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縫紉機樂隊》導演大鵬:樂隊全是真彈真唱 每一個音符的誤差都不可接受
2015年暑期檔,當事先並沒有被看好的《煎餅俠》最終拿下11.6億票房后,大家才認識到大鵬的全新身份:電影導演。
在此之前,他是脫口秀節目主持人、網劇導演、搞笑藝人、業餘歌手……這些不同的身份,都是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或主動或被動的選擇。
他第一次的主動選擇是成為歌手。從小聽著Beyond、黑豹等搖滾樂隊長大的大鵬,直至今日依然將唱歌視為夢想,而他的家鄉小城集安,也就成為了夢想的起點。早在中學時期,他便如同《縫紉機樂隊》里的胡亮一般,在小城裡東拉西湊組成出了一支“見證樂隊”,完成了人生第一場演唱會。

但他的歌手夢也是最早破滅的。在經歷了來北京被騙、專輯《標準愛情》一張都沒賣出去的“教訓”,他才不得已說出了“有夢想不代表有能力,如果誤解這一點,就會很痛苦”這句話。
無法揣測《縫紉機樂隊》中的破吉他樂隊是不是大鵬對自己年輕時代玩搖滾樂的寄託,但這部影片講述的故事,離他的夢想非常之近。在他成長時期,集安相對閉塞,只能聽到一些國內的音樂,根本沒辦法聽到外國樂隊的音樂。另一方面,當地並沒有這樣的音樂文化,大鵬組織的“見證樂隊”是集安本地第一支搖滾樂隊。
如果說《煎餅俠》的故事是建立在大鵬拍攝網劇《屌絲男士》的人生經歷上,那麼《縫紉機樂隊》更是建立在大鵬在現實中的歌手夢想破滅上。在片中,他沒有讓自己化身勵志夢想家,完成自己的音樂夢,而是將這個夢放在了喬杉飾演的胡亮身上。而大鵬自己,則飾演了一名彈不了吉他、轉行當經紀人的失意者程宮。


程宮與胡亮之間,構建起的是一種微妙的傳承關係,也正是大鵬沒有將自己置於“夢想”這一主題的核心,撤後了一步,讓他不僅可以從更加靈活的方式去詮釋角色,也不再受限於“追夢人”的設定,甚至可以為了使角色更加立體充當一次“壞人”。還幫助身處導演位置的他,對角色和故事進行更好的把控,提升影片故事的成熟度和完成度。
《縫紉機樂隊》的音樂類型在當下的國產電影中並不多見,還能在接地氣的基礎上,很好地呈現了真人演出的魅力。在大鵬看來,電影里的假唱、假彈都是不可接受的,有著歌手夢的他,雖然在現實中可能很難再度圓夢,但他要求電影中的樂隊必須進行真彈真唱,“這是我的自我要求”。事實上,這支銀幕中的樂隊,不僅在現實中出單曲,還參加綜藝節目表演,甚至原班人馬直接在北京三里屯現場開唱。
《縫紉機樂隊》不僅從另一個方面完成了大鵬對自己青少年時期夢想的一種寄託,附帶的也有他作為《縫紉機樂隊》主要投資方“上海他城影業”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商業“理想”。影片選擇在國慶檔上映,自然看中該檔期的票房潛力,不管是喜劇片《夏洛特煩惱》、《港囧》,還是帶有喜劇元素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心花路放》,都證明了喜劇類型在國慶檔具有衝擊較高票房的能力。對大鵬來說,用只有自己能拍出的保有自身特色的作品,去換取更多觀眾的喜歡和更多的收益,或許更像是一出現實版的勵誌喜劇。

界面娛樂對話《縫紉機樂隊》導演大鵬:
界面娛樂:在《縫紉機樂隊》開拍之前咱們聊過一次。當時您說,有了第一部執導《煎餅俠》的成功,為第二部電影找投資自然沒有問題,但是在找演員方面,難度甚至超過以往。現在回過頭看,具體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大鵬:我和馮小剛導演還曾經一起討論過演員這個問題。我覺得《縫紉機樂隊》和《芳華》有點兒相近,馮導拍的是他的青春,我拍的是我的青春。為了表現不同時代下的青春,我們都用了一種載體去表現,就是表演。當然我們用的是不同的表達,他是文工團,我是搖滾樂。
但是我們面臨的困難是一樣的。我這邊是需要演奏樂器,他的《芳華》對演員的舞蹈也有一定的門檻。我們到底是用原本不會這些技巧、但是大家比較熟知的演員,還是用原本會這些技術但不是演員的人來演?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兼得,既有表演的水準,也有演出的水準。對我來說,湊齊這群人十分困難。其實鼓手炸藥的人選,李鴻其已經是第9個人了。要找到一名會打鼓、會演戲,在顏值上又能擔當得起這個戲里角色責任的,好難好難。

