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文 | 桃加

即便《東方快車謀殺案》擁有著極其耀眼的演員名單——它從不吝嗇承認“大片”的市場定位,但精緻的舞台式設計和群像式的人物描繪,預示著這部電影將會給觀眾帶來一種和當下院線環境中不甚相同的觀影體驗。

從赫爾克里·波洛走進那列東方快車,布置在站台滑軌上的鏡頭跟隨他走過一節一節的車廂,和身材曼妙的金髮少婦客套周旋、和好像藏著秘密的古董商人打上照面之後,一種戲劇化影像便就此顯現了出來。而對那個年代的精準復刻和高飽和度的色彩,像一隻從銀幕中伸出的手,將觀眾帶入了故事發生的那個年代之中。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這部新作在劇情和走向上,較1974年西德尼·呂美特的那版《東方快車謀殺案》來說並沒有做大的變動,都是對原著小說文本中情節在光影上的復刻。

由於原作中大量的一一詢問情節和多處重複的人物聚合場景,加之銀幕展示中(尤其是開場)喜劇表現手法與社會問題正劇的糅合,讓我們感受到這樣一種“一定是有座綺麗的夢幻宮,或者一處優美的原風光,已然展現在劇院場景中了”類似的觸感。

這是在電影被創造之初,梅里愛對自己童年時期的追憶。而這樣的描述也同樣適用於這部即將上映的《東方快車謀殺案》。這得益於導演的身份,莎翁戲劇大師肯尼思·布拉納,對於極富戲劇化的場景設計信手拈來一直都是他的拿手好戲。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導演肯尼思·布拉納

馬丁·斯科塞斯曾說,作為一個電影創作者,我認為今天有關電影的一切,都是源自喬治·梅里愛。

經典故事和封閉的運鏡空間彷彿把我們帶至舞台,舞台劇與電影的融合必然考驗創作者的功力。戲劇通過舞台調度和台詞情感抒發,令戲劇本身衝破舞台的局限,賦予人物性格以重要的意義。《藩籬》依據舞台戲劇改編,改編成品依然保持了密集台詞和強烈情緒渲染手法,而恰恰是它舞台感的魅力與電影交融,展現出來矛盾式的美麗,令人難以從故事裡走出來。

而尤其是從莎翁戲劇舞台走出來的肯尼思·布拉納,令這部有著略帶誇張的人物形象和肢體動作,加強的對白停頓和抑揚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依稀可見古典戲劇氣息。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朱迪·丹奇和奧利維亞·科爾曼

因此,即使“話劇感濃烈”有時成為觀眾爭相詬病的原因,卻不得不承認影視藝術與舞台密不可分,脫胎於莎翁戲劇舞台的創作風格模式甚至令觀者在思緒之間體味到電影為何成為藝術。

當然,回歸純粹的影像質地也額外表現在《東方快車謀殺案》選擇65毫米膠片拍攝,由銀鹽化合反應帶來的顆粒感和電腦特技所造就的精確感在銀幕之中區別開來。電影具有對人物表現張力和色彩、光線、火車煙霧、雪的捕捉能力,這種能力在“大片”越發依賴方便技術的今天逐漸被遺忘,而在新世紀的翻拍中被重新撿拾了起來。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黛西·雷德利飾演家庭教師瑪麗·德本漢

由於原著的創作立場,《東方快車謀殺案》並不著眼於“破案”的過程。在“破案”的外殼下,隱藏的是作者之於人性的探索與琢磨。在這個角度上來說,《東方快車謀殺案》完成了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以“人”作為世界的主體和中心,來挖掘“人”的動機,從動機中再去窺探人性,這是導演在這部新作中的著力之處。

畢竟這是一部翻拍之作,在這部新作之前還有74年的前作,而在前作之前還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文本,對於結局,我想很多看了前作和小說的觀眾是不關心的,所以這部新作的重點還是要落在導演對這個故事中人物的重新解讀上:

這也是導演為什麼要用那麼多重磅卡司的原因,和原作相比,這部新作在群像的描寫上可能會更勝一籌。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這個故事開始於波洛偵探走過每一位落座在餐車車廂的乘客,與他們禮貌招呼,結束於破案後走出車廂,與每一位乘客對視。這即形成了閉合的敘事迴環,在這樣的表現中,更延續了電影之於原作的探討。

借用梅爾維爾的《紅圈》來說,佛祖達摩用紅粉筆畫了個圈,然後說道:當人們就算不相識,在某一天偶然相遇,無論是什麼時候,無論他們的道路如何不同,在那一天,都會不可避免地聚在那一個紅色的圓圈裡。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1974年版《東方快車謀殺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讀者遍布世界,《東方快車謀殺案》應當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而偵探類型電影之所以能夠在電影藝術的河流中受到各個時期、階層的欣賞,究其根本在於此類電影在劇情與視覺之上尋找到了舒適區。

編劇的全部構思幾乎被集中在如何在固定模式中通過劇情與細節創新,從而使“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觀眾隨著敘事視角的的發展進程心中進行自我解釋與矛盾,最後獲得揭開真相的快感。

《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結局揭曉作案方式(大概已經有很大一部分的讀者已經知道結局),當波洛偵探一步一步從雪地里走向面對他坐成一列的眾人,個體上升至群像,從某種程度上,隱約表現出一種揭露人性普遍劣根的潛意識。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肯尼思·布拉納飾演赫爾克里·波洛

經典的懸疑結構區別於愛倫·坡和柯南·道爾(甚至區別於我從小看到大的、更熟悉的《名偵探柯南》系列),《東方列車謀殺案》試圖把情緒的一時失控替換為理性思考之後的精細規劃,並願意決絕地承擔某種責任

如果說阿加莎·克里斯蒂與浩瀚文學世界中其他的大家有所不同,那麼一定在於她所創作的一批具有“獨立精神”的罪犯——他們擁有相當高的思考能力、作案技巧和幾乎難以被發覺的表演能力。

隨著真相的抽絲剝繭,波洛偵探終於了解了前因後果,這個因果即成為了一向維持“公正”的波洛偵探開始試圖轉變的原因。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他在電影中向著眾人剖白,從這個事件之後,我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人性善惡的辨別方式。非常有意思的是,波洛偵探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偵探”,他的破案手法並不基於對證據的分析。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波洛偵探對於人物身份揣測、細節把握和表情聯想的把握能力顯而易見,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波洛更是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

罪犯因為某種“超越”的理由而選擇犯罪,他們的“自我”和“本我”在這個選擇之上高度融合。

《東方快車謀殺案》:年度最華麗陣容,就在這樁驚天奇案中登場

實際上,這一種必然的走向象徵著創作者對深層犯罪動機的符號化處理。這種“超越”,在脫離了謀財或情傷之後,即指來源於人性深處的罪惡。波洛也說,希望你們做完這件事,以後能夠學會好好生活。

您可能也會喜歡…

發表迴響