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4.0:特大組織如何防止規模效應失靈

全球化4.0:特大組織如何防止規模效應失靈

《哥斯拉》劇照

文 | 博克思(Sebastian Buckup),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負責人

2018年的夏天是有史以來最熱的夏天,這時期的股票市場同樣也出現了極端情況。8月,華爾街首遇史上最長牛市,讓蘋果公司成為了全球首家市值萬億美元的私營企業。一個月後,亞馬遜緊隨其後,其創始人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現在的身價已經超過了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身價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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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和2018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對比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企業估值超乎想象的經濟擴張時代。雖然無論是氣溫還是市場都在8 月抵達頂峰后逐漸降溫,但這兩家公司的市值幾乎已經無法以人類的大腦來理解。如果用長度“米”代替美元來衡量,亞馬遜的市值已經足夠從地球到太陽走三個來回。

特大公司的出現是否證明了創造力的重要性?或者又是否主要反映了權力的智慧——在運作環境中進行控制及租金提取的能力?

規模效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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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公司的崛起屬於市場高度集中整合趨勢的一部分。據資料顯示,美國每5年對大約900個部門的經濟統計表明,2/3的部門已經在過去的10年裡進行了集中整合。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相比,證券市場的上市公司數量已經減半。進一步說,集中化的增長並不只局限於美國。最新一項研究顯示,134個國家裡超過7萬家公司的平均漲幅(出售價格除以生產成本)從1980年的1.1上升到了2016年的1.6,這說明了跨部門的市場力量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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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場勢力

大型企業與現代經濟向來密不可分。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管理者這隻“看得見的手”所引導的經濟活動與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的經濟活動幾乎一樣多。從19世紀末至20 世紀初,至少1800 家公司在美國的第一次合併浪潮中消失,之後僅78 家公司就控制了超過半數的生產。今天,30 家大型公司產生的利潤就佔了美國所有上市公司利潤的一半。

高度集中的經濟系統是非常直接的。如果“網路效應(商品或服務價值隨使用者的增加而增加)”適用,那麼大規模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就會降低單位成本,甚至提高商品本身的價值。此外,將交易從市場轉移到企業內部,如通過收購供應商、降低成本並減少對知識流動的限制,最終會使每個人都從中受益。

決定一個組織是否從規模效應中獲益的有兩個因素。首先是生產力:早期的工業時代通過機制管理和分解製造任務來促進生產力。後期,內燃機引擎、電力和強大的通訊交流技術也加入了進來。然而,性能越強,操作也越繁複。因此,實現規模經濟的第二個條件是體制架構。強勁的性能所需要的,是與之相匹配的制度框架,以此來指導和控制信息的流動以及執行計劃。

不斷增加的複雜情況也闡釋了經濟擴張時期,同時也是經濟集中時期的原因。國家與地區的開放不僅讓更多公司參與競爭與合作,同時也讓它們有望在全球範圍內產生規模效應。例如,現在有60% 以上的出口產品都是半製成品,這些商品通過全球供應鏈被運往世界各地,而這裡的供應鏈便是構成全球製造工廠的大型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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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參與跨境供應鏈的全球出口份額

正確的方式擴張正確的業務

以下四大因素決定了一個組織能否頂住瓦解的壓力,並從規模效應中獲益:第一個因素是未能強化並重塑體系擴張的基礎;第二個因素是忽視難以避免的裂痕,為系統帶來壓力;第三個因素是隨著系統變得更為複雜,未能對其加強控制;第四個因素是未能避免系統賴以擴張的基礎仍存在風險。企業及社會能否持續從規模效應中獲益,取決於其能否以正確的方式擴張正確的業務。

1. 擴大基礎。要想從規模中創造價值,就要確保能量進入系統,而非簡單走過場。企業或經濟體越是擴張,就應該有越多的能量維持其運營,直至達到一個臨界點,即所有的能量都用於維持該系統本身。

而當一個經濟體正在增長或一個企業正在盈利時,我們則認為其尚未抵達該臨界點,或者已經通過生產創新推遲了臨界點的到來。只要還在增長,我們就認為還可以投入更多,也還有更大的規模效應有待實現。

但是並不能保證上述情況一定會出現,因為企業或經濟體的領導者們可能會發現,操縱增長信號要比擴大生產基礎更加容易。例如,企業會為了提高其估值而購買自己的股票。回購併不是價值創造,而是價值提取。

然而,還有更為基本的挑戰。“規模”這一概念的核心基礎在於生產是我們社會的中心問題。如果創新能帶來更高的產量,那它就是有益的;如果不能,則無益;如果創新會阻礙生產,那它就是有害的。但是,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富足,是不是應該不再將以產量論規模作為第一要義來考慮呢?

