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年輕人還在繼續玩樂隊
文|三聲 劉丹
編輯|申學舟
《樂隊的夏天》總決賽現場，盤尼西林在第二輪投票階段反轉，在一輪墊底的情況下力壓九連真人和旅行團，入選Hot 5。
爭議在屏幕內外發酵。Hot 5結果揭曉的那一刻，節目彈幕集中飄過觀眾的不滿，這種情緒也蔓延到線下。8月3日，節目播出當晚，盤尼西林在北京蘑菇空間有一場歌迷互動活動。現場放映完《樂隊的夏天》總決賽節目后，盤尼西林登台後遭遇了一個男子的襲擊。
“有人說過你裝嗎？你做搖滾樂為什麼要這麼裝呢？”《樂隊的夏天》節目中，大張偉曾經問小樂。就像在第一期節目中拒絕高曉松給他的語法建議一樣，小樂直接回絕了大張偉作為過來人的勸告：“我才20多歲，你40多歲的人跟我說你應該這樣，那我這20年幹嘛，我怎麼活啊？”
小樂和大張偉的對話，或許是展現新樂隊與老樂隊代際差異的一個切面。
當搖滾樂不再是“洪水猛獸”，樂隊不再是有關地下室和北漂的痛苦信仰，年輕人對待音樂和樂隊的態度變得更為鬆弛和自我——就如朴樹在《樂隊的夏天》最後一期中提到的，相比於他的緊張和嚴肅，舞台上的年輕人明顯放鬆了下來——他覺得這才是年輕樂隊應該有的樣子。
這種狀態也呈現在他們的音樂中。新一代樂隊的音樂大體都無關憤怒和對抗，由外向內，轉向對自我的表達和想象。他們的多樣性不僅指向Funk、英倫搖滾等不同音樂類型，也體現在歌曲中多元的時空和場景中：從鄉音到英文，從廣東的小鎮到上海的便利店，音樂是一種表達，也成為一種消遣。
生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年輕人，他們的成長伴隨著網路的普及和GDP的飛漲，朴樹《New Boy》中的新世界屬於他們。就像和平和浪的主唱李小雨對《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所說，現在年輕人的生活有一萬種可能，玩樂隊只是萬分之一。
新褲子主唱彭磊在《樂隊的夏天》中說，曾以為樂隊的香火斷了。而大張偉也在節目中問斯斯與帆，為什麼現在還會繼續做樂隊？這或許有關兩代人對“樂隊”的不同定義。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經歷了30年的祛魅之後，曾在大眾文化範疇內被探討的樂隊，如今更像一種本能驅動的生活方式。
蘇格拉底曾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度過。2000多年後，有詩人改寫了這句話：“有時候，未經審視的生活值得過。”
小樂：在別處
盤尼西林
在一些人眼裡，小樂那股渾不吝的勁頭實際上是某種模仿、矯飾而來的“人設”。
《樂隊的夏天》節目內外，衝突在這種“人設”中持續升溫：比如他不分場合“半永久”的帽子；比如他是個生在石家莊的精神曼徹斯特人；再比如他用英語或者你聽不太懂的中文表述宇宙、沙子，群星閃耀。
一切指向自我和外部環境之間的對抗。對於小樂而言，這種對抗持續已久。
“我從小就不喜歡特別單一的東西”，小樂說。他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從小跟著家人頻繁遷徙，他身上一直有和家人預期相反的，所謂“壞孩子”的一面。
也是從小時候開始，他通過出國留學的表哥表姐的描述構建了關於另一個世界的各種想象。
比如他在英國留學的表哥曾對他描述，地中海對岸就是非洲，你能一口氣游到地球的另一端。聽到這段話的時候，他覺得表哥瘋了。後來，他真正站在巴塞羅那地中海的沿岸，表哥那段“妄語”中的一切近在眼前。那是4月的一天，天氣有點涼，他直接跳進海里，游向非洲的方向。
