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拯救」影院，不靠餐吧球賽劇本殺

作者 | seamouse

專門為影院打造的「夾生」劇

「電影院又關了半年了，活不好接，你說我做了半輩子演員，不幹演員還能幹啥？就這麼夾生著，挺好。」在昆明圓通電影院門前，從沒放棄電影夢想的中年男人老莊，對曾經在眼前這家影院一同試戲、一同領盒飯的阿冷，說起自己的近況。年輕一些的阿冷，則放下了表演的執念，成了4S店的一名銷售員，娶妻生子，情緒複雜地，看著準備著新戲面試的老莊，消失在園西路街頭，感慨「我還是挺佩服他的」。

這是「全國首部影院劇」《夾生》的結尾，傷感中帶著些希望，行業雖然凋敝，但只要有人堅持夢想，一切都會重新好起來。

「要放棄一個事情很簡單。為什麼叫《夾生》？像我演了那麼多戲，也不火，就是夾生，但既然活著，又有夢想，不堅持還能怎樣？這就是我們做戲的基點。」開演前，中年演員老莊的扮演者紀耘翔，跟我說起這部戲。

在《夾生》宣傳文案中，主角紀耘翔是「資深影視演員」。在疫情前後，他確實接過包括主旋律院線電影《為國而歌》、尚未播出的辛爽導演平台新劇《漫長的季節》等大製作影視劇，以及更多的網大和政府扶貧宣傳片，但至今他自己的名字都沒出現在豆瓣詞條和百度搜索。

「很多雲南演員頂多能演點小角色，非常被動，話劇好很多，能參與到創作中，有一點自主權。」紀耘翔先前跟著《夾生》導演王愛博已經排演過兩部戲劇。只要客戶有需求，導演王愛博就為其定製相應戲劇。去年，是和汽車品牌合作的《心愿電話亭》，一個發生在4S店旁邊燒烤攤、帶點神話氣質的善意故事，為金主嫁接到車主觀眾。

疫情爆發以來，已經有一些影廳開放出來做脫口秀現場。一天，王愛博和圓通國際影城經理趙雨洋無意間看了一場，很失望，就籌劃著打破影院和劇場壁壘，自擔成本，找來個別贊助商，打造一出真正的影院劇。趙雨洋也希望借戲劇演出形式，幫助到因疫情而生意暴跌的自家影城。100元到120元的門票，算得上是救市價。

搜索關鍵詞「影院+劇場」，會跳出綿陽的親子劇場、寧波的幽默真人秀。對於「全國首部影院劇」這樣的名頭，《夾生》出品人的趙雨洋給出了保守一些的定義，「在電影院弄戲劇，我們肯定不是第一波，但專門為電影院打造一個劇，我們絕對是第一家。」

在趙雨洋看來，其他影院里的脫口秀、親子劇乃至劇本殺，都沒能結合電影院這個特別場景，至多利用銀幕投屏一個PPT，可以換在影院外的任何地方演。而他們的《夾生》，選擇了有著巨大台寬的影廳，利用下沉式階梯作為劇情空間，更特別為銀幕拍攝了不少視頻物料。並且，為了這台戲，趙雨洋給影院做了營業執照增項，在原來電影放映的基礎上增加了營業性演出。這麼一來，就不用再像其他非經營性「租場內部活動」那樣，試探著打擦邊球，而是可以名正言順地和各文藝事業單位合作，並在貓眼、美團等平台的賽事與活動板塊，上架賣票。

從形式到內容，《夾生》的觀感，也真如其宣傳語那樣——「相聲又不是相聲，話劇又不是話劇，電影又不是電影，脫口秀又不是脫口秀」——堆積著不太好笑的自黑段子，隨時大張旗鼓地插入贊助商的低解析度廣告，並試圖製造笑中帶淚的效果。劇如其名，真的「夾生」，如同故事所在地昆明——這座氣候宜人、性格慵懶、一切都不溫不火的春城。

觀影習慣，養成艱難、放棄容易

《夾生》上演和講述的影院圓通國際影城，是昆明當地的老品牌，位於多所高校城中校區圍繞的園西路中段，自家一棟樓，獨立於商超而存在，沿街又有著物美價廉的豐富餐飲和創意小店，頗受年輕人青睞。影院經理、也是《夾生》出品人的趙雨洋回憶，「2012年才算得上開始正規經營電影院」。再早至DVD時代，由於整條園西路有好幾家賣盜版碟的，也就經常弄一些來給學生放，畢竟那時「誰也沒有版權意識」，碰到一些重要的足球賽事時候也曾公開售票。「照理說，手機平台年代之前，體育賽事版權都在CCTV，公益性轉播可能還好。而今我們倒是也在跟愛奇藝談一些合作，他們也希望通過線下影院摸索新賽道。」

