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圈「催賬」眾生相：國企強勢，私企激進，個體無力
作者/霍青城（實習生沈青茁亦有貢獻）
2018經濟下行，影視寒冬，投資變得謹慎，熱錢迅速消退，各家公司應收款項的回款進度變得明顯吃力。娛樂資本論走訪發現，影視行業內，從國企到私企再到個人，“催賬”已經成為年末主流，而因“催賬”主體不同，中國特色再一次貫穿其中。
其中穩如泰山的某國有影視公司，開始破除對電視台公信力的幻想，將二線以下衛視拖欠方均納入訴訟名單，並強硬地堅持“本金一分不能少”。本以為會陷入一場一場惡戰，沒想到效果居然出人意料的好。其催賬團隊的核心人物對行業未來十分看空，認為現在不要賬，過段時間怕是人都沒了。“5大一線衛視也將出局2家，公司以後都不怎麼再做這門生意。”
行業內更多的小型私企，因為熟人業務居多，“人情”成為他們催賬過程中最難邁過去的檻兒。經過軟磨硬泡，一些私企拿回三、五折拖欠款已是感恩戴德；痛定思痛，今年開始很多乙方私企不再願意墊付款，同時將“利潤”提前做進了預收款。另有一些私企不信賴法院的判決，要不回賬款便轉身寄希望與第三方“催收”團隊，催收手段徘徊在法律邊緣。
而被拖欠賬款的個人，則是影視行業中最無力的群體。其中有人深陷行業“拖欠”潛規則，無力抵抗群體的壓力，認為合同從來只是擺設，上綱上線起訴的人只會被認為“不懂事”；有人天然信賴大平台，未簽一字，最後他們只能暗自叫苦或破口大罵。
“若不是迫不得已，誰不想道貌岸然？”一位在圈中沉浮多年的音樂人士感慨，“首先你要活下去。”
“2018、2019兩年，
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催賬”
“除了一線衛視那5家，其他電視台都有可能列入我們的訴訟名單。”
行業內對電視台的公信力一直持有迷之信心，認為政府最終會為其兜底，甚至有的製片方連合同都不簽，覺得“只要播了，就不怕不給錢。”2017年底，這種“電視台不倒”的意識在東部發達省份的一家國有影視上市公司內部被徹底“瓦解”。
“舊賬未平新賬又起，越積越多，你會發現那些電視台永遠沒錢，已經達到我們忍受的邊界了。而且影視寒冬嘛，你得看看自己口袋裡有多少錢可以挨過去，只掛在賬上肯定不行。我們的賬齡很多在3年以上，換民營企業早就瘋了。”
上述國有上市公司工作了8年的法務人員秦朝（化名）告訴小娛，“催賬”已經上升到了他們公司的“戰略”層面，今年年初公司內部就由法務部門牽頭，財務和業務團隊配合，組成了催賬小組。“2018年初到現在已經處理了10幾個案子，2019年的案子預測會更多，2018、2019兩年，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催賬。”
秦朝一直強調他們的催賬手法很和平，走法律途徑，效果居然出人意料的好，90%都調解成功。“這主要歸功於當時簽訂的合約，即還款事項清楚、違約責任清楚，都是沒有爭議的事實，我們沒有輸的可能。而且電視台領導看重臉面，不想鬧大，開庭之前就都調解了。”
“當然我們不會突然就把人家告了，前期得溝通好。”秦朝向小娛分享了他們“催賬”的具體步驟——首先就是找到當時業務的對接人，秦朝這邊帶著人去登門拜訪，找對方當時的負責人，提前支會他們準備起訴的打算，談一談賬款該怎麼還；談完回來之後，就把談話的內容整理成書面形式，發公司函或律師函；對方要是沒動靜，下一步就是法院傳票。
