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是處？美聯儲內部經濟學家質疑量化寬鬆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美聯儲縮表在即，對量化寬鬆（QE）效果的質疑和評判仍在繼續。

從2009年開始，美聯儲通過三輪量化寬鬆大量買進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推高到4.5萬億美元，這場超常規的貨幣試驗還在全球引發了效仿。

現在，外界普遍預計美聯儲將於當地時間周三（20日）宣布開始緩慢收縮資產負債表，這意味著實施了近十年的量化寬鬆將悄然退出。

量化寬鬆的邏輯是，央行通過買入債券降低長期利率，引導企業等擴大借貸，從而促進開支、創造就業，最終推動經濟增長。就在上個月，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還在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上宣稱，量化寬鬆無論對美國還是歐元區都是“成功的”，通過“提升經濟和通脹”讓經濟體變得更加穩健。

不過，一些經濟學家並不這樣看，甚至包括美聯儲內部的經濟學家。CNBC 19日報道稱，過去近十年，股票價格的確被推高了，然而經濟似乎並沒有多大起色，美國GDP增速僅僅略高於2%，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擴大、收入增加緩慢，而通脹一直低於美聯儲2%的目標。

文章援引聖路易斯聯儲經濟學家Stephen Williamson的最新一篇研究稱，美聯儲兩大目標——提升通脹和促進經濟增長——都沒能在量化寬鬆項目下得以實現。

 “評估貨幣政策的效應很難，哪怕是在傳統利率政策下，”Williamson寫道，“關於量化寬鬆，有很多理由懷疑其是否實現了所宣傳的目標，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提出有力證據，說明量化寬鬆實際上是有害的。”

Williamson將美國與最早實施量化寬鬆的日本做對比發現，量化寬鬆后資產價格攀升了，通脹卻依舊低迷，儘管失業率已經從金融危機爆發時的10%降到了現在的4.4%，創下了近16年的低點，但美國通脹水平頑固停留在2%以下。

接著，這位經濟學家將加拿大列為比較對象。加拿大沒有實行量化寬鬆，與美國和日本相比，經濟狀況區別不大。在美聯儲剛開始引進量化寬鬆的時候，三國的基準利率幾乎都在接近零的水平。現在，加拿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規模佔到GDP的5.1%，而美聯儲資產負債規模與GDP的比重達到了近24%。

“如果量化寬鬆在刺激整體經濟活動方面是有效的，那麼我們應該看到，自金融危機后，美國的經濟表現相對加拿大應該是積極的……（然而）從2007年到2016年第四季度，兩個國家的實際GDP表現沒有多少差別，”他寫道，“事實上，相對2007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到2016年第四季度的實際GDP增長，比美國同期的實際GDP增長高出了2個百分點……儘管加拿大的貨幣政策相對沒有那麼寬鬆。”

因此，他總結道，從上面兩個案例來看，量化寬鬆既沒有推高通脹，也沒能提升實際經濟表現。

不過，量化寬鬆引發的最大爭議是，這一非常規貨幣手段所展現的分配效應上。

倫敦投資管理公司Acheron Capital創始人Jean-Michel Paul近日在彭博社撰文指出，量化寬鬆帶來了很多決策者沒有預想到的後果。

從2008年到2015年，全球可投資資產名義價值增加了約40%，而背後實際的資產價值沒有多大變化。他說，資產價格的膨脹導致了“殭屍公司”的激增，因為公司不願再繼續為了追求資本正回報創造收益，而寧願選擇重組。另外，在擁有大量資產的富人變得越來越富裕的同時，依靠工資和儲蓄生存的中產階級成了受害者，因為可投資資產價格越來越昂貴，他們的工資增幅卻不高，因此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了。

投資分析師、金融工程師Victor Xing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將第二種情況描述為量化寬鬆的“分配效應”。不過，他指出，決策者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影響，但他們認為，量化寬鬆對經濟總體的好處多於這些壞處。

他進一步分析稱，量化寬鬆因此也促進了民粹主義的崛起。“危機后資產價格飆升，幅度超過了平均工資增幅，無疑給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以及擁有資產不多的個人帶來了負擔，”他寫道，“不平等增加因此導致不滿，讓反建制政治候選人崛起。”

反過來，當選官員為了響應這些民粹聲音，可能會支持諸如“直升機撒錢”等再分配政策，從而威脅到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甩掉這個“政治包袱”也被視為美聯儲選擇在此時縮表的部分原因。在美聯儲主席耶倫即將離任、美國總統川普將任命大部分美聯儲官員的情況下，現在就定下縮表計劃，將會讓未來領導人更難扭轉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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