“如果稀缺性不再是問題,為什麼還要通過擴大規模來解決問題呢?為什麼去要求富足社會的居民以其所不能接受的方式購買舶來品呢?為什麼自動化的效率增益還要勝過人們從掌控一項貿易中獲取的滿足感呢?

隨著富裕社會中公眾越發關心健康與環境問題,許多消費品公司必須在拓展業務的同時在原則上轉型。以盧英德(Indra Nooyi)為例,在她擔任CEO 期間,她不僅改變了百事的形象,還將這一消費品巨頭轉型成健康產品公司。

與之相仿的是聯合利華的CEO 保羅·波爾曼(Paul Polman)將可持續的實踐深層次地整合進了他的生意中。“可持續生活”這個招牌在2017 年已經占其營業額增長量的70%。飛利浦的CEO 萬豪敦(Frans van Houten)作為循環經濟運動的領軍人物,引導了這家擁有126 年歷史的荷蘭企業走上所謂的循環策略的正軌,預計到2020 年,該公司將從這一策略中創造15% 的收益。一個富足的社會若不能形成並持續發展出對於自身價值體系的清晰理解,那麼它將有可能以錯誤的緣起擴展錯誤的事務,最終將自身富足的基礎置於險境。

2. 修補裂縫。第二點是沒有維護就沒有增長。很多發達經濟體瀕臨崩塌的基礎設施便是忽視社會平衡的鮮明例證。對道路工人和物業管理人員等維護行業人員的低認可和低回報又是另一證明。

對系統維護的普遍忽視是高度重視失序的經濟範式的另一面。為追求創新而擾亂正常秩序的決心已經超越了政治陣營,也忽略了社會中的大部分價值創造都源自維護:即投入到維護及維修工作中。

這種情況帶來的問題可能比“失序”本身更具破壞性:首先,對維護的忽視即是對維持世界正常運行及其佔據的維護其運行的勞動力的忽視。

其次,因對維護的投資不足而產生的盈餘會造成價值創造的假象,但事實恰恰相反——這其實是價值提取。再者,沒有意識到破壞系統只有在第一條原則適用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價值。

最後,我們喜新厭舊,卻模糊了以下事實:創新不僅會帶來額外的維護成本,有時也會給我們在維護方面帶來意料之外的全新挑戰。當事物以新的方式運行時,也會以新的方式瓦解。Facebook 創立之初,沒有人料到之後要有大量內容審核員負責審查發佈於該平台的數百萬圖片與視頻,以剔除不得體的內容。

若沒有維護,那麼更多的財富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更多需要清理的殘骸。無一例外,所有的事物都需要能量來維持其自身運轉。這對於“數字化+ 去物質化的經濟體”而言再貼切不過。連接斷開,應用的性能會隨著使用而降低,軟體代碼也會受損。

我們通常將進步描繪成一系列分散的破壞或革命,但事實上,進步是沒有盡頭的升級。今天的問題可能是昨天的解決方案引起的,而當下的解決方案,也幾乎必定會在未來造成新的問題。

若經濟體和企業不修復其賴以擴張的基礎中的裂縫,那麼規模的擴大將徒勞無功。沒有了維護,規模的擴大隻會讓我們變得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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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鬆控制。第三點是規模擴大可能會讓我們過得更好,但並不會讓我們更有安全感。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人類一直以來都不如其他大型動物強大。因此,我們會從大型社群中獲取安全感。

我們也不僅僅渴望從足夠的規模中改善生存方式,還希望成為一個更大的社會實體,比如城市、大型僱主或福利國家的一部分,從而尋求安全感。這種慾望過於強烈,以至於我們很容易忽略其中的風險:雖然大型動物的細胞壽命更長,但是這個動物的死亡意味著大量細胞的死亡。

