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娛樂】「新導演計劃」這麼多,真的幫到他們了嗎?

文 | 何小沁

前不久,馮小剛導演在兩會上發言稱,“現在中國電影的當務之急是要把年輕導演扶植好。”

等等,還沒有扶植好嗎?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有各種新導演扶持政策陸續出爐,到現在,主流公司機構的新導演計劃至少有二三十個了。曾經受益於各種扶新計劃的新導演數以千計,可怎麼就緊俏成了“當務之急”?為什麼能經得起市場腥風血雨考驗的,還是以前那些老面孔呢?

此類離奇現象似有點耳熟——幾年前,影視公司也是這樣瘋搶IP、狂鋪片單的,最終落實成電影的連四成都不到;現在大家又一哄而上搞扶持計劃、爭奪新導演,但變著花樣制定這麼多計劃,真的能幫到他們嗎?

對新導演來說,這無疑是最好的時代,可能也是最壞的時代。扶持不當,很容易迷失在泡沫夢境里。兩年前李安導演便在一片高歌猛進中唱了句反調:“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不要讓他們成長得太快。不是說壓抑他們,而是不要拔苗助長。成長是很自然的事情,給他們一個時間自然發生,給我們自己一個健康環境。晚熟沒有什麼不好,不要太急。”

胡波的悲劇似乎才發生在昨天。很多新導演在面對空前熱情蓬勃的局面時,反倒感到無所適從。邁出第一步已經十足艱難,再邁第二步時遭遇的迷茫和困惑可能比第一步還要多。在孤獨成長的導演和高速發展的產業之間,橫亘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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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新導演,你怎麼辦?

有人讚美創投,有人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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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青蔥計劃”十強創投會現場(宮德輝/攝影)

“5,4,3,2,1——”現場導演倒計時結束后,場燈亮起。胡楊軼深吸了一口氣,將一個早準備好的毛驢頭套扣在自己頭上,然後走上了舞台。台下坐著的幾百個業內人好奇地挺了挺腰,他們沒見過這樣的闡述方式。

這是第三屆“青蔥計劃”十強創投會的現場,胡楊軼帶來的是一個名叫《希夷幻境》的項目。據他介紹,這個故事有著一個女孩和一頭驢的雙重視角,美學風格是“東方魔幻現實主義”和“詩電影”。胡楊軼表示,他對這個故事的構思源於他的一次認真思考:人和物能不能相愛?人會不會愛上一條狗,一根話筒,一滴水,或者一片微風?

比起其他學員,胡楊軼帶來的故事還不算最離奇:攝影師出身的王猛的項目名字叫《春心蕩漾》,講一個生產藍色小藥丸的小鎮上颳起一場令眾人意亂神迷的風;學員彭晨的片名叫《媽媽,再打我一次》,虛構了一個家長們在擂台上比賽打孩子的荒誕世界,類型劃分寫著“體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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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青蔥計劃”學員和導師合照(宮德輝/攝影)

他們的導師、知名編劇束煥說:“我寫劇本二十多年,膽子越來越小,因為一個要考慮劇作法,第二要考慮審查,第三要考慮製片方的要求。看到他們的劇本,我想說,膽子真大。”導師李睿珺則感慨自己生不逢時:“零幾年我想做導演時還要自費去找劇組觀摩學習,現在的他們有免費學習機會,能跟業界直接接觸,甚至有一百萬的啟動資金,這都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兒,他們趕上了好時候。”

在這樣的扶持計劃、創投會上,每個學員的眼神都是真摯的,演說都是動人的,和導師之間的關係也其樂融融。但,一年下來,類似活動看多了,你會開始發現一些重複的面孔和身影;等你忍不住動動手指搜索往年一些項目的進展時,會發現它們永遠停留在了創投項目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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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紅亮相第三屆“青蔥計劃”十強創投會(宮德輝/攝影)