“談判過程都很和氣，甚至雙方業務人員私交好的話，對方一開始就會鼓勵我們去起訴，因為電視台資金有限，外面一群討債的，有的是口頭說，有的是電話催，有的是起訴，那肯定會緊著起訴的先還錢。”秦朝告訴小娛，起訴成為了他們對電視台催賬的“套路”，這也可以理解為雙方員工的“合謀”，因為是電視台是國企，欠款的是單位，而工作人員只是履職。
收到法院傳票后，對方至少會派副主任級別的人過來跟秦朝公司談調解，雙方會把還款協議寫清楚，包括還款期限、還款金額、還款形式。“周期短的話，我們甚至可以在利息和滯納金方面讓出空間，但本金一分不能少。談完之後，把協議給法院發過去，法院出調解書，我們雙方簽字。”
從事法務工作多年的秦朝，著重強調了是庭外“調解”而不是私下“和解”，二者的區別是，前者確定的數字具有法律效應，不履行可以申請強制執行。“所以訴狀是一定要遞的，按照法律程序走。現在連某西北邊境省台，完全靠財政撥款的，那麼困難都在按期給我們回款。”
秦朝總結自己這一年的“催賬”工作為頗有成效，手頭上的案子，最短1、2個月，最長半年，都會有確定的消息傳來，公司應收賬款那一項終於不再是個“問號”。同時他也慶幸公司年初的戰略決策，在跟各家電視台談判的過程中，秦朝明顯觀察到了各台因債務被起訴案件的突增。“以前跟電視台打官司想都不會想，現在明顯到了巨變的一個臨界點。”
“二線及以下的電視台都存在明顯的生存危機，2019年之後我對一線衛視都不看好，至少2家要出局，形成跟視頻網站一樣的三足鼎立局面。”秦朝無奈地對小娛說起一家電視台提出過要融資還債的想法，而融資的成本則需要債權方也就是秦朝公司來承擔，秦朝只感覺到了一種末日般的荒誕，“拿什麼去融？憑什麼要債權方承擔融資成本？”
滾滾寒流，勢不可阻擋；身處其中，現金為王。秦朝認為現在的影視公司最重要的就是捂住口袋，活下去，“催賬”應當迅速且積極。“這一輪寒冬過來，未來2-3年不知會有怎樣的巨變，不知又會淘汰掉多少企業，現在不催，過段時間恐怕人都沒了。”
秦朝想起了曾經的互聯網影視版權分發巨頭“盛世驕陽”，公司與之還有幾筆賬未清。誰能想到5、6年前的還是網路發行第一的“盛世驕陽”，1-2年就被“優愛騰”全線超越，現在已完全沒了蹤影，而秦朝公司與之未清的賬，也就徹底成為了壞賬。
“把應收賬款轉為法人欠條，然後上手段”
都感覺到了“寒意”，但與秦朝所在國企相比，明顯一些私企的處境更難，有些拿回三、五折應收賬款的就已感恩戴德，有些追著追著，債務人索性消失，最後只好放棄。
小娛走訪了幾家民營影視娛樂公司，業務涵蓋綜藝直播、音樂演出和娛樂營銷等領域，這些公司都在今年遭遇到了比以往更嚴重的拖欠款行為，而其中因業務多涉及熟人關係，所以是否要撕破臉成為他們在“催賬”過程中最為糾結的一點。
“欠款我認，但就是沒錢，我還拖欠了別人很多錢！”從年初開始催賬，直到最近聽到十幾年來的好友兼合作夥伴說出這句話，紀岷聲（化名）非常惱火，語氣十分激動，“話都說到這份上了，還能怎麼辦？就是沒錢你能把他怎麼辦？”
紀岷聲的公司涉足綜藝直播領域，是跟著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公司，主要業務在海外，本以為可以躲過國內的經濟寒流，但業務彎彎繞繞的很多都跟國內有關。“國內母公司的現金流斷了，設在國外的子公司根本沒有支付能力，這種現象從年初開始就很明顯。”
紀岷聲告訴小娛同行的情況都不怎麼好，尤其是一些做大型綜藝的，模式分為全包和承製兩種。全包模式下的公司，很多因投資方或平台或廣告商的資金沒到位，今年難以為繼；承製模式下的公司多涉及三角債，全案方的資金沒到，承製方自然也拿不到錢，催賬變得複雜。
