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面臨三重束縛

2018年7月18日,美國華盛頓,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出席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會。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程實 高級經濟學家 錢智俊
全球普遍復甦的起始之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將何去何從?這是2018年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央行行長會議拋出的時代之問。
我們認為,以本次會議為交匯點,危機十年後經濟結構的巨大變革,川普政府超常規政策的持續施壓,以及美國經濟復甦的不確定性上升,正在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構成三重束縛。而美聯儲的政策理性和鮑威爾的堅韌風格,則是美聯儲捍衛政策立場的關鍵力量。重重束縛之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火種能否傳承,將對全球復甦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美聯儲能夠頂住壓力、穩步退出寬鬆,將引致超預期的緊縮效應,有望鞏固“美國主動收緊、歐日被動收緊、中國相機抉擇”的全球格局,並小幅延長美元的強勢期。相反,如果美聯儲屈從於三重束縛,放緩貨幣政策正常化步伐,那麼將加速催化美元走勢由強及弱的轉變,並阻滯美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
束縛一:經濟結構之變直擊決策軟肋。
在本次會議中,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指出,自然利率、自然失業率和通脹目標是美聯儲的核心決策依據。但是,伴隨經濟結構的轉變,上述三大指標可能悄然發生遷移。“大通脹時代”的歷史經驗表明,如果不能準確把握這一變化,美聯儲將陷入嚴重的決策失誤。事實上,上述美聯儲的決策軟肋正暴露於新一輪經濟結構變革之中。基於本次會議發布的多篇學術研究,我們認為,新的經濟結構可能從兩個方面束縛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

其一,市場巨頭力量崛起。危機十年之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各主要行業的集中度均大幅上升。不同於分而治之的市場局面,“嬴則通吃”的市場巨頭,具有更強的獲利動力和經濟資源進行政治遊說,以期獲得政策紅利。並且,新一代的市場巨頭通常代錶行業領先的生產效率,並對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響力,因此在經濟復甦期間具有“大而不能倒”的優勢。這削弱了央行相對於市場巨頭的博弈能力,使得市場對寬鬆續杯的渴望更容易轉化為對央行決策的現實壓力,從而衝擊貨幣政策獨立性。
其二,信息權力去中心化。信息是決策的基礎,也是權力的背書。不同於“央行知曉一切”的傳統觀念,隨著金融科技的高速發展,大量遊離於央行體系之外的市場主體,正在獲得比監管者更加豐富、準確、及時的經濟信息。央行的信息權力不再絕對凌駕於市場之上。在經濟結構變革的未明之際,這使得市場有能力去挑戰央行對於自然利率、自然失業率等關鍵指標的判斷,進而動搖央行決策的合理性和權威性,迫使央行做出讓步。
束縛二:川普超常規施壓持續升級。
7月下旬至今,川普打破美國政府的歷史傳統,多次公開質疑美聯儲貨幣政策,希望迫使其延續“低利率、弱美元”的狀態。我們認為,基於三大因素,川普採用超常規手段施壓美聯儲的行為將持續升級。