阿德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一名畢業生。畢業五年來,他跟過幾個大導演的劇組,但始終覺得自己在劇組像一個臨時工,沒什麼存在感。後來他為了籌備自己的項目,報名了幾個大大小小的新導演扶持、創投計劃,但最後也都無疾而終。

最近一次參加創投計劃,他帶去了一個已經找編劇做成型的劇本,但他早期因為考慮立項掛靠過一個小公司,而扶持計劃的大公司又不想帶小公司參與,覺得不缺什麼資源,讓阿德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後來跟小公司談得很不愉快。小公司一氣之下找到編劇,以雙倍價格買斷了劇本,把還沒坐穩導演椅的阿德踢出了局。後來反思這件事,除了承認自己年輕經驗不足以外,阿德也無奈地覺得,確實很少會有電影公司能放心地把一整個項目交到新導演手上。

“還有的新導演計劃一簽就簽20多個人,說可以幫你聯絡一些資源,但無非就是扔給你一些電話號碼嘛,那我自己也有啊……沒法指望他們真的能幫你做什麼。”阿德嘆氣。

胡波是阿德的同門師弟,但胡波上學晚,年齡比他們這些師哥還要大。據阿德回憶,他周圍同學知道胡波的經濟狀況,有的還借過錢給他。參加胡波追悼會那天,大家並沒表現出什麼特別的情緒,只記得有個同學說了一句,“不知道到我追悼會的時候,還會不會有這麼多人來。”

阿德所在的導演系是北電競爭最激烈的專業之一,每年本科只錄取十幾人。阿德告訴我們,他的同班同學中,目前真正在做導演的只剩下兩個人,其他有的早就去了電視台,有的轉行經商,還有的不太願意跟老同學聊近況,後來從旁人處得知,他們去做了藝考培訓,“好像賺了不少錢。”

導演系很多學生家境都還不錯,所以儘管阿德從沒上過一天班,暫且沒什麼生活壓力,經商的父母每月都會給他打錢。目前為止,他唯一一部作品還是五年前的畢業作業,當時家裡就補貼了十幾萬,讓他得以拍出一部畫面精良、風格致敬他的偶像——伯格曼、費里尼、塔可夫斯基等大師導演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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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青蔥計劃”十強創投會現場,學員引用海子的詩介紹自己作品

“電影學院很多人都有那麼一種心態,就是我是做藝術電影的,現在是在等機會。假如我像XXX一樣去拍商業電影,去拍網劇,那我早就很牛X了。”

可以考慮像忻鈺坤、馬凱那樣,寫一個在鄉下的故事,可能就不用花很多錢了?我們試探著問阿德。

阿德想了想,說,“可是那樣的故事離我的生活太遠了。”

相比之下,隔壁北電文學系的校友顯得務實得多。“我們班很多人畢業后都去寫網大網劇了”,小光告訴我們。他自己則另類一些,申請到一筆台灣和釜山的創投基金,然後跑去歐洲拍了一部紀錄片。“考電影學院的人十有八九都想當導演,但導演機會沒那麼多,那就只能‘曲線救國’。”

“紀錄片創投相對靠譜,國內外有很多項目可以申請,導演可以先拍一段片段,內容和風格都會比較明確。但劇情片創投總讓我有點空手套白狼的感覺……而且還有個風險是,你把你最好的創意講給老闆們聽,結果過幾個月發現已經被人家自己拍出來了。”小光說。

跟阿德和小光一樣對創投產生抵觸情緒的還有少數業內人。某位電影公司經理在聽完一整天某創投會後忍不住吐槽道:“頭昏腦漲,太累了。這到底是比演講能力、PPT製作能力,還是比導演能力呢?這麼選真沒太大意義,以後再也不想去了。”

數數看,竟然有這麼多新導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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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幾個“青年導演扶植計劃”

上面提到的“青蔥計劃”是電影局和導演協會發起主辦的,它只是國內眾多新導演計劃的一個縮影,類似的扶新計劃還有太多太多,不信我們數數看:

