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京的勝利與時代的表情

文 | 《財經》高洪浩   

編輯丨宋瑋

作為《戰狼》的導演兼主演,吳京為這部電影足足準備了六年,壓上了幾乎全部的身家。所以他必須考慮到不僅僅是正片,即便是每一個細微的宣傳點都可能決定成敗。出道20年,吳京太渴望得到一場屬於自己的勝利。

拍攝《戰狼》期間,吳京親自選了一場戲讓媒體探班:他飾演的冷鋒剛到戰狼中隊的那天,坦克列陣出行,直接朝冷鋒駛去。其中一輛坦克將炮口直接沖向冷鋒的臉,相距不超過10厘米。

吳京拍過太多動作戲,有的角色可以飛檐走壁,更厲害的可以在爆破中死裡逃生。但他知道怎樣才能打破這些陳詞濫調從而顯得更神勇——在這場戲里,面對坦克和大炮直衝過來,吳京站在原地一動不動,面不改色,氣定神閑。

“那段時間,你會感覺他的臉上就寫著‘我要出頭’四個字。”一位接近吳京的人回憶。

幾個月後,《戰狼》出乎意料地獲得了5.4億元人民幣的票房;兩年後它的續集票房破天荒達到了56.81億元,成為中國票房史上冠軍;2019年,吳京出演的《流浪地球》獲得了46.5億元票房,位列中國影史第二。

吳京的勝利與時代的表情

好萊塢是完全無法理解《流浪地球》中,為什麼中國人要拖著整個地球一起逃生,而非去外太空尋找新的星球生存。這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經驗使然——一個完全自發在自己的土地上,把舊家園變成新家園的過程,而非西方的海外殖民擴張。

吳京有時看起來像一個與某些流行觀念格格不入的人,他更信奉集體主義指引下的個人主義;崇尚英雄;極度需要證明自己,有人因此嘲笑他在這個時代是過時和做作的。

如今他將它們植入到《戰狼》、《流浪地球》后卻獲得了意外的成功,甚至那些沒有吳京身影,卻與他分享著一致價值觀的電影如《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同樣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這是典型的在一個國家崛起的時候,渴望向全世界證明自己已經強大的行為,打敗誰,也沒有證明自己重要。”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編劇梁振華對《財經》記者說,這些電影滿足了人民在大國崛起時的幻想,是民族情緒的巨大發泄。

而有哪個演員身上能夠同時存在“小人物”與強烈民族主義者的特質?一位演藝圈人士說,大概只有吳京了。

含“京”量遭遇娛樂風向變化

熟悉吳京的朋友看完電影《流浪地球》后都會默契一笑。吳京的戲份不是最多的,但在他們看來,電影里卻處處是“吳京”的痕迹,

《流浪地球》有一幕戲:“流浪地球計劃”失敗,地球即將墜入木星,危在旦夕之際,所有外國救援隊都在撤退,只有中國的救援隊選擇留下。

一位與吳京熟識的影業高層對《財經》記者說,這個表現手法是吳京在拍《戰狼2》時就想用的,那時的設計是:海面上,所有外國軍艦都在撤離,只有中國軍艦繼續向前開,最後艦長按下按鈕,軍艦上導彈朝著敵人萬箭齊發。

吳京一直渴望用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大形象來展現中國。“民族情懷、愛國、愛軍隊這些都是吳京骨子裡的東西。”上述人士說。

吳京出生在北京,是滿族正白旗,祖上出過武狀元。在習武世家出身的吳京底色張揚、傲氣。小時候出國進行武術交流時,他的護照總是被各種理由拒簽,吳京那時想的就是——“以後國家強大了也要拒簽別人幾次”。

吳軍敬仰軍人,對現代武器如數家珍,尤其是槍。一位參與《戰狼》項目的人士說,劇組每進一支新槍,吳京都能給身邊人詳細介紹一遍。吳京還有一個本事是改裝槍,就像那些執著於改裝汽車的發燒友。

吳京不時在媒體上宣揚自己的民族主義情懷。接受媒體採訪時,吳京總是表現得格外活躍,比如經常小跑著進入採訪間,面部表情與肢體語言同樣豐富,這些外放的舉動一旦和他的高調言論相結合,在部分網民看來,就成了一種消費愛國主義情懷的得意之態。