大型組織的風險之一就是相繼故障。大型系統複雜性更高,而兼容度更低。在一個不斷擴大的連接網路中,細小變化產生較大後果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災難性的故障可能由人為失誤或惡意導致:數據顯示,每年,每三家企業中就有兩家面臨網路攻擊,這些網路攻擊正是利用大型計算機系統難以駕馭的複雜性進行的。不可預測的錯誤所產生的相繼故障只能通過放鬆管控來避免:使系統各部分脫鉤,構建鬆散的體系。這兩種方法的代價都是規模效應的降低。

但是,相繼故障並不僅僅是複雜性難以駕馭的後果;對複雜性處置不當也會帶來同樣的後果。

在任何小型企業中,企業失敗的概率都要高於大型企業。對於小企業所有者而言,這一點是不利的,但是從系統的角度來說,更多的微觀波動性意味著更大的宏觀穩定性:個體餐館總是頻繁開張和倒閉,但人們總會有吃飯的地方。若集中於單一所有權結構,這一關係就會反過來:微觀波動性降低(開一家星巴克連鎖店的風險要比開自己的餐館低得多),但是宏觀波動性升高(一家星巴克門店的過失可能會影響其他所有門店)。

大型系統還面臨以宏觀脆弱性代替微觀脆弱性的風險。它們失敗的頻率更低,但是一旦失敗,後果會很嚴重。因此,一個組織的規模越大,其組成部分之間相互獨立就會變得愈發重要。未能平衡規模效應與更大的微觀波動性的組織架構從外部上看毫無波瀾,實則災難正在醞釀。

第一種類型的失敗,即相繼變化,是不可預測的。它需要安全閥,還需要足夠的彈性,用以從災難的打擊中恢復。第二種類型的失敗,即機制僵化,也不可預測,但能加以控制。它需要賦予想法和憂慮足夠的向上流動性。還有第三種失敗:易於預測、影響重大、由不作為帶來的威脅。

喜歡否認的特點根植於人類本性。否認是人們在面對威脅時典型反應的第一階段,它讓我們能夠應對打擊,而不至於崩潰。但是該保護我們免受系統過載的機制恰恰也會將我們引入無意識的偏見和想當然之中。對於個體來說,這麼做的後果是災難性的;那麼,如果這個自欺欺人的人是一個大型組織的領導,又會如何?

據期刊《腦》(Brain)一篇刊載於2009 年的文章表明,“否認”與帶領一個大型組織所帶來的權力之間存在一種微妙的聯繫。該文作者將“狂妄症候群”定義為“權力迷戀性紊亂,特別是與壓倒性勝利相關的權力,並擁有數年”。這會系統性地帶來災難性缺陷,如“脫離實際,持續行動或盲目行動以及無能的表現”。

這一發現表明,規模不僅會施壓於體制架構,也會為我們的判斷施加壓力。自大帶來的失敗可能是大型組織中最悲慘也最危險的規模效應失效形式。其教訓與前文所述的兩種失敗類型相似:通過收緊控制尋求穩定性並非好的選擇。在不斷擴大的系統中,尋求穩定性意味著放鬆控制。

4. 不要淪為危險因素。最後,當那些站在組織制高點的人將自我利益置於他人利益之上時,也會發生規模效應失效。

30 年前,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Baumol)曾警告,未來,最為成功的可能是利用其權力和影響力謀利、而非推動社會進步的企業。“非生產性企業家”將會吞併競爭對手或利用監管規則抑制競爭。今天,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們指出,高度集中讓公司行為變得更糟糕。現在,大型企業將通過捐贈或遊說來發揮政治影響力視為獲取競爭優勢的核心手段。

規模的另一面是它需要強有力的控制系統,而這些系統可能會損害其本該服務的群體的利益。無論是企業系統中未能將價值創造優先於價值提取,還是政策制定者未能保護經濟免受不公平與不穩定所擾,都會引發破壞性的體制創新,該體制創新有望遵守諾言,以非草率或剝削的方式擴張。