第一類是政府發起的資助項目,比如多年前就提出的“青年導演資助計劃”、“B20青年電影計劃”,以及各個地方政府的扶持計劃等;

第二類較突出的是傳統民企巨頭一直在做的推新計劃,如華誼“H計劃”中的新導演板塊、光線多年來一直推行的“新導演培養計劃”、萬達去年宣布的“菁英+計劃”等;

第三類是擁有互聯網基因、平台優勢的新興影視公司,它們更是爭先恐後在新導演領域進行布局、挖掘創作潛力股,比如阿里影業的“A計劃”、合一影業的“早鳥計劃”;騰訊集團有包含電影創作類的“NEXT IDEA創新大賽”,其旗下的騰訊影業又聯合愛奇藝等7家公司推出“比翼新電影計劃”、“春藤電影工坊”,企鵝影視也出馬了“青夢導演扶持計劃”;以及愛奇藝平台的“17計劃”等;

第四類是各個電影節、電影展都在不斷完善的新導演成長體系,例如北京上海電影節都有創投單元,金馬和FIRST都有訓練營、創投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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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影展青年創投會

第五類是電影導演、演員、文化名人等個人牽頭髮起的扶新計劃,比如崔永元的“新銳導演計劃”、賈樟柯的“添翼計劃”、黃渤的“HB+U新導演助力計劃”、;受益於劉德華“新星導計劃”而成長起來的寧浩多年後也想幫年輕人一把,親自帶隊“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其中一部新片還和徐崢一同擔任了監製;管虎梁靜夫婦、陸川等電影人經常活躍於各種新導演活動中,都在密切關注和幫助電影新力量;

甚至連一些新媒體、大V、公號平台也紛紛追趕起了發掘新導演的浪潮,比如烹小鮮聯盟旗下的“導演幫”發起的“鮮影力青年導演扶植計劃”,王思聰和毒舌電影等合作的“香蕉新導演掘地計劃”等。

除上述幾大主要類別外,還有林林總總的各地方電影公司扶新項目、各種基金會推出的青年電影人專項基金、無處不在的訓練營、創投會、論壇、工作坊、大師班……大同小異,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每個項目背後的參與方亦是盤根錯節。這些項目幾乎都有一個響亮的名號,有一批資深的“夢想導師”,還有一筆誘人的扶持資金……

乍一看,中國新導演們出人頭地的機會簡直不能更多。

為什麼大家都搶著做新導演計劃?一位業內人士稱:“中國電影工業化進程太快,電影產出數量越來越多,觀眾觀影口味也越來越雜,創作人才儲備跟不上,這無疑會是新的行業痛點。相比早就被簽滿幾年約的大導演們,新導演才是各個公司接下來重點爭搶的資源。”

可設立這麼多扶持計劃成果如何呢?幾年過去,真正從這些計劃中走出、能被大眾記住的新導演有幾個?

被問到這一“抵達率”的問題,以發掘新導演眼光精準著稱的FIRST西寧青年電影展執行官李子為潑了一盆冷水:“自2012年以來,入圍過FIRST訓練營、創投、影展的青年導演據統計有800多人,但大家能列舉出的名字有幾個?十幾個?那算很不錯了。”她還悲觀地算了一筆賬,《心迷宮》《暴雪將至》《八月》《路邊野餐》《老獸》《嘉年華》《一念無明》《黑處有什麼》《我心雀躍》共9部藝術電影,加在一起票房都沒過1億,評分再高,普通觀眾卻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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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翼計劃”捧出的《Hello!樹先生》獲得好評

幾個創投項目的負責人透露,他們每年收到的報名項目數量基本都是三位數;許多青年導演會拿著一個項目策劃案,投遍幾乎所有他能找到的扶持計劃。這於是形成一種怪異的局面——看起來,圈內的電影人人人都在向新導演們遞出橄欖枝,圈外的新導演們也都個個拚命地往圈子裡擠,但這個看似繁榮的圈子就像存在著一道無形的結界,只有極少數新導演能以這種途徑與產業對接成功;電影圈的扶新風吹了快十年,但目前能在商業或藝術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新導演,很少是具體某一個計劃培養出來的。

究竟什麼樣的“計劃”才能真正幫助新導演成長?大浪淘沙,什麼樣的新導演才能一站到底?