網友還發明了一個詞——“含京量”,來形容影視作品中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的厚重度,以及男主角個人英雄主義氣質。

但這就是吳京的表達方式。

在熟識吳京的人看來,他們對這些舉動和言論絕不意外,吳京對自己說的話,對自己的信念是堅信的,即時這些表達有時候看起來頗為戲劇。

春秋時代董事長呂建民和吳京是多年的哥們兒。他對《財經》記者說,有一次遭遇堵車,他發現是前面不遠處有一輛車發生自燃。堵車很閑,就拍照發了條朋友圈。

才發出去,吳京一個電話就打了進來吼道:“你丫怎麼還不去救火啊。”

沒過幾天,呂建民和一位軍人朋友喝酒,一時興起合了一張影,然後他又把這張照片傳上了微博。幾分鐘后,吳京又一個電話打了進來,怒氣沖沖地指責:“你趕緊把照片刪了,軍人怎麼可以穿著軍裝還滿臉通紅?”

作為一個功夫演員,吳京更易受到黃飛鴻、陳真這樣愛國志士的感染。少林功夫、鋤強扶弱、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樣的敘事模式切中了大眾內心,人們熱愛功夫電影、需要功夫電影。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內心生髮出對力量的渴求和崇拜。

比吳京更早出道的李連杰踩中了這個點,1982年他主演的電影《少林寺》以1毛錢一張票的價格創造了1.6億元票房;香港人也踩中了這個點,1983年電視劇《霍元甲》在內地風靡,引發萬人空巷。

而吳京的不走運在於,他出道的1995年,是他所信奉的這一切價值觀褪色的起點。

從那時起,觀眾要的是好萊塢式的金錢與愛情奇觀;是第六代導演在邊界勾勒現實的灰度;是馮小剛用喜劇諷刺與解構一切。

吳京年輕、認真、肯拼、形象也不錯,所以他一直有戲拍。但是他太在乎自我和價值觀,他要做演員不想跑龍套,於是他放棄了去好萊塢的機會;當功夫時代已過,他仍然說要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功夫時代。

拍攝《戰狼》以前,吳京已經演過將近50部影視作品。但在很多人眼中,他仍只是一個演過很多配角戲的功夫演員。

2003年,他只身前往香港打拚,那是功夫影人的天下,成龍、袁和平、甄子丹都是在國際上叫得響的名字。但吳京又一次踏空。

一位影視行業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剛到香港的頭兩年,吳京一部戲也沒有接到過,後來逐漸有些配角和反派的戲找上門。2011年,電影《新少林寺》原本定的是吳京,結果開拍前遭到臨時換角,吳京再次淪為配角。這個硬漢曾經因為自己在香港的遭遇,在南疆對朋友放聲大哭。

在娛樂圈,演員紅是少數,不紅才是常態。吳京始終想出人頭地,只是這一次他終於和時代的曲線吻合上了。

價值觀與主流市場

有的人在沉寂中等待機會,有的人始終在自己創造機會。

吳京的韌性超乎於大多數和他一樣同樣想出頭的演員——6歲習武;10歲時右胳膊骨折斷裂;14歲腰部扭傷,病情惡化導致下肢受傷;四年後痊癒,又在比賽中被打成重傷,右腿幾乎殘廢。這些他全部都熬了下來,在20歲以前拿了各種全國武術冠軍。

2008年,他第一部自導自演的電影《狼牙》問世,這部傳統的港式功夫片上映后沒有掀起一絲波瀾。也是在這一年,吳京赴汶川志願抗震救災,他深受那些軍人的感動,想拍一部歌頌軍人的電影,《戰狼》的故事就這麼開始了。

吳京和《戰狼》的成功更像是一場意外。

《戰狼》不是那種會被資本簇擁的項目。吳京為了這部戲幾乎壓上了全部身家。吳京靠自己在演藝圈的人脈遊說了二十多個演員,結果對方全都婉拒了他。

拍攝期間經費緊張,除了女主角余男住上了星級酒店,包括吳京在內的所有工作人員幾個月的時間都蝸居在南京一家沒有掛牌的小賓館。

軍事題材是被中國電影市場冷落多時的類型。帶有強烈宣傳色彩的電影曇花一現,還沒來得及掀起波瀾,就迅速淹沒在好萊塢大片和國產愛情小品之中。

過去這類電影帶有強烈傳統理想主義的烙印,天然與主旋律掛鉤,主人公不是在追求自我的精神拯救,而是試圖展現努力將自我融化到集體的過程——這套傳統的話語體系在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和深度的市場化浪潮洗禮后,顯得有些過時。

