墨邊境的報道）所服務的，其實是德國人對美國人和川普的偏見；而他那篇關於希特勒反抗組織最後倖存者的專訪，所服務的其實也是對東德地區新納粹的不滿情緒。當取悅讀者的目的壓倒報道本身時，這自然不是巧合。”
“說出事實”（Sagen, was ist）是《明鏡》周刊的座右銘，但如今，似乎是出於對民粹主義的恐懼和不適應，越來越多傳統媒體似乎變成了“說該說的”（Sagen, was sein soll）。
在一篇專欄中，《世界報》主編奧拉夫·格瑟曼（Olaf Gersemann）對《明鏡》和整個行業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
如果雷洛蒂斯關於美墨邊境的文章最終想表達的是川普聰明、和善，這篇文章還會被發表么？在美國問題，特別是在川普的問題上，《明鏡》是否把自己困死在了預設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里？太多類似觀點的文章，是否已經讓新聞報道變得像“狗咬人”一樣無聊，而不得不靠虛構的內容來賺取眼球了呢？
（本文作者為界面新聞德國特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作者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