受幫助太多,小心“營養過剩”

一天傍晚,某創投計劃負責人偶然間從手下工作人員那聽說了一個消息,不禁有點火大:一位很被看好的學員的項目同時也入圍了另一個知名創投計劃。儘管學員解釋稱兩個創投計劃她是幾乎同時投遞、同時收到入圍通知的,但在該負責人看來,此舉違背了報名資格,應進行嚴肅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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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影展青年創投會現場

就像導演不得不選擇和哪個出品方合作、選擇去哪個電影節展映一樣,部分扶持計劃也暗含著排他條款。儘管新導演們的慣常思路是多投多中,但越來越多計劃負責人開始反對這一行為,主要原因倒不是此計劃和彼計劃之間的競爭,而是會為此耗費掉不必要的人力財力精力。

“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總監吳妍妍說,“青年導演的任務是開發劇本,如果他一直在參加創投的話,會被所有的資方弄懵的,會慣壞的,會浮躁,就很難潛心挖掘自己的創作了。我們的確沒有設置排他條款,但初評評委們還是決定如果他們在其它創投平台看過這個項目,且是獲獎項目,就希望這個項目的導演能夠繼續用之前的獎金去開發他的項目,不要再從另外的創投平台去見資方了。因為其實資方差不多都是那些公司,都是那些項目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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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First計劃入選作品

這個時代的青年導演機會太多,有時不見得全然是好事,容易“營養過剩”——有的新導演整年都在各地參加創投、見投資人,渴望獲得更多資金、資源和創作建議,結果微信好友都加滿了,項目進展卻一拖再拖,到頭來連一個完整的劇本都完成不了,這就本末倒置了。

正是出於保護和監管的考慮,2015年FIRST青年電影展推出了“並馳LAB”,旨在從前期籌備、製片、投融資到後期發行、國際推廣上提供全系列支撐,並於2016年初公布了首批簽約的四名新導演名單及項目。

FIRST執行官李子為坦言,發起並馳計劃的初衷首先是讓新導演的項目可以在並馳影業立項、獲得一定基金支持,而不必到處奔波遊走,然後FIRST還可以起到一個“隔離”的作用,讓新導演不會被資本所左右。

並馳計劃四個項目中的一個,忻鈺坤的第二部長片作品《暴裂無聲》已經製作完畢,定於清明節檔上映,計劃初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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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子為自己在執行中卻認為,並馳計劃還不夠成熟,需要調整。

“這件事情沒那麼簡單。起初我們是想保護新導演,但很快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溫室並不利於他們的成長。只有把他們推到牆角,反彈力度才會最大,光保護算什麼本事?他們還需要一些‘鞭打’。”

在摸索中,FIRST將並馳LAB轉向前段創作,即劇本孵化階段;然後大力推廣起了短片季項目,向更多新導演提供了實踐和試錯的機會。太開放不行,太保護也不行,新導演的路到底要怎麼走?

忻鈺坤可能是很多影視公司老闆會欣賞的一類新導演:走類型片路線,敘事功力強,預算可控,前作已積攢下良好口碑……

拒絕資本綁架,走自己的路

忻鈺坤也承認,《心迷宮》之後有很多公司都來找過他,有的還帶來了很大的項目。他當時也糾結和苦惱過,就去找了FIRST青年電影展創始人宋文聊天。宋文告訴他,你不是第一個有這樣困惑的人,之前很多新導演在跟主流工業市場對接的時候,都會遇到這種矛盾。