最明顯的就是區塊鏈。它不是通過賦予第三方機構懲治不當行為的權力來產生信任,而是記錄每一筆交易,並將其與一種具防篡改特點的演算法納入相連的信息“區塊”中。像以太坊(Ethereum)這樣的平台通過將信息嵌入區塊鏈,且在特定情況下能夠自主執行的具體做法,進一步利用了“建立無等級化信任”的理念。

但是技術本身並不能完全避免規模效應失效。在區塊鏈面臨的眾多挑戰中,就存在“挖礦”過程(將數據嵌入區塊)中的絕對能量消耗和難以把控的複雜性,它已因黑客入侵或漏洞而導致了巨大的損失。另一個問題就是維護:如果出了問題,特別是如果修復的結果導致有人獲益有人受損,那麼又該由誰來決定修復方式?此外,在所謂的等級缺失中,又是什麼在制衡與監管“自動的”制衡系統呢?我們真的信任那些比首席執行官和政客們還要更頻繁地審查區塊鏈演算法的對象嗎?

另一個兌現在大系統中創造穩定性的複雜技術就是機器學習。一個系統變得越複雜,系統部件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結果就會越難以預測。但是,如果存在反覆出現的事件且可以收集足夠的數據,機器識別模式的能力就會比人類更強。機器學習幫助我們提高了理解行為後果的能力,讓我們得以更好地開展預測。

但是,機器學習既不容易,也不是絕對可靠的。首先是資源方面的挑戰。據估計,再造一個擁有人腦計算能力的機器所需的能源相當於全球最大的發電站——中國三峽大壩的發電總量。其次,技術本身的複雜性以及人類塑造它們的決定會帶來複雜的問題,比如告知機器決定的訓練數據或價值體系的選取:是否應該根據機器做出的犯罪預測調動更多警力或建造更多學校?是否應該根據機器對於家庭暴力的預測懲戒罪犯或為處於危險的家庭提供更多資源?

對於所有上述兩難選擇,用“自動化”的方式解決大型組織內的機制問題是不現實的。而且,如果沒有新的方式,被用以控制那些管理著我們所處的、且正在擴張的系統的對象(無論是人類還是機器),那麼規模效應失效將不可避免。

人工智慧和區塊鏈技術勢必成為新的機制架構中的一部分,其作用不是代替我們履行問責領導的職責,而是強化我們履行這一職責的基礎:提供可靠的信息。

建立一個新的架構

過去10年間,估值在10億美元及以上的科技創業公司數量從不足10家增至250家以上。 這些新興企業大多位於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即中美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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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年,價值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增長情況

儘管兩國對其所施加的監管壓力與日俱增,而且低息借款正逐漸退出市場,但是技術的熱潮絲毫沒有消減之勢。相反,在地緣技術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一國強大的技術產業很可能被視為其執掌政權的資產,而非負債。

向大型都市圈集聚的地理趨勢仍在繼續。未來幾十年間,滿足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將是全球在規模方面所面臨的主要挑戰。聯合國最新報告顯示,到2050 年新增的25 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之中。容納超過1 億人口的大城市數量預計也會到2030 年從現有的31 個上升到4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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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密度

上述現象均表明,規模峰值還未出現。但是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節點:此時,將規模與進步相關聯已變得更為困難;同時,規模效應失效的陰影牢牢籠罩著辛苦換來卻未能平均分配的利益。這對於我們理解全球化的好處、技術變革的目的以及大型組織(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的遺產都有著重大影響。

問題不在於是否“擴大規模”,而在於如何在一個大規模擴張的時代避免災難性的失敗、如何區分規模的好與壞,以及如何利用規模提升我們自身的能力而非執掌權力。

如世界經濟論壇所言,世界正進入經濟擴張的新紀元——“全球化4.0”。企業領導與政策制定者需要關注本文重點提及的四種情況。要使規模的擴大促進人類進步,我們必須要增強擴張的基礎。我們需要在一個日趨富足的時代不斷改變對於價值的普遍定義,需要意識到維護工作是價值創造的重要環節,需要抵制對收緊管控的本能反應,或是讓其他人來收緊管控,以此來掌握由規模化造成的複雜性。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提升問責領導的能力,要儘可能不厭其煩地嚴格問責,因為掌握我們命運的是比我們本身更加龐大的系統。

本文原載於2019 年1 月《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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