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歐模式:如何平衡自由貿易、愛國主義和包容性發展

新北歐模式:如何平衡自由貿易、愛國主義和包容性發展

2016年11月,一對敘利亞難民伴侶在挪威卑爾根重聚。圖片來源:Bradley Secker / laif / Redux

文 | Børge Brende,世界經濟論壇總裁

各國都面臨著嚴峻的社會經濟挑戰。不平等狀況加劇,社會經歷著身份危機,凝聚力逐漸減弱。從聖地亞哥到巴黎再到貝魯特的示威遊行也表明人們對政府逐漸失去了信任。

而很多選民和政客則將這些問題歸咎於貿易、科技和移民上。但這就導致了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如果人們越來越生氣;如果他們認為貿易、科技或移民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如果他們不相信政府或同胞居民能夠提供解決方案,那麼該怎麼辦?

北歐國家(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和瑞典)的實踐表明,依然有解決辦法。幾十年來,他們率先採用的北歐模式由幾部分組成:提供免費的高質量教育和醫療保障的福利制度;「靈活且安全的」就業模式(將靈活的雇傭和解僱制度與強大的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相結合);低關稅、低貿易壁壘的開放型市場。

但是,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特點外,北歐模式還有另一個鮮為人知的組成要素:建設性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並不是由出生地或膚色決定的,而是由一個人對社區福祉所做的貢獻而決定的。在積極的經濟趨勢下,這種特殊的要素組合就形成了一種社會治理模式,該模式使經濟增長和經濟活力與平等和社會和平相協調。如果能被正確理解,北歐模式將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重要的經驗。

核心承諾

由於北歐國家富裕程度較高、不平等程度低且福利制度運作良好,因此長期以來一直被其他工業化國家視為標杆。理論家經常強調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另一方面則是自由貿易——並且試圖從中推斷出整個體系的運作模式。但是,這一模式與其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一項核心承諾,使北歐各國實現了包容且可持續的進步。

近年來,當涉及到應對宏觀經濟和科技趨勢的時候,這一承諾便會涵蓋三個基本要素——社會經濟模型、社會態度和實用主義。社會經濟模型具有三個支柱:免費的全民醫療保障、優質教育以及平價住房。這三大支柱既不是隨機指定的也不是可供爭辯的:北歐及世界各地的學者普遍認為這三個要素是保障人們平等獲得機會的關鍵。因此,將它們置於公共政策的中心至關重要。

社會經濟模型還包括一種「靈活且安全」(flexicurity)的勞動力市場。這一術語是「靈活性」(flexibility)和「安全性」(security)的縮寫,表明了該體系給僱主和僱員帶來的主要優勢。靈活性表示如果市場情況發生變化,僱主可以迅速裁員;而安全性則意味著政府通過稅金來向員工提供失業救濟金,讓員工能夠平安地渡過這種危機。這種靈活且安全的模式建立在僱主和僱員之間的信任上,並加強了他們之間的信任,而且總的來說,僱主和僱員之間具有良好的建設性關係。

北歐社會經濟模式的最後一個特點是自由貿易和競爭。這項政策使北歐公司和企業家可以在接納外國進口商品的同時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在世界經濟論壇的計算和其他排名中,一些北歐國家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開放且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瑞典和丹麥均躋身世界經濟論壇最新《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前十名,國際管理髮展研究所將丹麥、瑞典、挪威和芬蘭列入全球前15名。

這種自由貿易方式的結果是,北歐人在某些領域出現了明顯的衰落:比如,丹麥曾經是全球造船廠,但已將該地位讓給了在中國、土耳其和韓國的競爭對手(由於工資較低且享受國家支持,他們的船舶造價要低得多)。

但是丹麥公司通過提高專業化水平和升級價值鏈來應對這一挑戰,而非通過徵收關稅、補貼或降低員工工資。曾經建造整艘船的公司現在使用高技能的勞動力和最新技術來製造發動機。

總體而言,這種社會經濟模式具有強大的福利制度、靈活且安全的勞動力市場以及開放的貿易和技術支持,為所有利益相關方帶來了益處。北歐國家的工人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薪水最高的,因此社會不平等程度非常低。幾乎所有人都完成了高中學業,大多數學生都通過大學或專業技術學院繼續學業。在確保經濟安全的情況下,很多有才華的年輕人選擇了從事技術相關的工作,為其他製造業公司帶來利益。