剛好,宋文心裡有個想法,就是成立一個青年導演的“實驗室”,來幫助新導演孵化項目,儘可能保護他們在自由的環境下進行創作。忻鈺坤覺得自己接手大項目也只是做一顆聽話的螺絲釘,不如就加盟宋文的這個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就是後來FIRST的並馳計劃。

新導演圈子很小,很多場合都能碰面,會互相關心一下項目進展。忻鈺坤跟很多新導演朋友聊過,他發很多時候大家找錢並不難,各個公司能夠提供的資源都差不多,難的是拍完了不好發行。“所以我覺得,如果發行能參與到製片環節來,對電影能否最終上映會起到很大作用。”於是,忻鈺坤拒絕了大公司的誘惑,將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暴裂無聲》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讓並馳影業及為其提供資金支持的和和影業,還有熟悉的發行合作方太合來做出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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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邪》導演馬凱

同樣因在FIRST獲獎而受到業界青睞的馬凱也面臨過同樣的選擇困惑。《中邪》在影展、點映中收穫一輪輪好口碑的時候,很快就有知名IP找上門來了,想請他去做一部漫改網劇的導演,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了拒絕:“我想起了好像是張藝謀導演的一句話,他說做導演一定得會自己寫劇本自己演,這樣你才知道你拍出來的東西好不好。”他決定堅持只拍自己寫的故事,不適合自己的項目,有再好的條件誘惑也不要去接。

爆款紀錄片《二十二》的導演郭柯在採訪中說,即便青年導演的處女作在創投平台獲得專業肯定,甚至最終拍攝完成取得一定口碑和票房,但真正的考驗還遠遠沒有到來:“作為青年導演,第二部片子才是真正見到本人的時候。第一部成功后,意味著有資本進入,你會面對各種誘惑,那時候就是考驗你初心的時候,你想做什麼樣的導演,想講什麼樣的故事,想跟觀眾做什麼樣的人物關係,真正的考驗在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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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導演郭柯

忻鈺坤、馬凱都是順利跨過這道“結界”的年輕人——憑藉獨立完整的作品獲得業界關注后,又能不為強大的資本擾亂心智,而是有所選擇地獲取資源,繼續深耕類型片創作,樹立導演風格。但另一些新導演的職業道路就沒這麼順遂了,在資本的裹挾下,本來就沒有形成個人作品風格和清晰市場定位的他們,很容易遭受“綁架”,陷入瞻前顧後、手足無措的狀態。

“很多新導演迷茫,我覺得跟現在行業的蓬勃有關。以前沒有人管你,拿了獎也沒用,現在突然多了很多機會出來,所有公司都找你聊有沒有可能合作一下,他也不管你拍過什麼東西。所以當你邁入電影圈之後,並不意味著今後會一馬平川,裡面更加布滿了荊棘和陷阱,你需要小心翼翼地甄別。這是我拍《心迷宮》以來感受到的一個非常大的學問,也會是我今後導演生涯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忻鈺坤說。

“導演是項技術活”

寧浩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發起於2016年,短短一年多時間,已經有《綉春刀2》《中國葯神》《甜美生活》《雲水》四部電影完成了拍攝,五部電影正在籌備中,產能頗高。當然細看這一計劃我們可以發現,寧浩選人是有一定門檻的,他簽下的14位新導演在受扶持前幾乎就已經有成熟的短片或長片作品,也都入圍過一些創投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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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宣傳圖

走進壞猴子影業的辦公樓,迎面就能看到牆上掛著寧浩帶領新導演們共同拍攝的“72變電影計劃”人物海報。寧浩通過集聚一批生猛創作力量,將個人工作室嚮導演平台、製片公司轉型,而他的模式也在被同輩電影人借鑒學習。

“本土的,當代的,有一定創新,有獨特思考角度”——被問選拔導演及其項目的標準時,寧浩毫不猶豫地點明了這四條,他不否認這些導演有那麼點像他自己。其實除了這14名導演之外,寧浩還有更大的野心——他的理想是能夠實現“百人計劃”,培養30個新導演、30個新製片人、40個新演員,共同形成一股表達的力量。