界面娛樂:最終您確定的解決方案是怎樣的?有側重某個方面嗎?
大鵬:最後確定一半一半吧。一半的人以前從事過音樂、有演出基礎,比如喬杉和李鴻其,他倆原來當過吉他手和鼓手,而且他們又會表演。另一半就是比如古力娜扎、韓童生和曲雋希,他們沒有在舞台上進行過音樂表演,只能安排一個老師貼身教他們,有的半年、有的兩年,一直在訓練這一件事,就是為了滿足大家一起的標準。
界面娛樂:您為什麼會執著於進行實際表演這件事?唱歌不像跳舞,演員的動作只要到位,也是可以依靠後期請專業樂隊配音來完成效果。
大鵬:我覺得是一種自我要求。在國產電影中,我還沒有看到過還原音樂現場的電影。在某些電影中可能會有一些橋段,比如大家開始唱歌、彈琴了,這時就會出現很多漏洞,甚至吉他手的左手手型都沒動過。我作為一名從事音樂相關工作的人,看到這些是不可接受的,一個音符的誤差都不可接受。我要拍,就一定要嚴格按照我的標準去要求演員們。

界面娛樂:將故事所在地搬到您的老家集安,在拍攝中其實會帶來不小的壓力吧?尤其是在劇組的執行方面。
大鵬:片中只有跟大吉他有關的景在集安拍的,片中呈現的其他集安的鏡頭,不管是打架那場戲,還是胡亮的修車廠,都是在北京搭景拍攝。我們搭了六條街。
這樣做也是為了可控,尤其是我們在拍攝時,不至於受到場地因素的影響,真的在城裡拍,很多粉絲會來,也會給當地交通帶來不便。
我們在真的集安只拍了差不多20天,最重要的就是拍攝大吉他和最後的結尾高潮。整個大吉他有22.86米高,也不知道是不是全球最大的吉他,但我們儘力了。我對美術的要求就是造出一個龐然大物,但又不能特別巨大,因為電影是一個寬銀幕的畫幅,在最後一個鏡頭裡還要在高度上將大吉他裝進去,太高就溢出銀幕了。最後經過計算,才確認22.86米比較符合我們的拍攝條件。

界面娛樂:原來如此。看片時還發現,在搭建的幾條街里,您還埋了不少跟搖滾樂有關的彩蛋在裡面。
大鵬:沒錯,這條街完全是我們進行的藝術創作,和集安真實的街道沒啥關係,不管是路名,還是路邊的招牌,很多都來源於搖滾樂,比如海闊路、天空路,還有叫天堂之門的店之類的。如果是一名搖滾樂的愛好者,看到會很興奮的。就算不是,也能當做一個小彩蛋來看。
界面娛樂:執導《煎餅俠》、完成您的導演夢想之後,您是借《縫紉機樂隊》來完成自己的音樂夢想嗎?
大鵬:可能大家對我有一個誤解,我應該從沒有在任何地方公開說過當導演是我的夢想。那是我在電影作品中角色的夢想,並不意味著生活中的大鵬想當導演。我一直對拍電影這件事心存敬畏,覺得當導演是有極高的門檻的。我不贊成什麼人都來當導演,偏巧我自己成為了“什麼人”。
當上《煎餅俠》導演,是因為《屌絲男士》成功后,很多電影公司想讓我拍電影,原本計劃找編劇寫故事,再找優秀的導演執導,我只演。他們拿來的劇本都很好,但始終無法解決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我演?換徐崢、寶強、黃渤他們都能演,那為什麼是我?我解決不了這個困惑,就跟新麗傳媒董事長曹華益說,乾脆我自己來試試吧,寫一個不可替代的、別人演不了的大鵬。順理成章地,導演職責也就落在我的身上。其實是被動選擇。
我的夢想就是想唱歌啊。然而被動成為導演具體做下來之後,我發現自己還行,一是我懂表演和現場的調度,二是我能夠跟人交流聊角色,三是出物料宣傳路演什麼的需要好體力,我還算適合。這些加一起,才有了拍第二部《縫紉機樂隊》的打算。