呂建民在《戰狼》上映前一晚接到了一個院線經理的電話。“老呂,我們第一天就兩個片子上線,我可以給你30%的排片,但第二天你就會降到20%,因為又有新片上。”

不過後來一切突然發生了逆轉。

尤其在《戰狼2》上映之際,印度邊防部隊與中方在邊境發生對峙,局勢劍拔弩張。《戰狼2》上映后,電影中“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似乎成為了民族情緒的一個宣洩口。上映兩周之內,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與《解放軍報》等央媒、軍方媒體連發8文為其站台。而後這部電影先後兩次獲得延長放映時間的機會。

從《戰狼》系列到《流浪地球》,中國電影製造出了一批本土的好萊塢式英雄人物,他們有普通人的毛病——脾氣火爆、一身反骨、不講禮數,他們行為的最初動機都是私人目的,如拯救愛人、尋找父親,但最後都成為了“正義”代表,憑一人之力救民族或人類於危難。

在沒有硝煙的年代,這種虛擬的凱旋無疑最能夠調動觀者的情緒。

一位與吳京相熟識的影視公司高層說告訴記者,創作《戰狼》劇本的時候,大家最在意的是這個主旋律式的英雄怎麼才能拋棄過往中國英雄的刻板印象,立起來。

“後來我們發現,吳京就是冷鋒、冷鋒就是吳京。”上述高層說。吳京是一個看起來像理想主義者的現實主義者。

現實生活中,他是一個“小人物”,喜歡騎自行車去喝酒,會因為自行車筐被路人弄壞了而責怪朋友,和朋友大吵一架;他脾氣不好,很容易發火罵人;他也會佔小便宜,在車庫裡和別人搶停車位。但他對自己的信仰看上去堅定不移,熱衷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崇尚軍隊,熱愛家國。

接《流浪地球》時,他發自內心想表現中國的強大、支持中國的科幻,但他也有私心,比如想讓兒子看到這部電影,覺得爸爸是一個超級英雄。

《戰狼》與《流浪地球》巧妙地融入了獨一無二的中國經驗,這是好萊塢的價值觀所無法涵蓋的。

好萊塢是完全無法理解《流浪地球》中,為什麼中國人要拖著整個地球一起逃生,而非去外太空尋找新的星球生存。這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經驗使然——一個完全自發在自己的土地上,把舊家園變成新家園的過程,而非西方的海外殖民擴張。

吳京的價值觀曾經不被主流市場所接受,2008年以後開始變得不一樣,對於新一代年輕人而言,汶川大地震與北京奧運會成為他們對這個時代最突出的記憶。

以這兩件大事為契機,隨著中國國力、國際地位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大眾對體制的看法已經發生變化——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離開體制被認為是自由的象徵,人們用這種方式來確立個人空間。

現在,中國看上去已經有實力滿足多數國民的物質生活、有底氣在國際競爭上表現強硬、有意願展現大國姿態參與國際事務。這種態度在幾部電影里表露無遺:幾部電影所有的英雄行為都是在境外甚至太空,以“拯救他人”為目的完成的。

它是當下主流的一種對體制和國家的新認同,是與80年代反思革命、90年代批判體制完全不一樣的文化想象

“我只不過拍了一部電影。”吳京說,我就是想表達我的價值觀,你可以不認同。

意志的勝利、情緒的勝利

從《戰狼》、《戰狼2》到《流浪地球》,吳京的個人意志毫無疑問是這場狂歡的起點。《戰狼》的編劇劉毅在接受《南方周末》的採訪時曾說,要是把吳京換掉,《戰狼》這事兒就不成立了。

《戰狼》系列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中國電影工業化的成功。吳京編劇、吳京執導、吳京主演,它們無不都帶有吳京強烈的個人慾望和個人意志。