當然,在寧浩看來,技術首先是第一道門檻:“我很清楚,有些事情跟錢沒關係,不是說沒錢就拍不出好作品。有的人夸夸其談,你有那麼多想法,要不給你一個禮拜時間,你拿手機去拍拍試試再說?這就跟足球一樣,有的人很會解說,但真下場卻完全不會踢;外科醫生做的手術越多,經驗才能越豐富,你不能說我理論上知道怎麼操作,但是我暈血。”

寧浩表示不會幹涉新導演的創作,他自稱只是新導演們的“陪練和鏡子”:“客觀來講投資新導演確實有風險,但我不會把壓力施加到他們身上。”寧浩還透露他不會催促新導演各自的項目進度,“一個人要干成一件事,首先得有自驅力。如果一個導演還得別人催著他才能完成進度,那也不會成為好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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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浩和黃渤

想做導演,行動力非常關鍵。

FIRST運營官李子為也強調不斷試錯的重要性:大家只看到馬凱五萬塊拍的《中邪》被一步步追加投資,在一些人眼中很刺激,可沒看到他之前準備了六年,還拍過幾個他自己都看不下去的短片?

馬凱沒上過大學,從未受過專業電影教育。在拍《中邪》之前,他是橫店的千百“橫漂”中的一員。做群眾演員之餘,他喜歡蜷在合租屋裡琢磨電影和劇本,自己寫了七八個故事。那時他沒有電腦,只能在紙上寫,然後抽時間去網吧整理出來;後來他跟攝影師借了一台蘋果筆記本,自學了剪輯軟體的使用:“基本的剪切啊,粘貼啊十分鐘就學會了,再不會就百度查查。技術並沒那麼難,難的是通過看片去學習電影的節奏和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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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邪》預告海報,上映日期已推遲

現在,馬凱已經繼續和騰訊影業合作,籌備他的第二部長片,是一部恐怖喜劇類型片。騰訊影業為他配備了資深的監製和製片人,“有大約一個月的時間,每周開一次會,和王紅衛老師還有編劇們一起討論和修改我的劇本,確實比我最開始寫的成熟了很多。”

但是,馬凱的常住地依舊是橫店,他覺得橫店環境好、物價低,拍電影有現成的劇組和演員,為何做電影就一定要擠破頭來北京呢?機會不是來北京就能有的。“在橫店和北京之間來回奔波不累嗎?”我們問馬凱。他側過頭看看霧霾重重的窗外,說,“我不喜歡北京,節奏太快了。我喜歡有山有水的地方。”

機會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碰來的、等來的。我們在跟很多新導演聊天的過程中,發現他們都會提到李安在家當了六年“家庭煮夫”的例子。可是,李安從來也沒真正閑下來過啊——正是他在家精心打磨的《推手》劇本,成為了他導演生涯的敲門磚。

“野蠻生長的狀態就挺好的”

去年我們採訪金馬電影學院學務長廖慶松,問到新導演該以怎樣的姿態來面對團隊和創作,廖慶松意味深長地回答:要堅持,但也不要太過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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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

寧浩則說,自信可以,但自負跟自信是兩回事。

導演,尤其是新一代青年導演,多半都是個性張揚的。那麼做導演有性格要求嗎?對這個問題,忻鈺坤說:“如果當年我是一個特別倔的人,非得先把《暴裂無聲》拍出來的話,那我今天可能也拍不了電影了。”

當年,《心迷宮》並不是忻鈺坤自己最想拍的電影,但因為《心迷宮》預算會相對較小,有人願意投錢,於是他決定暫時放棄《暴裂無聲》,先抓住了拍《心迷宮》的機會。

逆境生存也是一個導演必備的能力。換句話說,就算得不到任何扶持計劃的幫助,青年導演首先也得自己想辦法生存下去,不管有沒有委曲求全。一個電影項目從籌備到最終完成可能會橫跨幾年時間,在完成之前,導演要做好拿不到任何回報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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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馬獎第八屆金馬學院合影