小樂強調“想象力”，許多想象被他的經歷印證。今年上半年，盤尼西林去南美演出，小樂在聖保羅和貝倫看見各種魔幻的壁畫，看到直升機在頭頂護送毒梟轉獄，街上的警察拿著衝鋒槍和毒販對峙，不同種族的人在酒吧里一起跳舞，他還被人騙了一萬多塊錢。“最暴力、最骯髒、邪惡，和最美好、最純真、最浪漫的全在一個地方發現了。”
這些見聞在一定程度靠近他在《樂隊的夏天》中說的那番話：“那些所有荒謬的、破碎的，都結集在晚上變成星星。”
“你經歷過這些東西，眼睛里有它，你就想表達出來。”小樂覺得自己是一個世界人，他想用音樂描述他眼中更加美好、浪漫的世界，“你不應該限制我擁有藍天、海洋和其他的東西。”
他與自己身處的環境對抗，在音樂中平衡想象與現實帶來的落差。“城市太狹窄了，我的歌里有曠野里的東西，森林裡的東西，遠離城市的東西。你今天獲得了一個靈感在城市裡，但是你可能寫這歌在山頂上，都沒有空間的束縛。你真實的音樂創作就會流露出來你的狀態。”
如果有可能，小樂想生活在1900年左右的巴黎或者1930年左右的紐約或芝加哥。“所有的畫家、詩人、音樂家都在那，特別浪漫。人們拿羽毛筆寫信，穿得特別好看，拎一個皮箱可以乘火車在歐洲旅行。人與人之間距離沒有那麼近，但是又沒有那麼遠。”
“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小樂說。他也清楚自己生活在此時此地，但這並不重要。
眼下，隨著節目的熱播，他又多了一個存在的場景：屏幕上，大眾視野中，一個被更加集中審視的地方。小樂計劃著，如果節目播完有太多的人關注盤尼西林，關注的範疇又在音樂之外，他就得做點什麼：比如做一張特別實驗的唱片，商演40分鐘全程不開腔，把吉他弦全擰斷，小羊跳繩，他在台上滑滑板。
“因為我就是應該這樣啊，我想玩就玩，我不會因為你喜歡我，我就要幹嘛。”
阿龍：妥協作為抵抗
九連真人
和盤尼西林相比，九連真人的音樂更加“具體”，一切都和他們所在的連平有關。
連平靠近北回歸線，白天尤其長，而當地客家人的白天開始得更早。清晨，小販們已經背著擔子穿梭在大街小巷賣早點。日子這樣重複下去，生活在這裡的客家少年阿民問自己：做事，囊來翻身？
這是主唱阿龍在《北風》中描述的場景。歌中的主人公阿民問出了很多年輕人的困惑：努力奮鬥真的會有回報嗎？
在深圳工作的時候，阿龍也常問自己這個問題。設計師的工作和大城市的節奏讓他感到壓抑，但他也想像得到辭職回家後人們會對他說什麼：你這麼年輕，為什麼不繼續奮鬥？
後來阿龍恰巧趕上公司裁員，於是主動提出了離職。回老家那天，阿龍坐在開回連平的車上，聽著交工樂隊的《風神125》。這首歌說的是一個年輕人在大城市打拚了十年，終於騎著風神125逃回老家。在回鄉的路上，這個年輕人向土地公祈求：
拜託拜託，拜託左鄰右舍好睡目也呀 (拜託拜託，左鄰右舍該睡覺了啊)
莫奔佢等問這子弟怎會走歸來呀 (不要讓他們問為什麼要跑回來呀)
這是與九連真人後來那首《莫欺少年窮》相反的故事。
《莫欺少年窮》中的主人公阿民一心想離家闖蕩，而寫這首歌的時候，回到連平的阿龍正在不斷妥協和接受現實。
但這又不算妥協。阿龍曾經背對著連平，像阿民一樣急切地想逃跑，後來客家人的宗族血緣觀念捆綁著他回到老家，他開始直面內心的困惑：“我們家鄉經濟可能不如珠三角，但是連平的生活節奏特別舒服，我們才有那麼多的時間去寫歌。難道非要留在大城市才能奮鬥嗎？”
在連平，阿龍的生活節奏慢了下來，工作不再能為他提供逃避音樂的借口，他拉著同在連平的阿麥和萬里一起組了樂隊，重新拾起想要參加音樂節的夢想。
海朋森樂隊的鼓手王博強是阿龍大學時期一起玩樂隊的朋友，2018年年初，他打電話給阿龍，請他做海朋森專場的暖場嘉賓。阿龍先是一口答應下來，然後趕緊把自己幾年來積累的音樂動機寫成歌，跟萬里和阿麥在一個月內排練出《莫欺少年窮》和《夜遊神》。
接下來的事情像被按下快進鍵，九連真人拿著這兩首歌參加了蝦米原創音樂大賽決賽，獲得冠軍；又在這場比賽中被《樂隊的夏天》導演組發現，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儘管如此，九連真人的三位成員都表示，節目過後他們還是會回到連平生活。