“我知道的一些同行，因為預期很差，能拿回應收款的三、五折就很感恩戴德了。只要對方願意給錢，一般我們都會答應打折，就感覺跟從天上撿回來的一樣。”紀岷聲對小娛感慨，很多被拖欠的同行已經發不出工資。
到了2018年，紀岷聲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體驗就是“驗收界定”非常難。文化類服務或者產品，往往會界定一些技術指標或者KPI指標，但有時會因雙方理解不同，驗收時會產生較大分歧。“今年看到很多最後驗收無法達成一致的案例，對方就不願意付錢。”紀岷聲認為這種現象本質上是“不想付錢”的問題而不是“產品質量”的問題。
最近紀岷聲已經無法忍受沒有一點回款的日子，準備回國看看發起訴訟。“起訴之前我們還會在跟對方溝通，真的是這麼多年老朋友，一直互相幫襯，不想鬧成這樣。”此外，得益於上半年回款特別慢的教訓，紀岷聲現在做業務會把“利潤”提前算進預收款中，尾款成為後期的“驚喜”，做好了要不回來的準備。
做高預收款比例的還有從事營銷諮詢的周小川（化名）。周小川的公司類似於公關公司，是市場上的乙方，今年三季度開始周小川明顯感覺到各類甲方公司現金流吃緊，各乙方同行開始不願意再墊款。“以前都是甲方主動喊我們去拿錢，今年開始就變成我們催了。”
四季度開始，周小川公司新進來的業務，都會提前預收70%-80%的項目款，尾款不能保證收回，但要保證公司不會虧損。“我們一單下來也就10個點的凈利潤，像以前一樣預收50%，尾款收不回的話，那麼起碼要三單才能回本。”
周小川本人一直注重跟甲方的關係維護，說話頗具“江湖義氣”，在行業里十分吃得開。今年公司被拖的款項，項目經理要不回的，最後他“刷臉”幾乎都要了回來，但經此一役，周小川開始注重前期業務選擇的風險。“像影視圈的土老闆特別多，很多都是一鎚子買賣，現在我們不接影視圈的生意，互聯網公司和快消公司就還好。”
至於起訴，周小川從未想過，“雖然會有一點用，但以後還要在行業里混，不過最主要的是我把錢都要回來了，現在現金流比什麼都重要。”
紀岷聲和周小川的催賬方法還處在顧及“人情”的文明階段，在音樂演出市場沉浮了4年的重樓（化名），熬過了2016和2017兩年的市場不景氣，2018年慘淡的業務量則讓他走上了“黑化”之路。“若不是迫不得已，誰不想道貌岸然？2018年就是我的轉型之年，催賬！”
重樓對法院的判決持有先天性懷疑，也對自己簽的合同不自信，“私企太多人情往來了，簽約的時候不可能像國企那樣把違約責任寫的那麼清楚，不然別人都不跟你玩了。”重樓認為自己手裡的簽那些合約，拿到法庭上也只會被判成“經濟糾紛”，而不是“欠款”。
重樓解決問題的方式是跟債務方協商，打折或延期，把“應收賬款”轉變為“法人欠條”。“這樣就從經濟糾紛的關係轉化為了個人間的借貸，然後就可以上手段了。”重樓所謂的手段，即委託第三方“催賬”公司對欠款個人進行“灰色”催收，包括情色陷進、東北光頭隊、大媽隊伍製造噪音、蹲點代駕、艾滋病人圍堵等方式。
“情色陷進就是請債務人去夜總會，雇倆女孩去挑逗，旁邊安排盯梢的拍照、錄視頻，然後拿著材料威脅他家人；東北光頭隊就是雇一群東北大漢把人帶走，綁起來，找個高橋，讓他大頭朝下做個蹦極，24小時內放人；大媽就是雇一群退休女工，一起去公司或家裡鬧，她們嗓門大，你還不能打，效果非常好；蹲點就是在債務人晚上吃飯的地方當專車司機或代駕，搶他的單，上車后直接帶走或者製造酒駕；艾滋病人就是拿著針管去他家堵門。”
重樓向小娛透露，以上手段都是組合拳，一般2個下來，債務人就會老實還錢。催收團隊收取的傭金比例會視催債難易度而定，如果是應收賬款催回來的，難度較高，催收團隊會收取40%的提成；如果是法人欠條，難度較低，就是20%-30%的提成。