工人還會不斷「更新技能」或「提高技能」,公司每年都會為員工提供培訓時間,以確保這些勞動力可以幫助公司維持競爭力。但這也意味著下崗工人更有可能找到新的工作:與其他工業國家不同,他們不必尋找提供過時培訓或教育的新工作。即使是製造業工人,如今的失業率也非常低,工資仍然很高。

對於公司而言,他們可以自由地追求最新技術並優化員工隊伍,以吸納新的生產流程。但這並沒有導致藍領工作的消失。正相反,中國吉利控股集團旗下的瑞典汽車製造商沃爾沃(Volvo)不僅在哥德堡保留了總部、產品開發、市場營銷和管理職能,還在瑞典生產汽車、發動機和零部件。此外,薩博儘管不再生產汽車,但其勞動力仍占瑞典的17,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勞動力的80%,而它已發展成為一家高科技公司,活躍於航空、監視和各種相關服務領域,在此過程中提高了員工的技能。

政府也是這種社會經濟模式的受益者。具有競爭力的公司以及受過良好教育和高薪的員工隊伍使北歐人減少了主權債務,甚至縮減了其政府規模。例如,在瑞典,國家債務與GDP的比率從1995年的80%下降至2017年的41%,其稅收收入在2019年佔GDP的43.4%,比2017年下降了近一個百分點。其他北歐國家也有相似的發展趨勢。

良好的民族主義

北歐模式最不引人注目的是其強大而具有建設性的民族主義。成為丹麥人、芬蘭人、挪威人或瑞典人首先意味著要接受積極的社會價值觀。北歐愛國主義以對社會經濟模式的承諾為中心,該模式在公民、私營部門和政府間建立信任,並激勵人們為社會福祉做出貢獻——無論是在財政上還是在他們選擇的職業和志願工作上。

北歐公民之間的信任以及支持著這種信任的共同民族身份發揮了強大的優勢,使政府、工會和企業可以協同工作,而不是成為對手,同時可以確保政府遵守高標準的誠信度和透明度,從而提供有效的服務——包括世界一流的衛生保健系統,其價格要比其他發達國家便宜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北歐民族主義歷來允許新移民融入。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北歐國家接納了來自巴爾幹地區的數十萬難民。較早的移民潮中也有當今社會上一些最傑出的成員,如瑞典明星足球運動員茲拉坦·伊布拉西莫維奇(Zlatan Ibrahimovic),他出生於瑞典,父親是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母親是克羅埃西亞的天主教徒。在2015年敘利亞難民危機最嚴重的時期,除德國外,瑞典所庇護的人數超過了其他歐洲國家。

可以肯定的是,對於每一批移民來說,融入新社會都是一項挑戰。自2015年以來,瑞典等北歐國家實行了更嚴格的移民限制。但是,這些政策變更都有其務實的考慮。多年來,一些北歐國家成為了歐盟人均移民數量最多的國家,放慢移民速度將會確保已經移民的人能夠找到工作——這是融入新社會的關鍵一步。

每當宏觀經濟和科技變革要求社會經濟做出調整時,北歐民族主義,即北歐模式的最終環節也會發揮作用。如今,北歐國家處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前沿,引進了高科技機器人技術、人工智慧、3D列印、精準醫療等創新技術。他們不但沒有因這些新技術的潛在負面影響而畏縮,反而利用了這些技術所帶來的機會,成為了這些領域的領導者並獲得了收益。

北歐模式證實了一句古話:你無法預測未來,但你可以為之做好準備。能夠經受住變革的不僅是受過良好教育或從事高端工作的工人,還可以是獲得技術專業學位並從事學徒工作的人。一些北歐國家重視優質教育和持續連貫的培訓,成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知識型經濟體,他們的勞動力自上而下都是適應能力強的高技能人才。

動蕩時期的希望

今天,北歐模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它為社會提供了一種在經濟、社會和技術上蓬勃發展的方式——並非由意識形態驅動,而是務實地意識到要想在經濟上獲得成功,就必須讓所有參與者加入進來。通過為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他們強化了社會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北歐國家的基尼係數很低,介於0.26至0.28之間,在經合組織中是最低的;而美國的係數為0.39,是經合組織中係數最高的國家之一,表明社會不平等狀況更嚴重。這就說明,在北歐國家,經濟繁榮與社會平等之間並不是魚和熊掌的關係。

其他國家可以很好地學習這些經驗。他們也可以在公民之間建立信任,在確保工人安全、抵禦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同時促進經濟活力和競爭;他們也可以擁有開放的市場和有競爭力的企業,同時仍然可以徵稅以提供有效的政府服務,並為更龐大的福利制度提供資金。簡而言之,北歐模式為動蕩時期帶來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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