對於他們而言，需要讓步的地方還會繼續存在，妥協和不妥協兩種姿態並存，構成了舞台上鋒利的九連真人樂隊，和舞台下三個離開大城市的年輕人。
阿龍一直記得樂隊剛成立時在大學城的演出。他們跟校方商量了很久，演出地點從籃球館搬到室外，演出時間精確到哪點到哪點要怎麼樣去做，不能擾民、不能超時，還得應付突如其來的斷電。
那場演出台下觀眾全是大爺大媽，但樂隊成員都演得特別賣力。阿龍回想來依然很興奮：“我也不指望他們能聽懂，我自己先爽一爽。演完了我還喊：來點掌聲！”
李小雨：“娛樂系”樂隊
和平和浪
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幾乎每隔50米就會看到一家24小時便利店。
麗園便利店在日月光中心的海底撈樓下，旁邊有一家商務KTV叫“白金翰宮”，附近還有一所學校。夜色降臨的時候，站在便利店門口能看到喝醉嘔吐的年輕女孩，騎著電動車的代駕司機，還有放學回家的學生。麗園便利店的燈亮著，卻少有人光顧。
一個穿著校服的少年在門口停下，抽了根煙，掏出手機左顧右盼。他幾次想和路過的人搭訕，又怕被人發現自己。終於，他放慢腳步，走進便利店。
這是和平和浪的一首歌：《麗園便利店》。它沒有結局，也沒有明確要表達的東西，只想為聽歌的人描述一個具有想像空間的場景。
這首歌的歌詞是和平和浪的吉他手小雨寫的。他每天回家都會路過麗園便利店，在一次排練中，四維即興談了個riff（音樂術語，連續重複演奏的旋律或者節奏），小雨脫口而出“夜色照亮了麗園便利店，沒有遊客也沒人在打點”，腦子裡出現了校服男孩站在便利店門口的畫面。
“音樂和場景是密不可分的。我們生活在上海，把這種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汲取出來就寫出了了這些東西。大家知道有人在過這樣的生活就可以了，至於你想不想選擇這樣的生活，我們無所謂。”小雨說。
“無所謂”是和平和浪成員的共同氣質，經紀人徐凱鵬說他們排練的時候是“更衣室氣氛”，去《樂隊的夏天》走了一圈，和平和浪的哥幾個有點理解這個詞了。他們創作和排練的時候不會太糾結於某個點，貝斯手四維表示：“我們清楚自己能做到一個什麼程度，所以對於要糾結到什麼份上心裡有數。”
這種“無所謂”的態度也不是天生的。拿小雨來說，至少在上大學前，他有過非常執著的時期，是個“非常搖滾樂的男同學”。
小雨從小學畫畫，很早就受到畫室老師影響開始痴迷搖滾樂。高中的時候，丟火車樂隊主唱球子在小雨學校附近開了家服裝店，小雨整天跟著丟火車樂隊的成員玩。高考之後，他買了把吉他和球子學琴，跟發小兒們一起組了Stage-A。
每逢寒暑假，小雨就回老家玩樂隊。丟火車樂隊帶著他們去各種演出，小雨見識過很多“很社會的事兒”，他記得自己去過一個有脫衣舞表演的夜店。這家夜店的舞台是空心的，舞台裡面就是後台，上台要從裡面鑽出去。小雨樂隊下去候場的時候，正趕上幾個大姐在後台換衣服，他們沒好意思進去，大姐們親切地招呼他們進去，說：“沒事兒老弟。”
那時候的小雨對搖滾樂有種偏執的喜歡，但這種偏執並不意味著要把全身心都撲在音樂上。他一直夢想著當個非常厲害的設計師，畢業后，聽朋友說在上海做廣告很厲害，李小雨決定離開樂隊去上海找工作。“我走了，東北就沒有朋克了”，小雨感慨。
“一切都是本能和巧合”，回顧一路走來的經歷，小雨總結道。在廣告公司工作五年後，他和老婆拿出全部積蓄租了一間200平米的地下室，取名“安福大廳”，“根本不知道幹啥，就開始一點點弄。現在我們想告訴年輕人有更多可能的生活方式”
和平和浪的成員常在安福大廳排練，他們給自己的定位是“娛樂系樂隊”。換作高中時期的小雨，絕對不能接受用“娛樂”和音樂掛鉤。
“但是現在長大了，變牛逼了，就不會那樣考慮問題了。”小雨說。
