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好萊塢明星，是如何逃稅避稅的？
作者：馬晨歌 高佳琪
編輯：江宇琦
崔永元近日的曝光，將娛樂圈明星及公司稅收等問題推上了風口浪尖。是否逃稅漏稅，目前還有待稅務機關給出論斷，不過，壹娛觀察（微信ID：yiyuguancha）發現，明星們的逃稅避稅，在好萊塢已經有將近百年的歷史，而稅務機關與明星逃稅漏稅之間持續多年的相互博弈，也值得研究。
儘管在美國有著一套繁瑣且比較完整的稅務徵收法，足以讓很多華爾街精英都因為年底報稅煩而焦頭爛額，但依舊有一些“精打細算”的人和公司在努力鑽法律的空子，其中被譽為“娛樂產業矽谷”的好萊塢，就是美國偷稅漏稅避稅的大戶。
不過放眼整個好萊塢，雖然包括尼古拉斯·凱奇在內的諸多好萊塢大咖都曾被曝涉嫌偷稅漏稅，但卻紛紛靠變賣財產或是補繳稅收等方式涉險過關，真正因稅收問題而鋃鐺入獄的，只有韋斯利·斯奈普斯等少數例子。這背後的門道，還得從美國稅收制度建立之初說起。
美國稅收制度建立之初，好萊塢就開始想方設法逃稅了
在美國有一句俗話，nothing is certain but death and taxes, 翻譯過來就是，“唯有死亡和稅收是亘古不變的”，足見稅收制度在人們觀念里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但事實上，這項被很多人視作理所應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真正建立起來不過百餘年的歷史，而早在稅收制度建立初期，好萊塢的大佬們就開始為要如何逃避稅收絞盡腦汁了。
美國稅收體系的進步與電影行業的發展幾乎如出一轍，兩者皆於19世紀末期起步，而後又在20世紀中的博弈過程里互相完善，雙雙漸入繁榮。早在1860年南北戰爭期間，北方政府就因戰爭原因而開始徵收個稅，但因為行業大亨的反對，這些制度隨後就被廢止。直到1890年前後，許多人因為經濟危機開始對社會現狀心生不滿，進而要求高收入人群負擔更高的稅率，按能力交稅的“量能課稅原則”因此出現。在經歷了多方長年累月的博弈后，美國政府終於在1913年通過法案，確認量能收稅。
20世紀30年代初期，美國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胡佛和羅斯福兩位總統先後對稅收制度進行了調整，尤其是在羅斯福的新政中，最高邊際稅率被提高到了79%。而與此同時，經過了多年和制度、社會觀念等的抗爭后，好萊塢也在美國西海岸破土而出並迅速發展，自此，好萊塢從業者們和稅收制度的“鬥爭”也就正式拉開序幕。
為了應對政府對富人的高稅收制度，好萊塢的頂級影視人們採取了諸多策略，其中最普遍的一種手段，是儘可能多地將個人花銷計入自己公司的運營成本，使個人收入進入更低一檔的收入水平檔次，以降低對應的收入稅率。
電影《窈窕淑女》的導演喬治·丘克與他的財務經理人艾莎·施羅德就深喑此法，在記賬項目上做手腳的技術可謂“登峰造極”，例如他在1941年為女演員塔盧拉赫 班克黑德豪擲近千美元舉辦了派對，卻要求財務經理人把派對費用算作必要的商業用途支出，以應對國稅局的調查。為此他還宣稱，從業者們在娛樂圈的應酬中能夠互換信息、發展人脈、拓展各自事業，因此把酒言歡也是必不可少的商業活動。
而大多數演員避稅時的說辭和喬治 丘克則有幾分相似，他們都認為置裝開銷屬於商業支出的一部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其長期受到大眾的愛戴。1934年，電影《晚宴》中的女演員瑪吉 伊萬斯在去紐約旅行時披了件貂皮大衣，然後把買大衣的2350美元和其他個人開銷記在了商業用途款項下。
儘管稅務局之後一口咬定她在貂皮大衣上避稅，且這趟旅行也不能算是商務出差，但伊萬斯卻仍然表示，粉絲們覺得她的工作責任之一，就是身披大衣出現，跟緊時尚潮流。而直到今天，關於個人開支和商業花銷的辯論也依然存在，許多電影明星仍將不菲的各式服裝花費歸在商業用途下以逃避高昂的稅收。