就連筆者學生時代的電影教育，也與這家影院有一定關聯：遇到有新片上映，經常是雲南大學禮堂、圖書館放映廳和圓通影院一條線，以每晚兩場的節奏放映，甚至還能泡兩頓速食麵；也曾經用一整天時間，看完了《教父》三部曲。到了21世紀初，作為理科生的我，在校園裡「不幸」認識了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的幾個小伙，從此被文藝「毒害」，大家決定放一些牛皮紙包裹著的歐洲電影大師VCD，以及自個兒拍的粗礪的DV錄像作品，形成了「昆明電影學習小組」——也就是後來頗有名氣的「雲之南紀錄影像展」的前身。

觀看《夾生》之前，我到市中心商超里的百老匯影城，找相熟的羅經理聊一聊。很久沒來，我發現售票大堂改了位置，詢問得知，網路售票時代影院對售票大堂的需求已經很低，加之疫情防控有限座要求，現在看電影的觀眾又減少很多，就沒必要保留售票大堂，減少營業面積也能縮減運營成本，「先度過寒冬，才能迎接春天吧」。

5月26日，在一篇名為《行業歸零的影視人：每天硬熬，總要吃飯》的文章中，一位深圳影城的店長說到自救的方式之一就是「去找物業談，延緩交房租，每個月交一點，拿電影票給商場抵扣，因為如果電影院倒閉，商場也沒辦法那麼快招到租戶」。

而昆明這位羅經理則認為，商場不一定需要影院。「以前好的時候可能互補，來看電影的會逛商場，逛商場的也會來看電影。但現在要命的是，這個行業出現了死循環。疫情復工后，觀眾減少了，片方就不敢投放影片到影院，沒有吸引觀眾的影片上映，觀眾就更不來影院。同時，商場人流也在降低。一家影院開在商場，至少一千多平，商業地產講平效，即一個平方收多少錢。」

5月底上映的新片就一部《唐頓莊園2》，但文藝屬性太高，宣傳上沒什麼聲量，「看這部分類型片的群體，真的離開影院很久了，至少不再會第一時間去看了。」羅經理感慨，「觀眾養成觀影習慣，非常艱難，但要放棄這一習慣，非常容易。」

回想起來，在上演《夾生》的圓通影城養成的電影消費習慣，我堅持了20年。哪怕在疫情期間，只要形勢沒那麼糟糕，都堅持第一時間進影院刷片。在持「隨心飛」到處打卡的內循環日子裡，我甚至能把旅遊城市的日常過成電影節，比如2021年10月底的一晚，就曾在洛陽市區兩家影院刷了三部檔期片——這被我自己調侃成「個人洛陽黑夜影展」；今年3月底，即便身在新疆和田，我也還意外發現影院竟然上映著紀錄片《「煉」愛》——當然，一個人包場了。直至4月份，疫情又開始嚴峻起來，我在安徽黃山黟縣待了一個多月，縣城裡唯一的影院關門了，我漸漸意識到，趕不上趟又能有什麼關係？當地一位退隱過來生活的朋友告訴我，他以前在北京時，也曾必須趕首映日，參與話題討論，來到小縣城定居后，在唯一一家影院辦了200塊的卡，就去了一次，至今卡里還剩160塊。

過了一個多月沒有影院的生活，我也發現自己不再需要影院了。

當求婚儀式進入影院，自救可能本末倒置了

在一些有關「影院自救」的報道中，四川綿陽的中環影投多次被提及，說公司在當地進行試點，開設音樂餐吧、共享書店、小劇場和健身房。影院放映的日收入不足千元，但是音樂餐吧日收入在5000元以上，假期時甚至高達萬元， 不但銷售精釀啤酒、小龍蝦，甚至還舉辦過「中環微醺龍蝦季」等活動。

昆明的羅經理說自己和綿陽這家影院老總還相熟，但他們的模式不可複製，「很多租商場空間的影城不允許做二房東轉租給其他生意，或變成其它形式運營。他們不但在較大體量的購物中心裡，而且把健身房和火鍋店就擱到影城易改造的區域。疫情期間，他們的非票收入已經遠遠大於電影票房收入。這就很尷尬了，你的名字叫電影院，但卻用非常高的成本投入到很低成本的事情上。」

據了解，投資一家影院，根據規模不同，成本從600萬到2000萬不等，而如果只做餐飲，可能幾十萬到一百萬就夠。

和全國其他經營性放映場所一樣，羅經理所在的影城也不得不減少大量員工。疫情前有40多人，現在白班晚班加起來一共15人，很多員工也兼做營銷宣傳。「現在片方的裸發現象越來越多，我們在營銷自家影城外，也要推廣最近上映影片，但這些很被動，效果肯定不如片方的宣傳。活動更不像以前那樣密集，原來至少還經常接一些路演。現在呢，還好你前陣子拉來幾部小眾文藝片的導演連線場。」

那是春節前後，我和朋友聯絡了《冰上時刻》、《東北虎》、《隱入塵煙》等小成本電影的放映和導演映后交流，以騰訊會議室連線的方式。

有工會的企事業單位員工可以享受單位提供的看電影的福利，但照羅經理的親身經驗，「單位包場現在很尷尬，影院復工后能安排75%的上座率，但超過50人可能就算聚集。再說，現在也沒啥片子可看。」