Ricky：定義“出眾”
Click#15
比起和平和浪、九連真人這樣兼職玩樂隊的“斜杠青年”，Click#15的Ricky和楊策更傾向於職業化音樂人的道路，但這並不容易。在《樂隊的夏天》節目片段中，Ricky說，單純做樂隊的話可能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1988年出生的Ricky在年少時經歷過兩次北漂，在地下室和各種夜場舞台的穿梭中，他比大多數90后更明白用音樂養活自己的難度。
Ricky剛上初一就在老家當地的琴行學電吉他，初二就跟朋友們組了樂隊。同齡的小孩都在翻唱流行歌，但他喜歡Beyond。從這個時候開始，Ricky發現兩件事：他想在人群中顯得出眾；樂隊分“原創樂隊”和“幹活樂隊”，他想做前者。
這兩件事指向同一條路。2008年底，在大學學了一年電吉他專業后，Ricky覺得學校里教的東西沒勁，於是跑去北漂。住在北京月租300塊的地下室里，他每天的開銷10幾塊錢，穩定收入主要是去一家東北洗浴場里彈吉他。儘管這樣，他還是很注意穿搭，每次出門都要搭配皮衣皮褲。
在北京漂了兩個月，他攢了1000塊錢帶回家，向父親面前證明了他用音樂養活自己的能力。2009年，他帶著1000塊回到北京，但工作沒有之前那麼好找了。這段時間，他和老鄉李岩在北京合租。李岩是Rustic樂隊的主唱，當時兵馬司唱片的老闆Michael幾次撮合Ricky跟著Rustic玩樂隊，Ricky起初不太願意，因為那時Rustic在玩朋克，而他喜歡70、80年代的流行金屬。
為了在北京生存下去，Ricky只能加入一些“幹活樂隊”。有段時間，他跟著一個成立了二三十年的老樂隊跑各種電視節目，這幫老大哥在電視節目上主要翻唱流行歌，還要參加《星光大道》。
“雖然說會有點錢，不用愁，但是那不是我想要的東西。”Ricky說。有一天，他去新街口跟老哥們排練的時候碰見了李岩，Ricky試著給Rustic彈了段貝斯。這一試，Ricky和李岩把彼此的勁頭給激發出來了，“我覺得至少我得玩搖滾樂。Rustic起碼是玩樂隊，幾個同齡人在一起，演出特別開心。”
老大哥們去錄《星光大道》那天正趕上Rustic要去武漢演出，Ricky選擇了Rustic，暫時擺脫了“幹活兒樂隊”的生活狀態。
在Rustic，20出頭的Ricky快速經歷了成名和沉寂。2010年，Rustic贏得了全球樂隊爭霸賽冠軍，次年在倫敦錄製了單曲、進行了英國7城巡演。2011年1月，Ricky在接受採訪時對未來信心滿滿，9個月後，他退出樂隊。
當時Rustic 給出的解釋是“音樂理念上的衝突”。時隔8年，Ricky終於挑明了另一層理由：“我覺得樂隊沒有進步，再加上玩了兩三年也賺不到錢，就很難堅持下去了。”
早早地出國、巡演，Ricky發現自己真的變得出眾，他突然被所有人看到，而且他想要被人們這樣看著。但Rustic帶來的光環很快退去，追求“出眾”帶來的後遺症是，他時常焦躁，覺得自己被“表演”裹挾。
在2015年組建Click#15之前，Ricky輾轉過不同的樂隊。這種焦躁曾長期存在，他每天在音樂上投入大量的時間追求技術提升，因此不能接受樂隊同伴的鬆弛狀態。排練時他對成員總是很挑剔，還曾經氣得一位鼓手當場退隊。
事情在Ricky接觸Prince的音樂后開始發生轉變。對於Ricky 而言，比起音樂風格，他更多是被Prince的人格魅力吸引，“他唱歌的動作、方式，那些東西是不能用技術解答的。Funk是先取悅自己，然後再取悅別人，它不是一個去展現自己有多麼優秀的東西。”
這也讓他找到了與自我和解的方法，Prince對Ricky的影響擴散到音樂之外：“大多數中國男人在情感表達方面很粗糙，而Prince的情感表達不是說一句‘我愛你’就能解決了，要更了解自己的內心，更了解別人，這才是人活著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Rustic那兩年，Ricky留著金色的長捲髮，這是他讓自己“出眾”的方法之一。即使後來不得不靠做房產中介維生，他依然堅持著用髮型標榜自己的個性。現在的Ricky把頭髮剪得很短，他說自己沒有當年那股什麼時候都想冒出來的勁頭了。