幾乎沒有人會像他一樣在意一部戲的每一個細節。在拍攝期間,吳京甚至會親自過問幕後花絮的效果,不滿意的地方甚至會要求重錄。

這是一個最細枝末節的工作,多數導演根本不會過問。但第二天吳京親自重敲了攝影師、燈光、場地,重新製作了一塊全新的背景板。劇中一位已經殺青回國的英國演員又被他請回來在新的背景板前重新錄了一遍。

有天夜裡接近凌晨一點,呂建民接到了吳京的電話。吳京很激動地在電話那邊大叫,“我在機房憑什麼你就睡了?你現在趕緊過來,有事情要商量。”呂建民心想出什麼大事兒了,等他匆匆趕到機房,吳京一上來就拿起耳機給他。

“你聽聽,我覺得這小段音樂有兩個音符……”呂建民被氣得無話可說。後來呂建民和吳京開玩笑,說這部電影把一個文盲生生逼成了博士。

《戰狼》在做後期的剪輯時,吳京每天蹲在機房,每一分鐘都跟在剪輯師背後,這本不屬於他的份內事。以至於機房的工作人員有一天給吳京的朋友打電話,“你們把他拉走吧,他天天呆在這裡我真的受不了,我還要接別的活的。”

呂建民說《戰狼》就是吳京的命。作為兩部《戰狼》的製片人,他認為自己對兩部電影也付出了很多,但和吳京一比,“不管我怎麼熱愛都不如一個人的命重要。”

吳京追求完美,他需要電影相關的每一個細節都在他的可控範圍內。他極少用替身,《戰狼2》開頭160秒的水下打鬥長鏡頭,一鏡到底吳京堅持親自上陣。在美國,這是會被保險公司和工會禁止的行為。

有一場戲是他要被直升機吊在空中長達十幾分鐘,吳京反而覺得很刺激,下戲后心情大好。

吳京如果對誰有意見了,一定會直接說出來,從不隱藏。他的方式是主動請朋友吃飯,在吃之前他會自己點一罐啤酒,以“自罰一杯”之名一口氣喝掉。一罐下肚,他就開始當著朋友的面12345細數“罪行”。說完以後,吳京一身輕鬆,大笑道:“好了我說完了,我爽了,有些話如果說錯了,對不起,反正我爽了。”

《戰狼》籌備劇本的時候,吳京會突然打電話給製片人、編劇,他都不管對方在哪裡、做什麼,就拎著他的程序員書包徑直奔去,然後掏出筆、一個小本子和劇本往對方面前一擺:“來吧,現在開始說服我,這場戲你是怎麼想的,為什麼是這樣不是那樣,你得說服我。”

這種偏執還體現在他對個人形象的宣傳上。與他共事的同事總結,吳京極度在意兩個點,一是這場戲是否好,二是自己的形象和曝光。

媒體沒有招待好也會生氣;出一篇宣傳稿沒有提前給他看過他還是會生氣。“每天被他嫌棄一萬次。”一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有一次劇組媒體探班,吳京發現已經到下午兩三點了,工作人員還沒有給媒體訂餐,他頓時在現場大發雷霆,然後親自找到製片人要求立刻訂餐;

還有一個記者約好了吳京的採訪,但當時他在戲上,對接的工作人員不敢打斷,於是這位記者等了很久。事後吳京對負責人又是一頓大罵。“如果有媒體要採訪你就要跟我說啊,我就會趕緊出來了。”

他從威亞上掉了下來,臉朝地摔到了腦袋。他笑嘻嘻地和身邊的同事說:“你看我都摔成這樣了還不拍我?”然後他自己用微博發了一條“心疼”,轉身又吊上了威亞。

吳京一直沒變,只是時代變了。吳京和《戰狼》的勝利,本質是時代的勝利。

80年代的《少林寺》和《霍元甲》體現的是傳統的敘事,人們在“把失去的家園找回來”的主題里尋找安全感;千禧年後的《亮劍》,正處國力上升期,國人在電影中得到了一種戰無不勝的滿足感;到了吳京與《戰狼》時期,中國人終於走出國門,去拯救世界。這是在大國崛起中,對他人認可與需求的強烈渴求。

成熟的大國心態是淡定的,不需要刻意證明自己的實力。反映在電影中,英雄不僅僅作為拯救者出現,它還能與不同的族群相互尊重、和諧共處、平等對話。到那個時候,世界也會更歡迎中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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