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古典或爵士樂？不，普利策給了美國現代流行樂一個機會
美國東部時間4月16日，第102屆普利策獎的獲獎結果揭曉，肯德里克·拉馬爾（Kendrick Lamar）成為了史上第一位獲得普利策音樂獎的說唱歌手。這個獎項往年向來由古典類或爵士類音樂人包攬，但拉馬爾此次獲獎完全實至名歸——他在2017年的專輯《Damn》中融入了很多自己對當代美國社會的感觸與思考。
肯德里克·拉馬爾憑藉自己2017年推出的專輯《Damn》獲得了普利策獎，相信讀到這則新聞時，人們的第一反應不是為什麼得獎的會是他，而是怎麼等了這麼久才把獎頒給他？
美國現代流行音樂誕生於60年前，期間它成長迅速，並發展出了多種不同的表現類型，毫無疑問，如今，流行音樂已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種藝術形式。雖然，像普利策這種嚴肅的獎項很少會把獎頒給後街男孩或克魯小丑（Mötley Crüe）這樣的流行或搖滾樂團體，人們對此也心知肚明，但在過去的70年裡，美國流行音樂人居然在普利策獎上掛零，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普利策在2008年把“特別榮譽獎”頒給了鮑勃·迪倫，又在2010年把這個獎頒給了已於1953年過世的漢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美國鄉村歌手），但“普利策音樂獎”這個主要獎項卻基本由古典音樂人包攬。歷史上只有三名爵士音樂人摘得這個獎項：Wynton Marsalis（1997年獲獎）、Ornette Coleman（2006年獲獎），和Henry Threadgill（2016年獲獎）。
其實長久以來，普利策獎給人的印象一直是特別古板而倨傲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概就是1965年的評獎鬧劇了。當年的評審團認為，當時的任何音樂都不夠格獲獎，於是打算把特別榮譽獎頒給Duke Ellington（非裔美國人，美國爵士樂史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以表彰他在過去50年間對樂壇作出的貢獻。這個決定雖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尚可以算是有理有據：畢竟在1965年，Ellington已經是公認的爵士樂大師，他創造了全新的音樂形式，把爵士樂融入了交響樂，並把爵士樂的地位提到了全新的高度，得以與數十年前那些“體面可敬”的音樂類型平起平坐。然而，最終普利策組委會卻拒絕頒發這個獎。後來一直到了1996年，普利策音樂獎才第一次有了一位非裔美國人得主，George Walker。
2004年，普利策新聞獎評委會主席Sig Gissler宣布將會“擴大評選範圍”，讓音樂獎不再僅局限於古典音樂領域；參賽者必須上交曲譜的規定也被取消。但儘管如此，在評委會所謂“多種多樣的美國音樂類型”中，流行樂似乎還是遭到了選擇性忽視。組委會隨後發布了關於音樂獎的官方聲明，把範圍放寬至“當代古典交響樂、爵士樂、歌劇、讚美詩、音樂劇、電影配樂以及其他音樂類型的優秀作品”，獨獨未提流行樂。
在普利策獎的嚴苛背景下，肯德里克·拉馬爾獲獎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突破。今年的音樂獎沒有頒給什麼披著古典樂外衣的電音作品，而是給了這位演唱會場場售罄、新專輯《Damn》銷量雙白金的嘻哈音樂人。話說回來，如果要在當代流行歌手中選擇一位來顛覆普利策獎，拉馬爾也顯然是最佳的選擇。
作為一名頂尖的說唱歌手，拉馬爾的作品情感豐富，充滿政治色彩，並且充分展現了黑人音樂的特點，這令他的音樂足以與20世紀70年代盛行的靈魂樂相媲美。此外，他成功證明，不需要刻意迎合大眾也能做出具有廣泛影響的音樂，他的音樂從不會低估聽眾的智商。他的音樂錯綜複雜而又矛盾零亂；他經常會從以往的經典黑人音樂中汲取靈感，把Chi-Lites和Outkast等黑人歌手那優美柔和的靈魂樂作為自己說唱歌曲創作的源泉——但聽眾卻基本不會在他的作品中找到這些經典之作的影子。
《Damn》這張貌似不迎合市場的專輯之所以在商業上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功，原因在於拉馬爾在作品中完美地融入了對當今時代的描寫和思考。他2015年的專輯《To Pimp a Butterfly》受到了前任總統奧巴馬的大力稱讚，拉馬爾稱，這張專輯里表現了很多對於社會政治的憤怒情緒，而新專輯《Damn》則要淡然許多——甚至表現抱怨情緒的歌詞也僅使用了“the pain in my heart carrying the burden for the struggle（不停掙扎所帶來的負擔讓我心中充滿痛楚）”這樣的溫和字眼——但《Damn》從不迴避，反而會強調當今存在的社會問題：黑人賦權、遊行抗議、特朗普的上任、暴力、煽動性的右翼言論等等。焦慮、渙散、不安——聽著這張專輯，令人彷彿重新回到了2017年。
有人說，《Damn》這張專輯獲得了普利策獎，這實在是與專輯中傳遞出來的信息相違背，這種說法究竟有幾分正確性先按下不表，但作為一個公認的考究而倨傲的獎項，普利策組委會把音樂獎頒給《Damn》可謂是再合情合理不過了——因為考慮到普利策獎的特殊性，以及對美國社會深遠而廣泛的影響，拉馬爾的這張專輯的確是最佳選擇。
（翻譯：黃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