“我玩音樂就是為了自己高興。我不能把它當作一種任務，如果我想演出，那也是因為這是我人生中快樂的一部分。”
斯斯與帆：去標籤
從《樂隊的夏天》回來后，帆帆把頭髮剪成了寸頭。
這可能是她“去標籤”行動中的一部分。此前被問到樂隊接下來的目標，斯斯和帆帆異口同聲：我們要去標籤，什麼標籤都不要。
《樂隊的夏天》節目第二期，帆帆開口唱歌的時候，旺福樂隊的小民把她稱作“宇宙要誕生之前，那個最純真的力量。”這期節目呈現了斯斯和帆帆緊張、脆弱的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音樂之外的“純真”引發了觀眾的共鳴。
斯斯和帆帆並不完全認同自己在節目中的形象，但又覺得這種誤讀不太重要。“我不能說‘成為我自身’，因為我僅僅是一塊可塑的麵糰，只不過它拒絕任何模子而已。”就像薩岡在《你好，憂愁》中描述的年輕女孩，斯斯和帆帆在還沒確定自己想要什麼前，拒絕被任何模子定義。
在她們還沒有“去標籤”的意識之前，她們的行動已經開始遵循這個目標。比如帆帆出生在一個家教嚴格的家庭，她從小開始學古箏，記憶里塞滿被父母逼著練琴的片段。上了初中，同齡人都用上了MP3或者iPod，而她接受音樂的渠道仍然是小學時求了父親很久才要到的那台隨身聽。
就這樣一個父母師長眼中的乖孩子，憑藉著古箏特長考進常德一中，在高二那年卻突然打定主意學藝術。為了藝考，帆帆把自己多年的古箏功底撇在一邊，從零開始學畫畫，當時的斯斯完全不能理解她的決定。
斯斯是帆帆的高中學姐，兩個人在高中的社團里就開始組樂隊了。斯斯的家庭氛圍輕鬆很多，家人一直支持她玩音樂。在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呆了兩年後，斯斯覺得無聊，先是輟學在武漢當地組樂隊玩，一年多后又來到北京，找到帆帆。
斯斯與帆這支樂隊的成立只是一點頭和一句話的事，斯斯辭掉了調音師的工作全職做樂隊，而帆帆也擱置了做設計師的職業規劃。
一切好像都在計劃外，她們只是恰巧走到了今天；一切又都在計劃內，她們有意識地不斷更新他人對她們的認知。
剛成立斯斯與帆后的某天，兩個人在live house看完演出，斯斯鼓起勇氣和主理人搭訕，希望能辦個專場，主理人回了句：“你們是來混圈子的吧？”這句話刺激到了她們，也讓她們更堅定了要辦專場證明自己的決心。
她們意識到簽約公司的重要性，於是報名參加了草台回聲的新人孵化項目。很長一段時間裡，兩個人都處於被“放養”的狀態，公司對她們就兩個要求：翻唱、拍短視頻。《馬馬嘟嘟騎》的出現更像是為了完成公司布置下的任務——中秋節到了，她們不想再翻唱，於是改編了家鄉的童謠，這才慢慢攢出了自己的歌。
有了歌，她們又一筆一筆給公司算賬，打包票一定會收回成本，還在網上眾籌了一部分錢，終於把專場給辦了起來。《樂隊的夏天》團隊就是看通過這場專場的小視頻發現了她們。
如果要在這串由偶然構成的故事中找到一個決定性瞬間，斯斯覺得是她第一次聽到帆帆唱歌的時刻。
那天斯斯翹了晚自習去看社團表演，帆帆上台唱了一首陳珊妮的歌。一聽到帆帆的聲音，斯斯就淚目了。帆帆對斯斯的第一印象也來自於社團表演，帆帆當時負責拍照，看到斯斯在台上唱自己寫的歌，帆帆覺得這個人挺酷的。
斯斯說：“其實她當時的真實感覺是：哇，這個人唱得這麼差，怎麼會有自信在台上表演。”
帆帆點了點頭：“嗯，這方面也挺酷的”。
現在，對於如何定義斯斯與帆這支樂隊，她們還沒有具體的設想。“取決於我們怎麼成長吧”，帆帆說，“或者取決於今天晚上吃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