致力於和新導演合作的天畫畫天影業曾許諾給簽約導演們發放一份月薪,保障他們租房和吃飯的基本需求。但它是個行業個例,如今其簽約導演們也大多找到了更多投資人。

就連在電影工業最發達的美國,在拍攝出長片作品並獲得行業關注之前,一名青年導演也是無法加入任何工會的,也只能單打獨鬥,沒有任何組織保障。

“如果得知你簽約的新導演為了生計去拍廣告賺錢了,你會有意見嗎?”我們問寧浩。

“沒有意見,那起碼是一種你去處理生活的方式。如果連自己的生存能力都沒有,你怎麼能帶領大家一起鬥爭出一個作品來呢?因為拍電影就是一個玩命的、堅韌不拔的、辛苦到家的過程,有時候拍電影真跟打仗一樣,需要導演具備軍人一樣堅毅的性格。”寧浩說。

忻鈺坤也聊過導演這一職業的特殊性和殘酷性:“我這麼對媒體聊可能有點殘酷,可能有點政治不正確,但導演行當真的是有門檻的。昆汀最早也只是影像店的一個服務生,那時候對他來說電影也只能稱為一個夢想,還不是職業身份,所以青年導演更不能以我要成為一個什麼身份來標榜自己。在完成電影之前,不管你是跟別人合作,或者自己想辦法籌錢,都是要經歷的過程。有的導演已經拍了幾部電影,新片仍然找不到錢,這就是這個行業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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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迷宮》海報

“所以我一直覺得平台遠比扶持更重要。一個新導演的第一部作品是必經的磨難,必須要靠自己意志去完成這個作品。不僅這次要經受這些磨難,之後職業生涯里所有的片子都要面對不同的磨難。如果你經歷過這次的脫胎換骨,經歷了這麼大困難還堅持下來了,甚至還獲得了很多讚許,那這個導演身份就能立得住了;但如果你一開始就參加了很多計劃,那可能最後出來的已經不是你的東西了,會被附著上某種主流的價值。當年我們《心迷宮》也試圖找過專業資金和行業指點,但完全是被罵的,如果我們聽從了那些建議的話,就沒有後來的電影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一直保持沒有人管、野蠻生長那種狀態就挺好的”,忻鈺坤說。

《心迷宮》曾經是忻鈺坤孤注一擲的賭,那時候的他在30歲來臨之前暗下決心,如果這次再做不成,就斷了當導演的念想;畢贛在《路邊野餐》籌錢無望的時候也思考過,要不要回到貴州凱里的小山頭上重新做一名爆破員。這些年來,千百個有夢想的年輕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機會嶄露頭角,隨後又在成長為一名真正導演的路上遭遇了重重坎坷。他們有的堅持下來,有的選擇放棄,絕大部分心裡還埋著一顆種子,還在等待新的機遇。

因此,我們無法確切統計出在這些年這麼多新導演計劃里,成功和失敗的幾率究竟佔多少個百分比,我們把評判的權利交還給時間。就像李子為說的那樣,“它們都是澆水施肥的過程,我們只能靜待更多嫩芽從土地里慢慢冒出來。”

我們唯一確信的是,再多的新導演計劃也只是引導和輔佐的外力,最終真正成就一名偉大導演的,還得是他自身的品格和創造力。

李子為想把FIRST做到第二十屆,到那時候,她相信各個扶新板塊可以成熟到一個計算機程序一樣精準運作的系統,以系統的標準來選人。“再想想看,到那時候,忻鈺坤他們這批導演多少歲了?能拍出什麼樣的作品?”

忻鈺坤、馬凱、畢贛、張大磊他們,會成為新一代烏爾善、寧浩、徐崢、陳思誠,或者幾十年後的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馮小剛嗎?不管會還是不會,新舊總要更替,未來的大銀幕屬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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