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閱兵」成票房「催化劑」，主旋律題材推動年票房突破500億？

作者 | 耿凌波

2014年之前，國產主旋律電影受困於長久以來形成的刻板印象：人物形象“高大全”，缺乏“煙火氣”，敘事模式保守、固定，視聽語言與時代脫節，嚴重缺乏觀眾緣，商業價值無法實現進一步延展。

隨著徐克應用“類型化”手法改編的《智取威虎山》在內地收割8.81億票房，主旋律電影打開通往新世界的大門。人們除了驚嘆於“紅色電影還可以這麼拍”之外，更看到了主旋律題材和類型片結合的潛力。

2016年，電影《湄公河行動》成為當年“票房黑馬”，主控方博納影業由此開啟“逆襲”常態；2018年，“行動系列”第二部《紅海行動》斬獲36.50億票房，博納也成為主旋律類型化改編的“頭號玩家”。

一方面，資本嘗到了主旋律題材類型化改編的甜頭，享受著官方補貼、官方協助，不僅攝製難度降低，審查上也受到官方偏愛；另一方面，民間總結自2018年至2022年，內地進入“紅色五年”，越來越多資本入局。

今年上海電影節期間，“主旋律”題材幾乎成為每家影業公司的坐上賓，博納有“中國驕傲三部曲”、北文有《749局》、萬達有《解放了》……國慶檔更上演主旋律題材大比武，十一當天就上映了《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電影，更是直接推動了2019年票房突破500億大關。

但隨著入局者越來越多，資本會發現並不是所有主旋律題材都能適合類型化改編，而橫亘於現實主義和類型化誇張之間的“邊界”問題浮出水面。

票房較首映日上漲19.6%，“大閱兵”成國慶檔情感“催化劑”？

當前《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電影，上映四天票房一路高歌，首日票房分別突破2.98億、2.63億、2.08億，貓眼專業版預測，三部電影最終票房或將呈33.07億、26.46億、9.96億梯隊，總票房突破70億人民幣。

受到十一“國慶70周年大閱兵”的影響，主旋律電影的觀影熱情也被帶動起來。

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大閱兵”當天大盤總票房近8億，較首映日上漲了19.6%，創春節檔以來單日大盤新高，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單片單日拿下3.79億票房，較首映日上漲了33%；“大閱兵”第二天大盤總票房7.80億，同樣較首映日上漲了17.5%。

當“大閱兵”掀起的強烈共情從線上蔓延到線下，這場觸及全民情感、溝通全民情緒的盛事，找到了效率更高的情感出口和落地方式——消費主旋律電影，而對於這些電影本身來說，這種也更像是一針催化劑，催生國慶檔電影誕生更高票房。

事實上，在此之前，公共事件成為國民情緒催化劑的例子不勝枚舉，“1987年黃河首漂”、“1981年中國女排首次奪冠”、“2001年申奧成功”等等，但對電影票房會形成刺激的例子卻少之又少，而今年“大閱兵”之於國慶檔，再次驗證了公共情感發酵對電影票房的帶動作用。

截止到發稿前，《我和我的祖國》票房已經突破13億，持續領跑國慶檔；而《中國機長》票房也已經突破十億，位列票房第二名；《攀登者》在三部影片中的票房暫時落後，當前僅拿下5.27億票房。

《我的祖國》《中國機長》票房領跑，《攀登者》口碑“崩塌”

作為國慶檔“排頭兵”，《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票房可謂節節攀升。但就電影本身的口碑而言，外界依然褒貶不一。三部電影豆瓣評分上映兩天才遲遲開分，當前《我和我的祖國》8.1分、《中國機長》7.2分、《攀登者》則跌至7分以下。

三部電影中，《我和我的祖國》評分最高，電影前期借力同名經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國》， 形成病毒式營銷，讓電影下沉至普通觀眾群，為影片票房蓄力。但影片形式——由7位導演分別創作的短片構成集錦，則決定了影片的所有內容很難對大眾形成完全覆蓋。

7位導演無論技術還是風格都勢必會形成對比，口碑分裂在所難免，但好在大部分觀眾接受程度較高，眾口難調也沒能成為什麼難題，反觀另外兩部影片，則沒有這麼好的運氣。

觀眾對於《攀登者》的負面評價，大部分集中在“劇情線太碎”、“感情線牽強”、“對不上嘴型”、“剪輯粗糙”等等，直接影響電影觀感。但也有一種聲音認為，作為內地首次嘗試登山題材的商業片，外界對《攀登者》期待過高，很容易“不及預期”。

“即使有瑕疵，但瑕不掩瑜”，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攀登者》開畫當天26%的上座率，甚至低於《我和我的祖國》上座率的一半，屬於被嚴重低估了。

而《中國機長》在觀眾反饋當中，算是主旋律題材和類型化融合得較為成熟的一部，電影前半部分展現了現代化、年輕化的民航工作氛圍，更像是內地版本的《衝上雲霄》，後半部分，在擋風玻璃破裂事件的基礎上，又加入了雷暴天氣的設計，增加影片看點。

要知道，川航3U8633航班事件原型本身故事性不足，影視化難度較大。但儘管如此，影片仍然存在群戲單薄、群像刻畫不足的問題，被觀眾詬病“配角淪為紙片人”。

“主旋律”題材的類型化改編或陷“失真”窠臼？

整理三部影片評論，會發現同一個指向性問題：“失真”。《攀登者》的多數反饋為“過度煽情，不夠真實”，而《中國機長》則多數反饋為“過度誇張，不夠真實”。這也是“新主流”電影（“2019年上海電影節”期間官方提出概念）或者說主旋律題材的類型化改編，2009年發展至今，創作層面暴露出來的較大問題。

明顯的趨勢是，自從《智取威虎山》和“行動系列”電影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以來，主旋律題材的改編越來越依賴於香港導演，雖然香港導演在過去幾十年對內地的生活體悟和社會事件是缺位的，但是他們經歷了香港電影完整的發展過程，在類型化創作上已經具備了成功經驗。

大致總結出“新主流電影”改變成功的一般公式：主旋律題材+類型化創作+香港導演+內地監製。如果說香港導演對於類型化而言是一把好刀，那麼內地監製則是這把刀的刀鞘，讓前者能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在恰當的範圍內發揮優勢。

如果去掉了內地監製這一環，這類電影容易因為內容不夠接地氣和內地市場脫軌，甚至改編失真，比如此前劉偉強導演的《建黨偉業》就曾備受爭議。

事實上，主旋律題材的類型化改編本身就是“火中取栗”，一邊是現實主義題材，一邊是類型化的誇張，向右容易沉悶，向左又容易失真，如何做出符合市場規律的主旋律類型化改編，市場規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引導創作。

只有經歷了“暴露問題”、“總結規律”，才有可能“走向成熟”。當前，主旋律題材的類型化改編正在進入一個健康的發展周期，雖然這個過程中會遭遇詬病，但是放到整個類型在內地發展的維度來說，這其實是一個健康有意義的過程。

觀眾可能不懂藝術，但是他對藝術的感知能力不容忽視，創作者需要警惕經驗，需要找到主旋律題材類型化改編的中間值，在不違背常識、不違背規律、不違背科學的基礎上，找到年輕人感興趣的角度，重新表現、重新挖掘，主旋律題材的藝術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