“這個行業江湖哥們不少，不怎麼正規，我合伙人還因P2P詐騙進去了，其他還有很多債務人，今年就直接消失了，我都放棄了。”重樓對音樂演出市場極度看空，他認為這行業火的太快，消退的更快，都是一群“唯利是圖”的人，同行今年沒有融到資或合作廣告商的大多選擇了退出，“這個市場都快沒了。”
重樓不久前接到TFboys演出的合作意向，而這更加重了他的悲觀情緒。“三小隻的演出都開始問我們這些二線城市的演出服務商了，這在以前哪輪得到我們？”
“告他就是你幹活的不懂事，這就是中國人的邏輯！”
寒流之下，相對於國企強勢起訴、私企老闆各顯神通，個體的聲音成為了最無力的吶喊。
“我們這行拖欠是常態你敢不敢信？”在影視圈從業6年的李芊芊（化名）提到行業里的拖欠現象情緒頗為激動，目前她已經從一個不知名的小編劇奮鬥為了有代表作的成熟編劇，但拖欠款現象在她身上並沒有明顯減弱，到了今年年底更有些心灰意冷。
“從業第一年我戲稱自己叫‘李白乾’，後來有了作品，才敢提要求先給定金，但定金基本在3000左右，我就喊自己‘李三千’。”李芊芊告訴小娛，催“尾款”是一件特別痛苦的事，完全抹開面子都不管用。“今年尾款基本不打算收回，我現在簽合同最多只肯留5%。”
李芊芊十分痛恨行業里的拖欠“潛規則”，認為合同就是擺設，很少有甲方按約付款。如她曾出過一本書，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版費早已超過合同日期，每次催賬對方必提大社信譽，但就是不給錢；今年上半年李芊芊合作了一個導演，事前說好先拿定金后動筆，但合同發過去卻被改的沒有定金一項，李芊芊找到製片人，態度堅持才改過來，而尾款已不打算要回。
“稿子只要交出去了，你就是弱勢的一方，儘管合同在手，但為了這點錢去打官司真不是中國人的作風，身邊的人都會說你上綱上線！他可以賴，但你告他就是你幹活的不懂事！”李芊芊忍不住破口大罵，“這就是TM中國的人邏輯！”
止損只能靠自己，因為體會到了行業的不靠譜，李芊芊今年回歸到了校園裡，當起了北影進修班的老師，這樣起碼能有一筆“固定的收入”。李芊芊對圈裡不滿的情緒逐漸被自己消解，“惹不起還躲不起？”但她課堂上的學生，在外做群演，最近時不時發來的群體性“催賬”截圖，還是會讓她情緒激動，“這個行業根本就無法可依！”
小娛另外還走訪了一些影視行業的自媒體人，他們今年接到的“約稿”單，不管服務的大廠還是小廠，都遭遇到了明顯的拖欠稿費現象，今年下半年尤甚。小娛經過跟一些公關人員（乙方）打聽，才知道公關公司今年都再不願意先行墊款，各家公司在“現金流”上卡的極嚴，只有甲方的錢到賬，才會給寫手發稿費。
“我10月份給百度寫的合作稿，現在都倆月了，問公關結果一點進展都沒有。跟去年的寫手問了一下，他們那會1個月內就能走完賬，現在連個時間預期都沒有。”童艾（化名）向小娛傾訴苦水，“感覺自己是只豬，任人宰割。”
與以上所有人不同的是，與童艾一樣的眾多自媒體寫手，在接單時往往沒有任何簽署過任何協議，只有微信上的隻言片語和語音通話（還沒錄音），起訴的話證據材料將十分薄弱。“更可氣的是，接單的時候憑著對平台的信任，也沒約定過具體付款時間，不好說他們是拖欠，更不好說他們違法。”
童艾只能給自己催眠，一如既往地相信從前“財大氣粗”的百度，並時不時跟當初找他約稿的公關人員聯繫，確定對方還在。“萬一他離職或被裁員了，我的賬怎麼辦？我真沒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