界面娛樂:在這兩部電影期間,您已經以演員的身份,跟馮小剛、王家衛、徐克等眾多優秀導演有過合作,也嘗試過擔任監製。您怎麼看這兩年期間自己的進步和學習?
大鵬:說實話,提到自己監製的作品,也算前不久剛吃了一場敗仗。暑期檔的《父子雄兵》票房結果不是很好,影響到大家對我們即將上映的《縫紉機樂隊》的期待。觀眾可能會覺得,你剛折了一個電影,馬上又上一個電影。雖然那部我只是監製沒有執導,但很多普通觀眾不會區分得很開。我是覺得,每一步路都不白走,即使真的踩到一個坑,那個坑也會告訴你下次怎麼不崴腳。
在《煎餅俠》過後這兩年裡,馮導對我的評價就是,“大鵬你早該出作品了,不然觀眾該把你忘了”,但我覺得如果沒有準備好,就不要有任何動作。如果我真的有信心捧出一部電影,就希望大家相信這部片是拿得出手的。
在過去兩年裡,我頻繁地接觸了這些經典華語電影的導演,他們對我都挺有幫助。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大家在同一時間對我比較器重,現在還有一些合作的項目正在進行中,我認為自己有責任變得更好。
跟他們的合作,也是幫助《縫紉機樂隊》相比前作有進步的一個基礎。這個進步不是從他們身上學到具體的什麼技術、技巧。他們每個人的差異都非常大,我沒辦法成為徐克那樣的導演,他是一名理科生,是一台“計算機”,非常精密。馮小剛導演是個性情中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差別都挺大,同一場戲今天拍和明天拍都不一樣,他依靠自己的感覺去感性判斷。在這些合作中,我最終會找出一種自己的方法,只屬於我,不適用於其他人。

界面娛樂:領悟您自己的方法,也說明您看到了這些知名導演表層之下深層的共性?
大鵬:在合作中,我發現他們的共性就是對電影內容的不妥協。他們心中想要完成的完美,一定會去實現了。不管劇組用什麼技術,沒有不行的事,就是必須要。這既是大導演的底氣,也是大導演的態度。
他們的作品都不鬆懈,可以看到是嚴絲合縫地每一個零部件結合在一起的,幾乎找不到縫隙。有一些我們通俗意義上的爛片就是千瘡百孔的,這兒的美術差點、那兒的攝影不太好,還有燈光照著發行這人臉上有油……其實這就是每場戲之間的縫隙,累積成全片的長度時,就是一個個大窟窿。
在《縫紉機樂隊》里,我儘可能地去減少這樣的遺憾。能力當然有高低之分,但是態度這件事不能有區別。甚至當你知道自己能力有所欠缺時,態度還要更積極才行。

界面娛樂:但您是否擔心,在上映前,有一些觀眾質疑《縫紉機樂隊》又是勵誌喜劇,您在重複自己?
大鵬:相聲有個專業技巧,叫三翻四抖。就是一般來說形成重複需要三次,經常在相聲或者小品中,大家慣用的手法就是重複一個笑點,頭兩次沒什麼感覺,第三次就會很好笑,第四次哄堂大笑。套用到我的創作中,我作為導演拍了兩部戲,還沒有達到重複的規模,也不算風格固定,我覺得要看下面的走向。如果還是這樣,那風格就固定了,如果後面有了變化,第四部有了變化,那說明還在遊走當中。
我個人認為自己遠談不上風格定型,現在還是摸索階段。但是很顯然,大家對我的固定印象就是這樣的。這和我的個人經歷、成長環境、對世界的看法都有關係。
就像我認識的管虎導演,非常陽剛,喝酒抽雪茄,說話擲地有聲,在他的作品里看到的就是硬漢、爺們。而徐崢導演,就是我們整個朋友圈裡的焦點和中心,永遠能讓每個人之間都舒服地相處,是組織者、管理者,所以在他的作品里,會看到他的遊刃有餘,是一種讓你覺得舒適的喜劇。至於馮小剛導演,有時候他會說一些自己的觀點“放炮”,而他的作品也會讓觀眾覺得尖銳、有力度。
但凡不是代筆、挂名,導演的作品一定是他本人。我是什麼人呢?東北小城集安集安、這個地圖上的小角落,就是我的家鄉。那個地方四面環山,信息閉塞,小時候我沒聽過外國的音樂,都是聽的國內的。別人聽“槍炮與玫瑰”,我只聽過黑豹、唐朝。我就是一個小城青年來北京當北漂的典型,能有機會拍戲,運氣有一部分,我自己的努力有一部分。我非常想通過自己努力彌補能力上的缺陷,付出的成本就會比別人多一些。我的作品就是我這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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