跟隨著周邊游而滋長起來的露營風，有些影院通過小程序售賣起帳篷、摺疊椅和野餐墊。這些賣品，也能算電影相關周邊，是在營業執照允許範圍內。但跟網店和戶外用品賣場相比，毫無優勢可言。

「影院的屬性決定了自己的客群，非票收益始終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說哪個片子有華為贊助，就適合在大廳里賣華為手機。」羅經理繼續說著。

在此之前，很多影城倒是接過求婚、婚慶、生日會和公司會議等活動，這些也在營業範圍之內。比如男方向女方求婚，一兩千塊包個場，確實比在高級酒店和餐廳便宜。「經常的情形是這樣，裡面坐著的可能是男方的家人朋友，故意讓情侶遲到，看不見後面坐著的熟人。電影放映中，做個切換，一段兩人的視頻突然出現在大銀幕，給到女方驚喜。」

而現在越來越多出現在大眾視野的影院劇本殺，絕大多數是在打的擦邊球，並不能算作電影衍生品來進行正規運作。有些劇本殺可能和電影名字很相似甚至相同，但內容毫無關係。和音樂演出一樣，劇本殺也該歸口各地方文旅局管理。那麼像圓通影城的影院劇《夾生》那樣，做個營業範圍的增項不就可以嗎？

羅經理說，「是可以。但劇本殺和舞台劇，即便一天一場，能保證幾天的上座率？而且很多時候，為了劇本殺和演出質量，還得對影廳投入資金改造，電影可能就不能正常放映。這些節目，大多安排在晚上時間段，那麼影廳的白天就被浪費了。」

歸根到底，只要放映業務的主體出問題，其他衍生品都站不住腳。

從文德斯到歐冠，誰能在影院常態化？

好消息是，5月底開始，全國營業電影院的數量已經連續多日超過8000家，營業率也維持在70%左右。根據燈塔專業版影院營業地圖，僅剩北京上海兩個大票倉城市未恢復。而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線城市票房產出也首次低於四線城市，到了2021年兩者差距又進一步拉大。也就是說，影市有可能率先在二三四線城市回暖起來。

不過，相比疫情前全國的一萬多家影院，目前近2000家影院的消失或「將要消失」，絕對算是損失慘重。而且被疫情反覆按在地上摩擦過幾次之後，市場的信心恢復也是影院不得不考慮的問題。2020年，影院經過長達180天的關閉之後重新開業，首先迎來了一輪經典大片復映，然後是一些中小體量的影片跟上，最後由《八佰》破了30億票房。

「但2022年要再來一輪的話，觀眾還會買賬嗎？就算經典老片不停重映，票房體量大家也都看得見，如果賣得太糟，對新片上映就更沒信心了。」羅經理不指望再來一波這樣的重映能帶來實質改變，最多寄希望於經典影片能延續人們的觀影習慣。

5月底，昆明百老匯和百美匯兩家影城還舉辦著「維姆·文德斯作品回顧展」。這一由深圳百老匯電影中心策劃主辦、數夢DDDream聯合主辦的大師展，從3月底的杭州開始，目前來到昆明和武漢兩站。經屬地宣傳部門選定的8部影片，每部放映2場。雖然印象中的城市消費體量，遠不能跟杭州相比，但剛開票一小時，《德州巴黎》和《柏林蒼穹下》兩部文德斯最富盛名的經典作品，就立即售罄。讓昆明當地影迷也驚訝於這座二線城市的文藝消費熱情。

對此現象，我繼續向百老匯影城的羅經理問道，「有沒有可能幹脆讓影展常態化？消失的觀眾就讓他去吧，以後的電影院死死拽住影迷群體？」

沒有多想，羅經理立即給出否定答案：「影展我們每年都堅持做，確實也考慮過是否可以月月有影展。但這隻能讓真正的影迷更有黏性，從盈虧平衡上，收益遠低於正常商業檔期影片。影展熱門片迅速售罄，再多給它排一兩場呢？還會有這麼多人搶票嗎？影展時間範圍很短，一部影片也就放兩場。在正常營業情況下，假設一天可以排40場，一個月就是1200場，一個影展就算10部片，放20場，場次佔比的差距就很大，再加上影展也有各種成本，不能指望常態化。」

5月28日晚，文德斯回顧展昆明站放映了一場其早期作品《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隨後，幾位同兼影迷球迷身份的年輕人接著去踢夜場，休息一會兒再去摩登天空昆明店（Modernskylab），在現場搖滾演出中，等候次日凌晨三點愛奇藝平台轉播的歐冠決賽。

這場演出+球賽的活動，由在昆明有著深厚基礎的皇家馬德里球迷協會統籌和召集，球迷會負責人不是沒考慮過到影院觀看，「但總覺得影院不夠High不能擺台，酒吧又有到點宵禁的要求，於是才選擇到Livehouse看賽事。」

對球迷數量龐大的皇馬幫，這一選擇是正確的值得的——那一晚，1：0，他們的球隊贏了利物浦，拿下了歐冠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