第一,赤字財政的內生需求。正如我們此前研究所述,川普“稅改+基建”的赤字財政若要真正起效,必須保證能夠持續以較低的成本融資。一旦政府債務的實際利率高於美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即使財政刺激實現經濟增長,也無法消解債務問題。考慮到稅改已經落地,此前不斷受阻的大規模基建亟待加速推進,因此通過維持低利率為基建爭取窗口期,成為川普的必然選擇。
第二,超常規手段的政策慣性。今年4月以來,基於稅改引致的強勁經濟增長,川普獲得了更加充裕的政策空間,以實踐其超常規政策舉措。數月間,川普政府不僅通過貿易摩擦對中國、歐洲、加拿大等國施加沉重壓力,亦對伊朗、俄羅斯、土耳其等國揮舞起金融制裁的大棒,並均取得了可觀的短期效果。這將進一步鞏固川普的政策信心,支持其將打破常規、極限施壓的策略用於美聯儲,從而加大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干預。
第三,中期選舉的民意壓力。近期,在“通俄門”等醜聞的打擊下,川普民調支持率下滑,遭彈劾的概率上升,使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處於不利地位。根據民調數據,當前川普的支持率僅為42%,就首屆任期而言,更接近在中期選舉中大敗的奧巴馬(2010年),而大幅偏離獲勝的小布希(2002年)。因此,川普政府亟需進一步施惠於民粹主義,以收攏民心。在對外貿易摩擦取悅製造業的Main Street之後,通過對內支持貨幣寬鬆,以取悅金融業的Wall Street,成為目前的不二之選。
束縛三:美國經濟復甦不確定性上升。
與歷史上前幾輪復甦不同,本輪全球普遍復甦中,增長與風險始終相伴而行。目前,得益於財政刺激,美國經濟在增長端表現強勁,但是風險端的隱患並未遠離。由此產生的長短期壓力,將成為美聯儲堅持政策獨立性的障礙。
短期來看,貿易摩擦的成本漸次顯現。在貿易摩擦中,雖然美國經濟處於相對強勢方,但是三個層面的成本依然不可避免地迅速累積。一是貿易制裁的範圍不斷加碼,疊加油價的高位持續,正在漸次形成輸入型通脹。二是貿易摩擦如果久拖不決,目前持觀望態度的國內企業將被迫減少資本投入和員工雇傭,從而削弱財政刺激的乘數效應。三是隨著美股走向史上最長牛市,市場預期正在趨于敏感和分化,一旦貿易摩擦產生預期外風險衝擊,有可能引致投資者情緒驟然逆轉,今年年初的金融市場系統性調整可能再次發生。
長期來看,長周期復甦動力疲態難掩。雖然目前美國經濟增速正處於階段性高位,但是正如鮑威爾本次演講所提及的,生產效率上升緩慢,以及伴生的工資增長較弱和經濟活力下降,依然是美國經濟的長期結構性挑戰。據此,我們認為,從2019年開始,隨著稅改刺激作用的逐漸退潮,美國經濟的下行風險將顯著提升。CBO預測數據顯示,2019-2020年,美國經濟增速將大幅下滑,並帶動失業率觸底反彈。8月FOMC會議紀要也表明,長期下行風險在美聯儲的政策考量中已經躋身前列。
貨幣政策獨立性:束縛與抗爭
本次Jackson Hole會議與15年前格林斯潘出席的那一屆,有著相似的主題,也處在相似的歷史拐點。當年格林斯潘錯誤邁向過度寬鬆,在大緩和時代的末期埋下了十年危機的種子。在2018年全球普遍復甦起步之際,美聯儲在重重束縛之下何如選擇,將是本次會議留下的時代之問。
我們認為,兩大力量將支持鮑威爾捍衛既定的政策路線。一是美聯儲的政策理性。美聯儲具有堅持政策獨立性的傳統,並且正如我們此前研究所述,鷹派加息是一劑苦口良藥,正在清除長期寬鬆導致的結構扭曲,有利於修復美國內生增長動能。二是鮑威爾的政策風格。自履職以來,即使面對今年年初的系統性調整,鮑威爾也並未屈從於外部壓力,始終保持著審慎穩固的政策韌性。
展望未來,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是否動搖,並不取決於9月是否加息,而是反映於其後的整體政策選擇,尤其是要關注縮表的進程快慢。重重束縛之下,如果美聯儲能夠頂住壓力、穩步退出寬鬆,將引致超預期的緊縮效應,有望鞏固“美國主動收緊、歐日被動收緊、中國相機抉擇”的全球格局,並小幅延長美元的強勢期。相反,如果美聯儲屈從於上述束縛,放緩貨幣政策正常化步伐,那麼將加速催化美元走勢由強及弱的轉變,並阻滯美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