除此之外，在這一時期另外一些更簡單的避稅策略也在高稅收時期流行開來。例如像克勞黛 考爾白等級別的演員，不出意外每部片子可以拿到15萬美金的片酬，如果她們每年拍三部片子，在第三部影片中的稅後片酬可能只有3萬美金，在第四部第五部片子的稅後收入甚至會更少，所以部分影視從業者們開始用減少工作時間與拍攝電影數量的方法讓自己的收入水平直接落到低一級的檔次。
雖然這種方式的傳播讓明星們更用心地挑選劇本，在電影拍攝前做好更多準備，但許多大牌明星也因此只在一年中接一到兩部戲來維持自己低一級別的收入。以至於早在美國進入二戰從而使得人力資源短缺之前，一級大片的數量就開始因為演員工作時長的縮短而大大減少了。
好萊塢的“逃稅智囊團”
隨著越來越多影視從業者開始試圖避開更高收入下的更高稅率，能幫助影視人們偷稅漏稅的行業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經紀人、律師、會計、經理人等等職業紛紛崛起，在避稅能力上的專業程度漸漸成為了最重要的考量標準。比如有的經紀人會讓演員們在其他國家工作來“合理避稅”，演員們也往往把他們總收入的10%付給諮詢師作服務費，有時這樣也能直接讓演員降入更第一檔的稅收區間。
有關明星依靠“智囊團”躲避制裁的案例，最經典的當屬“勞頓案”。20世紀30年代中期，報紙上開始頻繁登出好萊塢明星未交齊全部稅款的新聞，1937年，美國財政部點名英國演員查爾斯 勞頓等七位名人用國外公司避稅，勞頓也被查到在1934年有104431美元的稅款未付。據當時的報道稱，勞頓1934年在英國成立了一所製片公司，但實際上這是一家空殼公司，勞頓是公司唯一的股權擁有者。
勞頓與自己的空殼公司簽訂協議，為公司提供自己的全部服務，而公司則“出借”勞頓給各大好萊塢製片廠。在出演派拉蒙片場的一部影片中，派拉蒙每周向這所空殼公司支付了6000美元作為勞頓的片酬，而勞頓每周只從公司中得到750美金。勞頓因此順利步入了低收入人群的行列，相匹配的稅率大大降低。同時，勞頓的空殼公司還可以在平時借錢給他來購置房產和藝術品。
法庭上，勞頓的律師提出抗議，說明此舉並非為了避稅，而是為了應對演員們年邁之時都會面臨的不公境遇，演員將在貧窮中死去，而製片人在錢堆上去世，到老不食肉糜。而面對這一職業的特殊，主流律師和法官們並未留有情面，仍決定判處其敗訴。
然而勞頓不依不饒，一年後帶著新的律師團隊重上戰場，撇開情懷不談，律師們開始聲稱勞頓的英國公司就是為了拍電影成立的，製片公司租賃演員給其他製片廠並非有任何不妥。法官最終竟同意這番論證，判勞頓勝利，並贊同了公司近年來未有任何影片產出的原因是因為資本不足的觀點。
接下來的幾年裡，勞頓的勝利在好萊塢引領起一陣創業風氣，明星們紛紛模仿勞頓註冊了自己的製片公司，並模仿和大公司簽訂的雇傭合同來簽寫和自己公司的合同。不過稅收制度也在後來儘力填補了這項漏洞，使好萊塢不得不再次另闢蹊徑。
但也並不是所有靠律師來鑽漏洞的例子都能夠成功的。1937年，洛杉磯律師羅傑·馬爾凱蒂接下一起案件，要求支持好萊塢影視業稅收制度的改革。隨後，他在石油產業的相關案例中找到論證角度：1926年石油產業稅改政策規定，因油井常常在早年噴涌時為公司帶來巨大利益，但石油公司在一所油井裡能開採的產量有限，隨之慢慢乾涸，油井的價值也漸漸變低，所以石油公司可以享受27.5%的減稅作為資源耗盡的補償。
馬爾凱蒂認為，明星的熱度是他們收入的來源，而明星熱度最終會褪去的現實也可比擬於油井的枯涸，因此對好萊塢明星採用的稅收制度應不同於東海岸公司高管們。因為同樣是每年掙50萬美金，高管們可以在接下來的20年裡拿固定薪酬，而明星們只能在發展最好的幾年內有這樣的高收入，所以明星們並沒有能力負擔和高管們一樣的高稅率。
馬爾凱蒂的官司一路打到了華盛頓，不過最終並沒有得到法官們的認可。他們認為，石油公司買地、開採石油是取得固定資產的過程，而電影明星並沒有將自己買來，並固定為某種資產加以開發利用。
新的“鬥爭”：獨立電影的崛起和逃離好萊塢
在好萊塢和稅收制度鬥爭了十多年後，二戰時期，由於美國捲入世界大戰，愛國主義席捲而來。在21世紀福克斯的董事長約瑟夫 申克在因避稅和賄賂被查處后，眾明星一致在報紙上宣布自己去年的收入和繳納的稅款，為納稅人的身份感到驕傲，他們也迅速得到民眾的高聲好評，許多演員因此名聲大噪。
