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逆差究竟多大？全球價值鏈告訴你不一樣的數字

2017年12月7日，鄭州，河南鄭州一家手機代工企業內，工人們正在生產線上工作。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就成為歷任美國政府對華的政策重點，美國總統川普去年1月上台後更是緊緊抓住中美貿易問題不放，接連出台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

不過，按照傳統進出口數據計算出的美中貿易逆差，與按全球價值鏈（GVC）方法計算出的結果存在很大出入。對全球價值鏈進行深入研究，不僅能為中國應對美國在貿易領域的“刁難”提供氧氣和彈藥，也能使中國看清自己在全球貿易中所處的位置，為中國貿易和產業政策提供指引。

1月8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分析了全球價值鏈的演變、中國如何深化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以及實現在價值鏈上的升級等問題。

原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發布會上稱，全球價值鏈研究首先要明確如何從這一角度看待貿易失衡與價值分配不均的問題。他說，從2001年中國入世到2016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每年平均增長10%以上，這不斷被炒作，讓中國承受了巨大壓力。根據美國商務部2017年2月發布的數據，2016年全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為3470億美元。但實際上，如果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分析，根據中國科學院的統計數字，中美貿易逆差大概只有傳統統計數據的48-56%。

根據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人提出的傳統貿易理論，全球貿易是基於各國的比較優勢，各國僅從事最終品的貿易，即所謂的“用葡萄牙生產的啤酒交換英國生產的布”。然而，隨著信息通訊技術和運輸模式的進步，產品的生產過程已經被切割為不同生產環節，而這些環節一般被跨境外包到能最有效完成的地點進行，全球價值鏈也由此而生。簡單來說，全球價值鏈指的是某一產品的生產過程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進行，而產品的最終價值也因此在這些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分配。

2007年7月，美國加州大學的三位學者格雷格·林登（Greg Linden）、肯尼斯·克拉默（Kenneth L. Kraemer）和傑森·戴德里克（Jason Dedrick）發表了一篇題為《誰在全球創新系統中攫取了價值——蘋果iPod案例研究》（Who Captures Value in a Glob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ase of Apple's iPod）的論文，詳細描述了iPod從設計到銷售整個過程中的價值分配。

論文用2005年生產、零售價299美元的第三代30GB iPod舉例。產品出廠成本為144.4美元，其中最大的一塊是硬碟驅動器，由日本東芝公司提供，預計出廠價73.39美元，佔iPod所有零部件成本的51%，日本從中得到的價值約為20美元。第二大部分是顯示器，預計出廠價20.39美元，佔零部件成本的14%，提供商是日本東芝松下公司，日本從中獲得5.85美元的價值。第三大重要零部件是美國博通和PortalPlayer製造的微晶元，美國從中獲得6.6美元的價值。中國則負責iPod的組裝，幾乎處於工廠生產過程的最低端，組裝成本僅為3.7美元，不到iPod出廠總成本的3%，中國從中獲得的價值僅有0.11美元。

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299美元的零售價與144.4美元的出廠成本之間還有約155美元的價差，而這部分價值流向了何處呢？文章指出，其中75美元分配給了零售和分銷，80美元則作為利潤被蘋果公司收入囊中，也就是說，蘋果公司在整個過程中獲得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製造領域參與者所獲得的價值。

當然，這種基於產品的全球價值鏈研究也有不足之處，比如其分析對象僅限於特定產品或少數企業，遠不能反映某國家或地區範圍內整個價值流動的趨勢。但透過這種價值鏈分析，還是能一窺傳統進出口統計數據的不足之處。

2010年，時任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研究員Yuqing Xing和尼爾·德特爾特（Neal Detert）發表了一篇題為《iPhone如何擴大了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逆差》（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文章。文章稱，由於2009年iPhone還沒有在中國大陸銷售，所以中國對美國的iPhone出口相當於該產品上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但如果從增值角度看，由於日本和德國是iPhone零部件的核心供應商，美國的貿易赤字也可以分解為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等國的貿易赤字，如果這樣計算，美國對中國在iPhone上的貿易赤字就從19億美元減少到了7300萬美元。

