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周刊》遇襲三周年 巴黎人不再說「我是查理」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15年1月7日，曾刊發先知穆罕默德諷刺漫畫的法國雜誌《查理周刊》位於巴黎的編輯部被兩名槍手襲擊，造成12人死亡。沾滿鮮血的那天是近年來歐洲遭遇的一系列恐怖襲擊的開始，自那以後也讓編輯部成員的生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然而，法國民眾對於上街高喊“我是查理”的記憶，似乎正變得愈發模糊。
整整三年後，《查理周刊》在2018年初出版了又一紀念特刊，其封面與法國挨家挨戶推銷新年年曆的傳統有關。在這期由雜誌主編、漫畫家裡斯（Laurent Sourisseau，筆名“Riss”）創作的封面圖中，一個人從門上的窺視孔探出頭來表示：“‘伊斯蘭國’的年曆？我們已經有了。” 而這扇門的上方寫著新年首刊的主題：“罐頭裡的三年”。
在2015年襲擊中身中數彈的記者尼科利諾（Fabrice Nicolino）在新年特刊中撰文回憶了生活在恐懼中的這三年。他不斷遭受手術的折磨，要在“配著全自動武器”的警察陪同下去做理療。此外，他還寫到了同事們活得戰戰兢兢的感受：
在外面的時候害怕，看見警察也害怕；在室內的時候害怕，害怕聽到莫名的聲響；呆在樓里的安全室（panic room）害怕，因為患上了幽閉恐懼症；總是害怕，因為覺得自己會再聽到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的聲音；相信這種恐懼是有辦法克服的，但到底應該怎麼做？
尼科利諾還提到，每當遇害的前任主編夏爾伯（Charb）撰寫的戲劇在地方文化中心上演時，警方就會封鎖整條街道，搜查每一位觀眾。書店老闆也出於安保擔憂取消了查理周刊員工的見面會。對此，尼科利諾表示非常理解：“我們走到哪兒，警察就跟到哪兒。我們離開后，書店老闆就只能獨自應對這一切了。”
不過，《查理周刊》並沒有丟掉自己的幽默感。曾有一名記者的兄弟為他帶來禮物，發現家裡沒人後就把禮物留在了門口。鄰居從門上的窺視孔發現后隨即報警，警察實施控制爆破炸開了包裹才發現，這只是一包來自鄉下的櫻桃。於是《查理周刊》出了一則名為“櫻桃襲擊”的漫畫，其中牆壁和地板都被染紅一片。
然而《查理周刊》的前途卻不甚明朗。主編里斯在夏爾伯遇害後接手了雜誌的日常工作。他在上周發表的評論中表示，雜誌的安保費用高達每年100至150萬歐元。在里斯看來，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現象：“言論自由是國家民主至關重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現在它已經成了奢侈品。到將來，或許只有那些特別有錢的媒體才能享有言論自由。”
已經成為公眾人物的《查理周刊》員工們享有警方的保護，具體人數並未對外公開。政府並沒有單獨保護雜誌的新秘密總部以及在那裡工作的員工。據《愛爾蘭時報》報道，對此，編輯部已向法國總統馬克龍請願稱不公平。而馬克龍表示，他已經了解了《查理周刊》員工的訴求，會讓內政部評估風險，並在危險得到確認后提供相適宜的安保。
里斯之所以非常在意“言論自由的金錢代價”，是因為《查理周刊》的銷量已經下跌至三年前的水平。遭遇襲擊的一個月之前，《查理周刊》發行量不足3萬，面臨倒閉的威脅。但是在那之後，數百萬人上街高喊“我是查理”，多家報紙頭版和推特話題也重複著同樣的口號。這本小眾政治諷刺雜誌的發行量反而漲了10倍，新增了20多萬訂戶，編輯部一夜之間收到400萬歐元捐款。然而時過境遷，據法新社報道，到2016年，雜誌營收從上一年的6000萬歐元暴跌至1940萬歐元。
法國24電視台近日採訪了一些《查理周刊》的“鄰居”，這十幾位當地居民每年都會在Le Poulailler餐廳聚會三次。在這家典型的巴黎小酒館里，這些人總是能清晰地回憶起發生襲擊那天他們在哪、做了什麼，並試圖幫助社區走出創傷。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都是《查理周刊》的擁躉。
遇襲后，屬極左翼陣營的《查理周刊》的刁鑽諷刺風格絲毫沒有改變，甚至借遇難后被衝上土耳其沙灘的敘利亞小男孩艾蘭·科爾迪做了一番惡搞。這一次，他們遭到了廣大網友的憤怒抨擊。
Le Poulailler的廚師大衛就表示，他並不喜歡這本雜誌：
我已經感受不到‘我是查理’的那種氛圍了。當然，確實有過一段哀悼的時期，我也買了他們在遇襲后出版的第一期。大家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但這本雜誌真的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按摩師Ermindo Brunacci也毫不掩飾自己對這本諷刺雜誌的厭惡：
我不喜歡《查理周刊》，從形式到功能都不。他們是針對穆斯林的，如果我們現在要談論自由，那麼我覺得他們剝奪了穆斯林的信仰自由。
不過女服務員Sarah Ernoult對《查理周刊》帶給外界的不適表示理解。
襲擊事件剛剛發生后，大喊‘我是查理’要容易得多。當時的感覺就是每個人都是查理，哪怕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大家也覺得我們需要像他們這樣的人。我想我到現在仍認為自己是‘查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