在稅收制度對許多人來說依然十分陌生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好萊塢明星對納稅的力挺幫助普及了法律知識，為美國進入二戰前的徵稅做了更充分的準備。在政府的鼓勵下，越來越多鼓勵納稅的影視作品應運而生。
不過在這股浪潮中，製片人們並沒有收穫到多少利益。很多製片人馬上發現稅收制度中的另一漏洞，25%的資本利得稅遠遠低於85%-95%的最高檔次個稅，若加以運用，他們賣齣電影版權的收益，便可以看作是在買賣如股票、土地等運營資本中得利，並非公司商業活動的收入，因此可以繳納資本利得稅，而非公司或個人所得稅。他們迅速開始成立小規模製片公司，並把一些短期投資偽裝成長期投入，隨後在6個月內解散公司，來以資本利得稅的手段避稅。6個月後，製片人往往作為公司股東，賣出擁有的全部股份，或直接解散公司。
於是，獨立製片人這一職業也在1940年後繁榮起來。對於製片人們的這一行為，財政部也許出於戰時愛國主義宣傳的考慮，在二戰結束前一直默許了這種商業模式，直到1946年才宣布這一行為的違法性，對戰時因此獲益頗豐的幾大製片人提出罰款，后在1950年修正稅務制度來禁止此類行為的出現。
雖然好萊塢的避稅手段再次失去效力，獨立電影行業卻因此成長起來。頂級的好萊塢導演，演員和製片人們在個人製片公司中享受到了稅率負擔的減少，而製片人們也在獨立電影行業中發現更多可變通之處，他們便再次號召起各路稅務諮詢師，探討獨立電影中的避稅策略。
二戰後不久的1951年，美國政府為了鼓勵民眾到國外做石油工人，重新調整了稅收政策，規定如果每18個月里公民有17個月時間待在國外，就可以免除掉在國外勞動獲益部分的個稅。影視從業者們迅速發現了這個漏洞，開始在國外拍起獨立電影來，《羅馬假日》等歐洲取景的影片也在此時湧現。
最終在1953年，國會不得不重新修正了這一法案，把免個稅的國外收入定為兩萬美金之內。可面對新法案的出台，不少影視人又改國籍為外國公民，或者“另闢蹊徑”投資一些打著好萊塢的旗號但卻不拍好萊塢電影的影視作品。
其中最典型的莫過1966年義大利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拍攝的的一部很有爭議的電影《放大》。這部影片是好萊塢資助並引進的外國電影，而非純好萊塢拍攝或者純外國內容。這部影片有好萊塢式的創作內容，但卻由義大利導演執導，同時又在英國倫敦完成拍攝。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東拼西湊而來的非美國電影，但影片的實質按理來說依舊屬於好萊塢的影視作品，因為該影片是好萊塢米高梅製片廠出品的。不過在當時，好萊塢對外聲稱這部影片是通過一個“空殼公司”因特殊原因製作而成，並不屬於美國電影協會規章制度所管轄範圍，也就不用徵收昂貴的稅務。就這樣，又有一部好萊塢電影成為了美國徵稅這張大網下的一隻漏網之魚。
而在和稅務部門鬥智斗勇了數十年後，上世紀80年代，演員出身的羅納德 里根當選了美國總統，在他任期內，修訂了一系列針對好萊塢影視從業者稅收的政策，降低了多項相關稅率，這從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影視人，特別是演員們在稅收上的壓力。
但相較於海外，美國針對影視產業的各項稅收仍舊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因此好萊塢和稅收部門的鬥爭也並未就此而畫上句號，而是從80年代起，又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
參考資料：
Hollywoodand Income Tax，1929-1955 原作者：Eric Hoyt 首發於：Film Histor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22, Number 1, 2010
Through a Screen Darkly 原作者：Martha Bayles 文章出處：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