根據《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全球價值鏈的各環節可以分成上游供應商和下游供應商。上游供應商從高端到低端分別為產品設計、研發、原材料採購、零配件採購，而下游供應商從低端到高端分為組裝、市場、銷售和客服。各國在價值鏈中的獲益程度大小，取決於該國處於價值鏈的高端還是低端。發達國家傾向於從事高端、無形的生產活動，如製造前期的設計、研發和品牌建設，以及製造後期的售後服務、市場營銷。發展中國家則傾向於從事低端的、有形的生產活動，如加工、裝配等。

一般來說，整個供應鏈可以用“微笑曲線”來形容。微笑曲線由台灣宏碁集團創始人施振榮在1992年提出，它代表的是增加值在價值鏈上各生產環節的分佈。施振榮觀察發現，在個人電腦行業，價值鏈的兩端比中間佔據更多的產品增加值，也就是說，越往微笑曲線的兩端走，佔據的增加值越大，微笑曲線的中間段佔據的增加值則很低。

那麼，中國目前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什麼位置呢？報告選取了國際生產共享表現最突出的信息與通信技術產業（ICT）行業進行分析后發現，1995-2009年間，中國大陸的ICT產業位於該價值鏈的低端（也就是微笑曲線的中段），並且期間沒有發生顯著變化；位於價值鏈上游的其他國家或地區（德國、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的ICT行業則獲得了佔比相對較大的增加值收益。以蘋果手機為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美國是中國大陸蘋果手機裝配的主要供應商。

美日韓提供的機械設備租賃和其他商業服務以及金融中介服務勞動報酬高，處於該價值鏈中製造前期階段的高端部分。出現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在於，中國大陸的ICT生產活動被外資企業主導，或者需要從美日韓等國家直接進口中間服務，與此同時，這些服務也可能隱含在美日韓出口到中國的ICT產品生產中；此外，在美日德法等國，批發、運輸行業等處於生產後期的服務業勞動報酬高，是該價值鏈後置階段的主要受益者。

從亞洲區域來看，全球價值鏈的分工格局在過去20年發生了轉變。這期間，亞洲的生產分工日益細化，例如，最終產品的勞動密集型裝配（比如蘋果手機）是中國以往主要的比較優勢，但隨著東盟（ASEAN）新興經濟體越來越融入“亞洲工廠”，該行業正在從中國向其他勞動密集型的亞洲國家轉移。

中國已經成為越南、泰國、印度、柬埔寨、馬來西亞等低收入亞洲鄰國重要的製造業中間產品供應商。雖然中國依然是許多工業製成品進行最終裝配的中心，但是一些勞動密集型裝配活動已經從中國轉向亞洲其他低成本經濟體。東南亞經濟體與中國的工業化合作水平和類型，取決於其生產稟賦以及其所處的發展階段。柬埔寨、越南等低收入國家選擇從中國進口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投入品用於其國內生產和出口，而馬來西亞、泰國等中高收入國家或印度等更大的經濟體，則選擇從中國進口中低、或中高技術的投入品。

陳德銘說，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從全球價值鏈獲利的40年，在這40年裡，中國的外貿規模實現了數量和質量的雙重提升，也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也影響了全球價值鏈。他表示，深入了解全球價值鏈，可以讓每個國家了解自己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真正位置，明確以後努力的方向，進而有針對性地出台比較準確的公共政策。

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指出，中國目前對價值鏈的研究還停留在追溯和分析上，應該儘快將其與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提升貿易等核心競爭力結合起來。他認為，應該在全球價值鏈的指導下敲定中國的貿易政策，使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形成良性互動。霍建國還提到“引進來”和“走出去”。他說，全球價值鏈研究明確了兩條路，一是國內突破轉型升級，進入到價值鏈高端；一是進行海外投資——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直接進入全球價值鏈的競爭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